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周梅森的战争小说中，时有战争是“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的说法，其实，这是作家对于战争生活的一种理解。周梅森与莫言一类的作家一样：写战争并不仅仅在于战争过程本身的描写，而是更多地注视与沉思着人在战争中的“存在状态”。这种标志着艺术反省趋向的创作景况，不仅在描写抗战或内战的小说中有所体现，同样也渗透在某些以中越边境战争为背景或直接对象的小说中。但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区别：具体战争的性质与作家对于战争所体现的深层意蕴的探究，以及战争的功利主义（民族的或革命的）与战争小说在寓意构造方面所贯穿的艺术精神，绝不是可以混为一谈的概念。不过，就现阶段的整体状况而言，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力量及“现成思路”的制约，但大踏步地审美更新或自觉程度的提高，却是一种容易感受到的文学事实。作为战争小说的描写与表现，相应的——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生存于特定社会环境及文化精神氛围之中的作家个性的——对于寓意构造意识的觉醒，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学现象了。在这里，我们还是应该领悟到，为某种单一的短期目标而描写战争的观点，固然是盲目守旧的文学意识，但“为文学而文学”的“纯文学主义”，也必将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战争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存活与发展着。所以，“实验”的概念，应该获得一种合文学规律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进一步谈论几部已经涉及或尚未提到的作品，如《据点》、《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苗长水）、《挣扎》、《灵旗》——《据点》的描写背景是抗日战争，而《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所传达的则是解放战争中的“军民感情”，这两部小说都着力于战争生活的真实面貌的“接近”，但在社会人性的复杂性与微妙性的开掘方面，结合着战争生活的特定环境而作出了颇有成效的实验，从实践上出现了同类题材小说的寓意构造。另两部小说——《挣扎》的描写背景也是抗日战争，而《灵旗》所涉及的则是长征中的“故事”：《挣扎》写到了战争所造就的灾难（双方的死亡），那是一种警喻式的共同毁灭的场面，一种人在战场中的命运凹现；《灵旗》的整体音乐则是杀戮与死亡，即那种流血的旋律的残酷弥漫。《挣扎》的艺术传达，富有明晰而写实的象征性，而《灵旗》则在迷宫般的小心谨慎中，显现了一种描写与表现的含蓄隐晦的特点，其中有表层的意在把历史的原生面貌展示给人看的控诉，也有深层的对于历史、对于社会文化、对于战争这个疯狂怪物的思索。毫无疑问，这些小说并不排斥表层寓意中的功利主义，并坚守了客观可靠的审美倾向性，但在深层寓意的揭示或形成方面，又采取了一种富有人类意识或人类文明责任感的超越姿势，并触及到了一些以往的战争小说并没有或根本没有抚摸过的思情意蕴与人文精神内涵。可以肯定，尽管这些小说还很难成为战争文学的传世之作，但它们的寓意构造，却体现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一种趋势——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日益自觉的寓意构造意识，一旦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即与深刻地卷入战争现实与人类生存现实的文学观照态度结合在一起，便坚实地构成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创作理论的“中流砥柱”。
英雄主义描写与“反战”……
在战争小说的审美理论与创作实践领域中，英雄主义描写与所谓的“反战”问题，是两个互相牵连的问题，也是两个敏感的难于阐释清楚的问题。其中的原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别之外，理解层面的不同，判断角度的不同，都可能使概念及概念的延伸陷入混乱的境地。对于战争文学来说，这无疑是两个“小题目”，但鉴于中国的“国情”，也因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具体发展状态的缘故，“小题大做”也就显得很必要了。
