《静静的顿河》的成功折服了无数读者，并多少使他们淡忘了肖洛霍夫在文学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不光彩的言行。如在1958年，当苏联作家协会作出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决定时，肖洛霍夫随即就此发表谈话，断言《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并强调把作者开除出作家协会是为了"激发他的天良"。1966年2月，俄联邦最高法院在莫斯科公审把作品寄往国外发表的作家安·西尼亚夫斯基和尤·达尼埃尔，后分别判处其七年和五年徒刑。紧接着，在3月底4月初召开的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肖洛霍夫就谴责这两位作家"诬蔑自己的母亲"，并指责为他们辩护的人。自1937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成员、苏联科学院院士并被授予"团政委军衔"后，肖洛霍夫更成了苏联官方政策的吹鼓手，直到他去世。1948年，那个曾大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的日丹诺夫去世时，肖洛霍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悼念文章《我们的哀坳是悲壮的》。正是由于这一切，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家才说肖洛霍夫"时而有无赖的表现，并毫无理由地攻击其他作家"（弗·阿格诺索夫语）。毋庸讳言，肖洛霍夫的人格，当然无法同高尔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20世纪俄罗斯一系列伟大作家相比。然而，人无完人，肖洛霍夫毕竟为俄罗斯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毕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过影响。中国现当代作家对肖洛霍夫的理解和接受，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往往只是偏重于某一方面，因而在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接受"的格局，但毕竟还是把握到了肖洛霍夫艺术创作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肖洛霍夫只是以自己的艺术活动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而他的政治活动却未对这一进程发生任何影响。中国文学界是愿意并且已经是这样来看待肖洛霍夫的。
4.激情回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的接受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出现的一部小说--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在20世纪的中国曾激起了奇特的回响。伴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和我国读者接受视野的转换，这一反响在不同的时代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我们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有关这部作品的争议似乎才刚刚告一段落，但显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平息下去了。这一文学接受现象不仅又一次体现了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而且映照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一个侧影。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钢铁》一书最早被译介到我国来是在1937年。这一年5月，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汉译本。译者是段洛夫、陈非瑛。由于印数不多，这个译本流传的范围极为有限，坊间也早已难寻。与这个译本的流传情况相似的，是1943年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弥沙翻译的《钢铁》（上卷）。
一度流传较广的《钢铁》汉译本是1942年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的译本。据这个译本的译者梅益先生1979年回忆，他是在1938年春从八路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同志手中接过这部作品的英文译本的（英译本为阿历斯·布朗所译，纽约国际出版社1937年出版）。梅先生说：当时刘"要我作为党交办的一项任务，把它译出来"。到1941年冬，梅益先生完成了这项任务，次年梅译本即与我国读者见面。这个译本出版后，1946～1949年间，旅大、冀鲁豫、太行、太岳、中原和山东等解放区书店曾先后翻印过。
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刘辽逸先生等根据《钢铁》俄文原本（1949年版本）对梅译本作了校订，并补译了英译者所删节的内容。校订本于1952年出第一版。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分别于1956，1961年翻印了这一译本。到1966年，这个译本共印刷25次，发行100多万册。
"文革"期间，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该系72级学员联合翻译了《钢铁》。这个译本于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读者所读到的第一个直接译自俄文的译本。
