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以一种宽泛的理解来阐释“故事”的含义，譬如说，“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叙述”（英国文学评论家爱·摩·福斯特对于“故事”所下的“定义”），那小说就是“故事”或“故事”的变异与深化。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每一个战役、每一次战斗，都是一些完整而富有逻辑性的“故事”——就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事实而言，长征被索尔兹伯里称为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四渡赤水”是长征途中的一个惊险而神奇的“故事”，西路军蒙难是一个残酷而壮烈的“故事”，保卫延安是一个勇敢而充满谋略的“故事”，辽沈战役是一个壮阔而富有“智斗”精神的“故事”。当然，战役之中的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也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从中国当代小说（乃至世界小说之林中的众多佳作）的创作状况来看，小说界之所以特别青睐战争题材，除了战争本身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的原因之外，战争的本身过程就是“故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因。诚然，这是一种不无偏颇的叙事美学分析，但其中也可以感悟到，假如我们把小说理解为特定意义上的“故事”，那也就显出了战争生活与小说创造之间所存在着的某种天然的、叙事情节结构上的亲近性。也就是说，战争生活所拥有的那种强烈故事特点，造就了战争小说于叙事意义上的优越性。甚至是，只要作家富有秩序地“记录”了某一战争过程的真实面貌（即“接近”战争生活的原生面貌），也就具备了小说的初级状态（即小说的“故事”），以至于可能对一般读者发生某种吸引力了。不过，在这里必须郑重地说明，小说可以是“故事”，但“故事”不尽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一切有关战争生活的“故事”，只为战争小说的创造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前提，对于小说作品来说，它只为文本提供了一种框架，或一种寓意构造的可能性。但无论怎样说，战争的“故事”或战争生活过程中各式各样的“故事”，其审美价值的潜在性是博大的，甚至是无限的——每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都可能成为一种人类生活的缩影，或一种人的存在景况的象征，或一种人类前途的隐喻……显而易见，“故事”的寓意必然是丰富多彩的，也必然是拥有各式各样的传达侧面与思情层面，而这些可与被称为小说表现蕴藉的审美内含交织在一起，也就造就了作品的价值及意义。当然，这需要战争小说创造者的开掘与发现，需要一种俯视历史与现实的博大胸怀，一种充满激情的悟性，一种冷静的由此及彼的把握与发挥——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之于作家的审美创造性，无疑是一种最严峻的挑战，或一种最直接的考验。
现代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是难以“假设”的：谁也无法确定它的复杂性及可能性，更难以推断它应该是这样或应该是那样。但一般说来，寓意的构造大致由两个基本层面合成：即表面的直接寓意（或描写的表层意义）与深层的非直接寓意（或表现为延伸意义与超越性意义）。很明显，后者的寓意层面决定着一部战争小说的价值走向——凡卓越的战争小说，都把这种深层的非直接性寓意，视作小说创造的终极性审美目标。当然，对于以叙事为主要艺术特征的小说来说，寓意构造中的深层目标绝不是悬在空中的“海市蜃楼”，它是被包含或被体现在小说的表层描写及其直接寓意之中的。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玄奥的哲学诉说，那是因为小说是“故事”，是浸润着作家的生命体验的形象建筑，是生动而引人入胜的艺术描写的缘故。
所谓“表层的直接寓意”，那是造就作品基础价值的一个构造层面。譬如《保卫延安》的全部“故事”或整体描写，相当生动地展示了“延安保卫战”的过程，并以形象的方式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人民军队的不可战胜。这就是作品的直接寓意，也可以称之为“中心思想”或教科书意义上的所谓“主调”。显然，这一层面的“寓意”或“意义”，具有直接的“寓教”色彩，那么，如《保卫延安》这样的战争小说，是否还拥有深层的寓意呢？或许有，或许没有，或许有但很淡，这不是眼下可以阐释清楚的，但类似于《保卫延安》这样的战争小说，无疑在当代战争小说之林中占据着相当可观的比例。我们再来考察另一寓意构造类型的小说，譬如《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小说同样拥有自己的“表层的直接寓意”，那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与此相关的爱国主义品格与英雄主义精神，而小说于特定时代环境中的“轰动一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了这种“寓意”或“意义”的强烈存在——就此而言，《高山下的花环》与《保卫延安》一类的小说，存在着某种不约而同的相近性。但明显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寓意构造要更为复杂丰富一些，它还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直接的寓意层面上，因为其中还携带着某些比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更为深刻的思考（譬如人情人性与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等）。
我们已经充分肯定了“表层的直接寓意”的审美价值工程。但这种肯定自然不能代替与此相关的某些重要课题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战争小说创造中的功利主义问题（民族功利主义或革命功利主义）。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与“功利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小说的恩情构造中所体现的那种“直接寓意”层面。大凡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基本上都体现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如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或对抗，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也没有完全过时——这种战争的“现实”一旦进入小说创造的程序，也就产生了作家对于战争的最直接的理解与判断，而这种理解与判断的倾向性，总是拥有某种功利主义的色彩，且不说那些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战争小说，就是那些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以战争作为传达背景的小说之中，同样也存在着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意识，因为这一类小说也暗示着一种与战争或与人类存在景况相关的寓意指向，譬如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的“荒诞”叙事中，表层寓意的功利主义倾向虽然被淡化了，但在非直接性的深层寓意中，依然透露着一种与生存现实密切相关的目的性（倘若小说的寓意处在“不为什么”的无功利状态，那小说也就不必存在了）。所以我们不必忌讳战争小说中的功利主义问题，这里的关键仅仅在于：我们应该操持怎样的功利主义？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之于表层寓意与深层寓意的差别是什么？战争的过程，总是逃脱不了人性与阶级性、世界性与国家性、人类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或规范，而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及描写所导致的表现，也只能置于这样的统一或规范之中——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战争小说不能仅仅滞留在阶级性、国家性或民族性这样的寓意层面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一层面的直接功利主义描写。作为一部卓越的战争小说，艺术地传达被阶级性、国家性或民族性所掩盖下的那种更深层的恩情寓意，那种更富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价值，那种更可能被不同的阅读群体所接受的、关系到整个人类存在景况的精神启示，便是现代战争小说的美学目标了，也是这一小说家族于深层寓意构造方面的博大功利主义了。
战争是一座大舞台。作家面对或深入这座舞台时，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感触与体验，其中有近距离的、有远距离的，也有置身其内而亲历战争滋味的。但无论怎样说，战争不仅仅是炮火纷飞、硝烟弥漫，也不仅仅是尸陈遍野、血流成河……战争是一出真正意义上的“杂剧”，台前是厮杀、搏斗、流血与死亡，台后则是政治、经济、“国家利益”、“民族责任”，以及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但小说作家所看到或体验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而是那些渗透或潜隐在台前或台后诸种奇异形态中的人的精神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思情趋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更深层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文化缘由。战争中虽然充满了种种变幻莫测的偶然因素，但归根结底，战争中的一切都可以找到解释的深层原因。譬如，人类为什么要进行不息的战争？战争为什么是政治的继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战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怎样？人道主义在战争中的地位如何？为什么征服战争的发动者最终总是把自己的民族推向毁灭的深渊？……当然，战争小说作家的职责主要不在于哲学地回答问题，而在于艺术形象的建筑，在于机智的审美怀疑及不遗余力的人性追踪。其实，战争不仅仅是战争，或战争小说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小说的观念，已经被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家所接受——这对于那种为战争而战争的创作倾向，那种把小说当作图解工具的做法，或者视创作为历史复述手段的非审美理解，自然是一种深刻的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