从战争的精神角度理解，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将倡导“英雄主义精神”。甚至可以说，“英雄主义精神”与军队具有一种血亲般的天然联系。否则，军队将不成其为军队。譬如，美国1986版的《作战纲要》强调，领导艺术以及部队的凝聚力、士气、技能与勇敢精神，是赢得战争的主要条件。原联邦德国的作战条令指出，“人是战争的重要因素，在技术进步方面，人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日军认为，“有了新式武器而精神力量薄弱，等于把火箭交给稻草人”，“只有使现代化的武器与士气高昂的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都在强调军队的精神因素之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而“英雄主义精神”则是军队的精神因素的重要构成；军队与军队的性质虽则不一样，但在强调英雄主义的精神因素方面则是一样的（倘若存在一些不同，那也仅仅是措辞上的不同）。而真正的不同，则在于因为军队性质的巨大差别所导致的对于人的精神因素（士气）的理解与把握上的不同。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里的关键是：应该提倡怎样的英雄主义，以及把英雄主义置于怎样的基础之上，直至真正领略英雄主义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英雄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概括，它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具体性及实践操作过程。若要阐释战争文学（或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描写问题，这大约是一种最基本的理解前提。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一贯注重英雄主义的描写，并在寓意构造方面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特别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战争小说（譬如前面涉及的那些长篇小说）没有一部不是描写英雄主义与歌颂英雄主义的——这种情状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暂且不论（暂且不论不等于是贬义）。但发展到以“三突出”方式“讴歌”英雄主义的地步，也就是对于文学创作规律的反动了，或者说是亵渎了本是神圣的英雄主义描写了。所以，我们在倡导英雄主义时，还应该使英雄主义的描写获得一种可靠的切合生活实际的审美理解。在以往的战争小说中，英雄主义的描写曾被涂上了一种神化的彩晕，也曾被单一片面的艺术观点所笼罩所歪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排斥英雄主义的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说，英雄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哲学的范畴；英雄主义的丰富性，同样决定了它可以成为一个被借用的文学范畴。更何况，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英雄主义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旋律（即使是在某些“反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倾听到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的声音）。
可以这样说，倡导英雄主义的描写是一回事，怎样艺术地进入英雄主义的表现（即审美的传达），则是另一回事。两者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审美质地上的差别。这是寓意构造上的两个不同层面。按照我们的看法，在战争小说的审美程序中，英雄主义只是作为直接对象进入作品的；或者说，英雄主义的描写可以是一种途径，一种来自战争生活的原生传达内容，但它还不可能是小说审美的终极目标：英雄主义的描写最终是由艺术的表现完成的。事实上，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英雄主义也不构成战争的目的。更不用说是审美的小说创造领域了。所以说，任何唯英雄主义的观点，以及那种为英雄主义而英雄主义的思路，都是褊狭的，不完整的，是一种忘却了审美目标的“顾此失彼”。作为一种战时激情，或一种战场行为，或一种义无反顾的品格，或一种顽强搏斗的献身精神，或一种敢于胜利的信念与旋律，英雄主义之中自然沉积着丰富深厚的思情意蕴。英雄主义绝不是纯粹的生理行为，而是一种扎根于无比悠深厚实的历史土壤中的人的伟大精神侧面的飞扬；英雄主义可以包含“冲动”，但又不仅仅是一时的或偶然的“冲动”——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中，跃动着种种社会文化内容的涟漪折光，以至于中国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之中，还包含着某种富有传统光芒的特色（如《高山下的花环》中的“忧国”）。在英雄主义的描写与表现方面，并无既定的格局或划一的模式：因了英雄主义是一种思情、或一种人的精神行为的缘故，所以它可能是高亢的，也可能是苍凉的；它可能是壮烈的，也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它可能是杰出的，也可能是平凡的；它可能是辉煌的，也可能是因为灵魂的卑微而遮掩了它的闪光。英雄主义可以是一种叙述的情调，或一种描写的氛围，或一种结构的节奏，或一种弥漫着的韵律。它可能经由顽强坚韧而获得体现，它也可能从畏缩或恐惧中产生而终于实现升华。英雄主义可以是复杂的个性，也可以是鲜亮的人物——当我们对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主义产生了足够的认识或深刻的理解之后，那诸如“非神化”、“英雄也是人”以及“如何塑造英雄人物”之类的问题，也就显得很肤浅了。