1979年，梅益先生又根据1957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普罗科菲耶娃的英译本对1952年汉译本作了修改。修改完毕后，梅益先生写道："这个译本不久又将和读者见面了，想到1938年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经过了41年之后仍有着现实的意义，这对译者来说，实在是非常快慰的事。"修改后的译本初版于1980年，至1995年共印32次，发行130多万册。
199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树南先生翻译的《钢铁》（全译本）。据有关专家考证，所谓"全译本"其实是将1989年俄文本《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里《钢铁》一书中以注释形式印出的、过去未发表的部分手稿译出，插人正文中而形成的。尽管如此，这个"全译本"的问世却带动了一股出版热潮。一时间，全国十几家出版社争相仿效，纷纷把各种重译本、"全译本"、再版本推向图书市场。
2000年2至3月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中国版20集电视连续剧《钢铁》。漓江出版社也迅速推出《钢铁》电视连续剧文学本，首版发行20万册。紧随其后，又有多家出版社再版、重印或组织新译《钢铁》一书，真的颇有点儿"大炼钢铁"的气氛。围绕着电视剧《钢铁》的播映，各地报纸、刊物、电台和电视台也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或组织专题讨论，或请有关专家走进直播室发表谈话。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在电视剧《钢铁》中扮演保尔等角色的几名乌克兰演员，还于2000年3月间到我国深圳一家书城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据说当时购书者排成了200多米的队伍。《钢铁》这部于30年代在苏联问世的小说，在20世纪末的中国似乎成了一本畅销书。
比出版界、影视界"大炼钢铁"所掀起的热浪来得更早的，是评论界自1998年起围绕《钢铁》而进行的讨论。当然前者无疑又给后者一种特别的推动力，并使得讨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起来。这其实是《钢铁》被译介到我国60年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因为在过去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学术界不仅从未就这部小说举行过任何讨论，而且对这部作品进行认真研究的文章也极为少见。检视一下1998年以前发表于国内各种报纸杂志上的有关《钢铁》和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章，不难发现它们所注意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的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表示由衷的赞美，论证这种精神曾怎样感染、教育了几代人，并呼吁后来者继续学习这一精神；二是高度评价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对他在双目失明的困难条件下终于完成这部小说表示无限钦佩，认为他和保尔一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即便是在进人历史新时期以后，我国评论界对俄罗斯一苏联文学进行几乎是全方位的再研究、再发现、再评价的学术潮流，也没有波及《钢铁》。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现的评论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文章不多，主要有：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谈保尔·柯察金的爱情观》（1984）；
《不灭的英灵，不朽的形象--纪念奥斯特洛夫斯基诞生80周年》（1984）；
《伙夫与小姐之间的爱情--评保尔与冬妮亚的爱情插曲》（1984）；
《艰难而又幸福的人生道路--保尔·柯察金英雄形象分析》（1985）；
《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艺术成就》（1989）；
《浅谈保尔与冬妮亚》（1992）。
这些文章中，除一篇论及作品的艺术成就外，其余均沿着赞颂保尔精神风貌的思路展开论证，而对于保尔从革命原则出发"坚决果断地结束了"与冬妮亚的爱情关系，则给以充分的肯定性评价。如有的文章认为："这两个少年的爱情一开始就有着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只不过当初"青春的友谊暂时掩盖了阶级的裂痕"；"与冬妮亚的决裂是保尔在斗争生活中所取得的新胜利"，而"小说中描写保尔与冬妮亚的爱情插曲是作者从另一侧面来描写保尔的成长过程"。这篇文章的观点，应当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保尔如此处理自己与冬妮亚的关系，似乎成了他的优秀品质的一种体现。如同过去几十年间的情况一样，没有任何人针对这类观点在报刊或其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不同意见。
直至1996年，才出现了解读《钢铁》的另一种观点，其切人口恰恰就是对保尔与冬妮亚的关系、各自性格和价值的独特理解。这就是刘小枫的文章《记恋冬妮亚》。
文章作者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多次阅读《钢铁》以及对两位主人公的认识变化的过程。作者初读这部小说时，曾为冬妮亚和保尔惋惜：要是冬妮亚与保尔一起献身革命，成为革命情侣，那该多好。后来，这种惋惜感渐渐淡薄了，作者开始懂得冬妮亚何以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在他看来，"冬妮亚是"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的，古典小说的世界为她提供了绚丽而又质朴的生活理想。她想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她的生命所系固然没有保尔的生命献身伟大，她只知道单纯的缝络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然而，"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目的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亚为此感到羞愧？
