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只是一个假设，不是对现实经验的全部总结，它只是特定理论推演的逻辑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它只能针对特定的问题（即个体经济人特征所造成的问题），进行特定的理论分析，最终得出特定的结论，并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小政府理论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前提的。这一假设便规定了小政府理论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缩小政府官僚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如何缩小政府官员得以预算膨胀的领域；因此，进行以压缩福利项目为目的的公共政策改革，放松管制，便成了小政府理论必然的政策选择。”经济人“假设只能解决由经济理性人特征引发出来的一些问题；但它解决不了由非经济人特征引发的问题。由经济人特征所引发的问题，也不是由”经济人“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能完全解决的。譬如治愈一病症，有了按”经济人“特征开出的药方，不一定能完全治愈病症，但没有按经济理性人开出的药方，是绝对治愈不好的。经济人特征是人性的基础，按”经济人“特征开出的药方是治愈相关病症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经济人“假设有其他人性假设不能替代的功能，这就是小政府理论中”经济人“假设及其政策选择的价值。
但仅仅有”经济人“假设是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呢？是否有了”小政府理论“中的”经济假设“及其制度设计就能解决美国政府80年代以来面临的困境呢？回答是否定的。
人性是多层面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多层面的。
依某一人性侧面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与制度设计，也只能解决某一层面的问题，也只能把某一层面的问题解决到一定的程度。按”经济人“假设而做出的制度设计也有强弩之末的功能临界点。就美国行政改革而言，政府预算膨胀、政府绩效低下，这使得对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有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因此，按”经济人“假设做出的政策选择与制度设计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的选择。把政府原先承担的若干职能，交给市场，交给社会，交给个人，尽可能在人力、职能、预算等方面缩小政府规模。但总有一些职能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而且，美国公民继续要求美国政府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提供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官僚仅仅是”经济人“特征的体现者，那是无法满足社会对政府的这种需求的。再继续以”经济人“假设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只能是缘木求鱼了。于是”非经济人“假设（政府官僚的”企业家“人格假定与”公共人假设“）便理所当然地提出来。
政府官僚的”企业家“人格假定首先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然后才是重塑政府改革实践的制度设计依据080年代以来，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州与地方政府）的许多公共管理者，在财政萎缩而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有增无减的形势下，发扬”企业家“般的创造精神，充分利用社会已有的资源，进行政府功能输出市场化的大胆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美国政府公共管理者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或是来自对80年代私营部门创新精神的一种效仿（特别是，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管理者之间的交流和互换，加剧了创新精神的传播和效仿），或是来自政府长期演化而形成的集体目标、集体利益、创造精神、改革文化、成就取向等公共价值的塑造。这种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组织文化以非正式的规范形态而存在，它可以弱化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的体现程度，改变其”经济人“的体现方式。从而使政府官员经济理性算计驱动的行为让位于文化规范驱动的行为。于是，部分政府官员追求的集体目标代替了个体目标，规范驱动代替了自利驱动。部分政府官员充分运用企业家般的创造精神进行行政改革的实践，是政府官员企业家人格假定的现实基础。
正是立足于企业家的人格假定，重塑政府理论才倡导政府官员像私营部门的企业家一样，充分挖掘自身的创造性，大胆地进行政府输出方式的创新。大胆地赋予行政官员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以及在多变的环境下权变决策的权力。大胆地鼓励推广”公私合作“，”公私竞争“，鼓励利用社会的力量，利用市场的力量提高政府输出的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重塑政府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担当改革先锋作用的组织都是在一定的价值之下进行的。如”企业化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等。以这些价值做指导的公共官员个体在开初可能很少，开初可能是在某种压力（如财政压力）下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探索的结果。但这一小批先行者毕竟是适应新环境要求的价值载体。随着类似现象的增多，先进的价值会渐成气候，并将最终塑造出一种政府官员行为的新模式，这种新的行为模式就是重塑政府理论所追求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既然行政官员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充分运用企业家的创造精神，探索新的政府治理模式，那么，放松对行政组织的”过度规制“便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小政府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是推不出放松规制的制度设计的，它只能推出加强对行政官僚规制的制度设计。从小政府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则把美国政府绩效低下的原因归结到行政官僚的”自利“、”自私“行为上；从放松规制理论的”公共人“人性假设出发，则把美国政府绩效低下的原因归结到外部制约主体对行政的”过度规制“上；从小政府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必然得出尽量让行政官僚少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结论，必然得出政治家强化对行政官员控制的结论；从放松规制制度理论的”公共人“假设出发，必然得出放松立法机构、总统对行政过度控制的结论，必然得出外部控制与内部自主须寻求适当平衡的结论。
一定的人性假设总是与一定的理论逻辑与政策设计相联系。其内部的逻辑关系是：人性假设——理论逻辑——制度设计（政策选择）。
第三，特定的人性假设最终的落脚点还是特定的制度设计（政策选择）。
人性假设是不同制度。设计的分叉点，它规定着制度设计的不同方向。不同的人性假设有不同的制度设计方向，不同方向的制度设计主要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对官僚的”经济人“假设，是做不出放松规制的制度选择的：行政官僚本来就自私，再放松规制不等于纵虎归山吗？！对官僚的企业家人格假定是不会做出压缩政府职能的政策选择的，既然行政官僚那么富有企业家的创造精神，为什么不让政府多承担些职能呢？！人性假设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其主要目的是为特定的制度设计提供逻辑前提。
在行政学说发展史上，许多行政学家正是从不同的人性假设出发建立了不同的学派，而不同的学派强调不同的实践取向。
人际关系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约（1880-1949）反对”经济人“假设，提出”社会人“假设，’是服务于其不同于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人际关系学说。梅约通过霍桑实验验证了自己的人性假设，并从该人性假设出发，认为企业职工经济方面的动机微不足道，社会方面的动机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