现在来探讨所谓的“反战”问题。
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及理论作用在于：一是它客观而又模糊地存在于战争文学（如小说、诗、电影文学）的创作与理论的某种观念之中；二是与英雄主义描写的理解相关——既然是全面地厌恶战争、反对战争，那对英雄主义的精神价值，也就必然地滋生出某种动摇与怀疑。但在实际上，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需要英雄主义，就是在如此现实的人类生存环境中，也同样需要英雄主义。这是我们探讨任何问题的重要依据——我们不能天真地浸泡在与现实隔绝的逻辑演绎之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无视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性，当然也不能无视今天或明天的“存在”：不管是英雄主义问题，还是“反战”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自有其“反战”的一面，但更有其对具体战争作具体分析（或历史分析）的一面。因为“反战”的说法，作为具体的社会行为或政治行为，当然有它的实效性或真理性（如美国曾经发生过的“反对越战”之类的游行示威）。但“反战”作为一种理论，便显得幼稚简单了，特别是那种笼统的“反战”理论：不是虚假的乌托邦，也不是不顾历史事实及现实进程的杜撰，因为在历史与现实中，还无法也不可能印证，战争是因为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或一种口号而突然停止或不再发生的。战争的必然性与战争的自身规律，总是表现为战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可以认为是政治的一种继续。战争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进步力量所作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延长战争与战争之间的空隙。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
历史的事实还告诉我们，人类既有反对发动战争的一面，也有拥护进行战争的一面：因为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而指出这种区别，并不与我们所理解的战争本体探索相冲突。而况，凡战争小说的艺术质量的高低优劣，也并不取决于小说创造者是否操持“反战”的观点。“反战”的观点因了它的虚幻性及具体分析的贫乏，很难成为战争小说的一种观点，或一种覆盖战争生活的理解方式。我们在前面说过了，我们的战争小说的描写，基本上是一种“回忆性”的艺术传达（世界战争小说基本上亦如此）——不管你是否“反战”，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已经成为审美的对象。这里的关键，依然是我们可能发现一些什么，或可能提供一些怎样的启迪情智的精神意蕴。纵然是我们最后谴责了战争，并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或提醒了人们战争所可能产生的恶果，但我们依然不可能谴责或诅咒一切，因为艺术创造的良心总是驱使我们肯定正义善良，而否定邪恶残暴，于是，笼统的“反战”观点依然无法笼罩小说艺术对于战争生活的描写与表现。厌恶战争无疑是体现了人类理智的美好愿望，但当战争降临到人类生活的上空时，那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以战争抵抗战争，以战争制止战争。这是极其浅显的逻辑，而我们的战争小说（或世界的战争小说）所展现的，也大都是这样一种图景。诚然，现代西方小说中不乏对于战争生活的厌倦性描写，甚至是嘲弄战争、讽喻战争、视战争为罪恶的象征，并把战争中的人性、人道主义当做一种愿望或理想而加以传达与表现……毫无疑问，这与西方世界的人文精神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也与他们的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作家们对于已经发生过的战争的一种理解与发现，而不是纯粹的所谓“反战”观点操纵的结果，以至于可以说，这些作品大都与所谓的“反战”主题无关，而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也无意于以简单的“反战”观点来统辖自己的审美可能性。所以，那种笼统地以为“反战”观点就是“现代意识”，并在战争小说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的看法，不能不是一种对于战争生活的简单理解，或一种对于西方战争小说的片面肤浅的感受与判断，或干脆是一种误解。
说到底，这里的全部看法便是：“反战”不能成为战争小说创造的一种倡导，因为这种观点不利于当代战争小说的繁荣及深化，特别是不利于全方位地理解战争生活的丰富性与审美方面的可能性。它只能狭隘我们的目光，混乱我们的思路，从而使我们步入一个难于深刻地卷入战争现实与人类生存现实的小胡同。中国的当代战争小说应该走向成熟了。这当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但在今天，我们还是要说，中国的战争小说正在走向成熟。
1992年2月—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