刘小枫写道：""史无前例"的事件以后，我没有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亚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
《记恋冬妮亚》的作者声明自己是以"文革"的经历和对那场大事的"私人了解"来读《钢铁》的，也即强调了他的文章是一种"个人接受"的产物。可是，正如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们曾论证过"个人接受"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社会接受"那样，刘小枫这篇文章的意义也越出了纯属"个人理解"的范畴，因为它在我国读书界率先亮出了对于《钢铁》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提供了关于该作品的两位主人公的另一种认识。如果说，前此对于《钢铁》的肯定性评价，是基于对保尔的鲜明阶级意识、坚强革命意志和英勇斗争精神（包括他对于个人问题的革命式处理）的赞同与认可之上的，是由于这部作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后曾经教育了许许多多的中国读者"，曾经鼓舞着他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战"；那么，刘小枫的文章则表明，这样一种存在已久的认识已经在"文革"时期还是少年的那一代人心中被置换了，而这种置换所由产生的条件和环境恰恰就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本身。那是一个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笑与泪、爱与恨、喜与悲、亲与仇统统被置换、被颠倒、被搅浑的年代，因此，在暴风骤雨终于过去之后，惨遭精神劫难的年轻一代，才把自身的痛切体验凝练为"我不相信"、"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样的诗行；我们才会读到同样属于这一代的一位作家在90年代初写下的这样一段话：
在我读小学中学的年代，正是社会大力提倡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怀着辉煌的理想崇拜英雄是那时少年青年的特征。……在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日子里，有一本书是在我的青春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的，那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曾经是一代青年人的楷模。……
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我们的思想会沿着保尔·柯察金的道路发展下去。然而"文革"曾经残酷地撕毁了以前所建立起来的全部光辉灿烂的理想，于是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痛苦深刻的极其复杂曲折的转变。
《记恋冬妮亚》其实是拥有相同体验的那一代人在"文革"结束以后20年历史--思想发展的新高度上回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作品《钢铁》的产物。它并非学院式地"重读经典"的结果，但它所发出的却是真诚的心声。
《记恋冬妮亚》一文拉开了中国读者重新思考、重新认识《钢铁》的序幕。不过，它仍然没有激起我国读书界、评论界对于《钢铁》的广泛讨论。自1998年开始的讨论，首先是在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两位专家之间展开的，起因是要不要把《钢铁》收入新编的高校俄语语言文学教材《俄罗斯文学选读》中。这年4月出版的《俄罗斯文艺》第2期，辟出了一个专栏："关于《钢铁》的讨论"。在此，任光宣、余一中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文章《重读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其中，任光宣的文章经由分析保尔的形象，确认"这个形象的艺术魅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他的精神具有一种永存的价值"。余一中的文章则从作品所描写的时代及其真实性、保尔的形象、作者与《钢铁》的成书过程、读者对《钢铁》的接受等角度考察了这部作品，认为保尔"只是50年代苏联官方文学理论的一种演绎"，小说所表现的是"怎样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斯大林路线的拥护者和"材料"的过程"，因此《钢铁》"不是一本好书"。两篇文章的意见可谓针锋相对。
随后出现的两个现象，可以说是上述讨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现象之一是，1998年9月出版的、作为国内高校外语专业外国文学选读教材之一的《俄罗斯文学选集》，没有收入《钢铁》这一作品。不知这是否意味着，那个成为引发这一讨论的最初起因的问题，在经过讨论之后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至少，广大读者和学生可以这样来理解。现象之二是，1998年夏秋两季，在《中华读书报》、《文论报》等报刊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围绕着《钢铁》以及任、余两位先生文章中的观点展开了进一步讨论。7月下旬，大连广播电台文艺台"滨城时空"节目还邀请辽宁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师杜林走进直播室，介绍了《钢铁》一书的内容和上述讨论中出现的基本观点，并接听和回答了听众的热线电话。1999年第1期《俄罗斯文艺》在"关于《钢铁》的讨论"专栏中报道了这则消息，同时刊出杜林根据自己的广播谈话而整理出来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