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秋季开始，国内各地多种报刊上就不断出现关于一部由中国人和乌克兰人合作的电视连续剧已开拍的报道。2000年初，传说中的电视剧本的作者之一梁晓声写的《重塑保尔·柯察金》一书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同年2～3月间，新编电视剧《钢铁》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紧接着，各地报刊关于《钢铁》的宣传报道就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中有关于电视连续剧创作、摄制情况的介绍，有编者、演员（乌克兰）、新老译者、出版者、发行者发表的谈话，有对于小说或电视剧《钢铁》的评论，等等。诸如《大炼＜钢铁＞》、《国产＜钢铁＞炼得精》、《中国大炼＜钢铁＞，苏联英雄回归》这类文章频频出现在大小不同的报纸上。
由电视剧《钢铁》播放所带动的"《钢铁》热"再次激起关于这部作品的讨论。4月间，有人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钢铁》的价值无可置疑，并且断言对保尔所处的那一历史时代进行质疑、反思或批判，就是"割断和歪曲那一段历史"。而同一个月出版的《当代外国文学》第2期，则发表了余一中的又一篇文章《"大炼＜钢铁＞"炼出的废品--评＜钢铁＞电视连续剧文学本》。该文首先列举了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钢铁》电视剧文学本中出现的大量修辞与语法错误、地名与人名错误、体例错误、翻译错误，指出了充斥全书的一系列有关俄罗斯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错误信息，认为它是"一部没有达到出版水平的书"；随后，文章又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再分析，发现电视剧中的保尔是"一个由"三突出"原则制造出来的假保尔"。文章还由这部电视剧的出台而论及文艺创作的目的、动因、境界等问题。5月24日，余一中的另一篇文章《炼出的一炉"废钢"》由《新闻出版报》在"曝光台"栏目发表。6月26日，同一报纸又刊出"钟宜渔"的文章：《由批评编校差错所引发的论争--兼议余一中先生有关＜钢铁＞的评论》。此文认为，余一中对《钢铁》的一系列评论，"已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是在借题发挥，肆意攻击"--"这种批评的用心就值得怀疑，而且这样的批评也远远地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这家报纸还同时发表了"编者按"，指出了"余一中先生"和"钟宜渔同志"之间的论争的"政治性、重要性"。
2000年秋，《俄罗斯文艺》杂志第3期又在"对话与争鸣：关于《钢铁》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一组文章，继续就这部作品展开讨论。其中，吴俊忠的《我们是否还需要"保尔精神"》一文认为，"在当今中国弘扬"保尔精神"无论从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文化视野来看，都是十分必要的"；"今天，人们重塑保尔、呼唤"保尔精神"则是更成熟、更自觉、更理性的自主行为。"杜致万（朱宪生）的文章《网上对话录--关于保尔与比尔·盖茨》，以别具一格的形式，在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老学究和马列老太等人之间的对话中，传达出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人们对于同一部作品、同一个文学人物必然会有不同理解的意见，文章的形式本身也象征性地说明各种不同认识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对话"的方式相互交流，彼此共存。余一中在他的题为《再谈＜钢铁＞是一本好书吗？》的文章中，再次就"斯大林时代"，30年代苏联文学、"保尔精神"、作品的艺术性以及它在中国所造成的实际影响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董健的文章《"保尔热"下冷思考》（以及他发表于另一期刊上的《保尔复出与历史反思》一文），则紧密联系自己在50年代的阅读体验和20世纪的历史经验，深刻剖析了"保尔精神"的实质及其与时代的联系，表明当年曾被《钢铁》深深感动过的一代读者，今天怎样在理性的反思中获得了对于这部作品及其所产生的时代的新认识。在如何看待《钢铁》一书以及保尔这个人物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如何看待"保尔精神"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董健的文章应当说是作出了观点鲜明而令人信服的回答。
上述一组文章发表以后，关于《钢铁》的讨论可以说是暂告一段落了。当然，《俄罗斯文艺》一刊的讨论专栏还将继续办下去，国内其他报刊也还会刊出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但是，有关《钢铁》的主要意见显然已经公之于世，往后人们新发表的见解也将大致沿着已出现的两种不同意见的基本思路延伸。对此，人们将拭目以待。现在，不妨对近几年来的讨论做一番思考，看看其症结何在，而不同观点的碰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是在何种历史一文化一心理背景下出现的。
总起来看，有关《钢铁》的讨论，乃至电视剧《钢铁》的拍摄、播放以及随之而起的出版热，都可以说是20世纪末国人（除了少数抱有某种功利目的人之外）经由《钢铁》这部作品对世纪中叶历史的一种反顾，对那个已然逝去的，曾经和他们的青春、理想、信念、激情与追求紧密相连的"火红的年代"的一种回望。这也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卷人"《钢铁》现象"的人们，一般都出生于20世纪30～50年代。
尽管反顾者、回望者生活于同一历史时空，他们却拥有不同的记忆储备、情感历程、知识结构、文化眼光和思想水准，这种主观条件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不仅是对于《钢铁》、而且对于许多文学作品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由于《钢铁》这部小说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主要是20至30年代的苏联社会生活，它曾在50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大力推崇和广泛欢迎，它在中国的读者又是以30至50年代出生的人为主的，它在当时也确实感动过这些中国读者，因此，在历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之后，人们对那个过去时代的再思考，就不能不和完全属于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钢铁》联系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钢铁》及其主人公保尔已成为苏联20世纪30年代时代精神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而中国读者目前对《钢铁》的再评价，则不仅关涉对于30年代苏联历史的再评价，而且紧密联系着对于自己初读《钢铁》并深受感动的那个时代本身的沉思。无怪乎1998年以来在我国读书界所展开的讨论，无可回避地集中到两个问题上：其一，对于苏联30年代、"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其二，对于这个时代的典型--保尔之精神的论争。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说都扣紧了评说者自身的阅读经验。
英美"新批评派"诸子所强调的文学的"内部研究"，如果面对《钢铁》这部作品，可能会遇到严峻的挑战。在这里，人们（无论持何种意见）首先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钢铁》产生的外部条件，即30年代的苏联现实环境。关于这个时代，历来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近几年国内的讨论中，有人依旧肯定：在那个时代，"苏联人怀着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期望和憧憬掀起了大规模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那是充满激情的火红的年代。"有人继续对斯大林时代予以好评，坚持相信"斯大林使苏联在三个五年计划内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消灭了法西斯"的说法。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认为对斯大林时代进行反思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割裂和歪曲"历史，并强调"轮不到任何人对伟人的背影指指点点"。这是第一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苏联的20世纪30年代或斯大林时代，远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而是"一个进步与倒退并存、文明与愚昧相间、民主与专制较量、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与《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形形色色的假共产主义思想交织的极其复杂矛盾的时代。"有的论者不局限于对30年代本身的界定，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评说70余年的苏联历史，指出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刚刚发生时，就看到了"具有"俄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负面或曰阴暗面。正是这些负面或阴暗面被斯大林发展与强化了，才使革命走向反面。……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到了90年代，一夜之间就顷刻垮台了"。"不是外敌，不是天灾，而是高尔基早就洞察到的那些阴暗面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得到了恶性膨胀，长成了一种背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的新蒙昧主义与新专制主义的肿瘤，才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垮台这样的历史大曲折。"
以如此截然不同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历史，得出如此鲜明对立的结论，当然就不可能对一部产生于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背景下、肯定并讴歌那个时代、弘扬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的文学作品，作出任何彼此一致或者是大同小异的评价。20世纪才刚刚过去，人们对这一百年中所出现的所有现象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再认识、再思考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30年代的苏联历史或所谓"斯大林时代"，当然也不例外。对于作品《钢铁》的评价，也同样可以多种不同意见共存。只是我们在对30年代的苏联进行再认识、再思考时，也许应当想一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苏联搞了几十年，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想一想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摆脱苏联模式之后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进展。至于有人提出反思历史、对过去的时代予以重新评价就是歪曲历史，不允许对斯大林这样的"伟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批评，那恐怕也过于武断了。无论如何，坚持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好模式，并且容不得别人的怀疑与否定，这样的认识必然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或许真的有歪曲历史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