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尽可能丰富地掌握战争生活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史实材料（作为创作素材），固然是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创造的基本前提，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作家把握与处理这些基本素材的眼光，以及实际过程中所能体现的悟性与艺术感受力。在这里，现实性或时代性的渗透，将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无论是作家的眼光，还是作家的悟性与艺术感受力，这些溶解着理性与感性的判断因素，总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强调作家的“艺术感觉”，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人的感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艺术感觉”也不可能例外。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家的眼光受制于历史发展中的现实性或时代性，但对于具体作家来说，依然存在着一个视野及思路的深浅宽窄问题，或一个是否拥有自觉意识或自觉程度如何的问题——可以印证这种观点的，那便是同时代的作家面对同一战争题材（如同样是抗战题材，甚至是同一地区的同一战争历程），而所创造的作品却明明白白地显示着思情艺术质量的高低或优劣。譬如，有的作家可以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领悟到某种诗情，或某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民族文化精神，或某种呈示人类生存象征的恢宏寓意，而有的作家却只能简单地依据阶级斗争或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模式，来判断与分析自己的描写对象。又譬如，有的作家可以从复杂的战争生活中感受到某种深沉的历史力量的涌动，或某种人类旅程及社会人性内容的侧面，而有的作家却只能传达出有限范围内的敌懦我勇或敌败我胜，甚至是一部小说的全部描写，仅仅表达为某一战役或战斗过程的现象性交代：这样，不仅消解了“历史”，而且也丢弃了应该追求的那种更为纵深的小说涵义。
但作为战争小说理论，首当其冲应该阐释的，当然是历史过程中的那种无可避讳的现实性或时代性，以及它们所可能造成的强大冲击与难以阻挡的深远影响——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寻找到作为个体审美的小说创造的位置，才可能完整而充分地发挥一个作家的独特眼光之于战争生活（或历史战争生活）的审察与洞观的自主作用。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序幕，是在战时文化的照耀下拉开的，而毛泽东的《讲话》所总结所倡引的文艺精神，则是这种战时文化特点的思想结晶及审美体现。战时文化对于共和国创建以来的战争小说的创作，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审美精神烙印，它渗透于一批又一批作家的观照眼光之中，也沉积于一批又一批战争小说的恩情构造之中。直到今天，战时文化的强大惯力依然发生着它的作用。当代战争小说之所以会留下如此一致的审美构造模式，而作家之所以会造成观照眼光的某种雷同化或公式化倾向，那是与这种特定地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如抗战）需要的战时文化氛围分不开的。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个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事业的文学领域，也就必然地产生某种变化，以适应新的历史的需要。同时也必然地造就一种新的审视战争生活的眼光，并对历史作出新的更接近真实与更接近艺术的理解。这种可以归结到审美眼光的艺术发展论观点，无疑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与艺术、历史与人的感觉等一系列论述中寻找到有力的根据。至于在新的社会发展潮流中，今天的战争小说创作应该操持一种怎样的新眼光，那便是作家们学习与思考的课题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还是原来的历史，战争还是往昔发生过的这些战争，至于战争中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也早已凝定在数不清的史册史料或人的记忆之中了，但观照历史的视角与审察往昔战争的眼光，却随着时代大潮的或慢或快的起伏跌宕而不断变化着、更新着，这就注定了在今天或将来的岁月中，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新的战争小说的诞生——题材不可能穷尽，作为描写对象的历史也不可能穷尽——不难想象，战争小说必然会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寓意发现与精神启示。实际上，这种过程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战争小说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
在人类历史的滔滔长河中，战争虽则连绵不断、屡见不鲜，但战争竞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人类生活的“存在状态”，而且就趋势来说，战争总是与文明程度的反衬结伴而行，并总是随着军事经验、军事智慧、军事谋略、军事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强化着自身的各种因素（如它的残酷性、变幻性、时空范围等等），这样也就使战争这一非常态生活的特别性，也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显著。当然，小说是可以虚构的，但战争生活的特别性往往能使虚构的技巧变得相形见绌——无论是世界战争小说还是中国战争小说（甚至是中国古代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小说），大都不是纯粹的“奇思异想”的结果，作家们的心目中总是燃烧着历史上的某一战役或某一战斗的火焰，至少是战争的历史背景或社会文化参照拥有着有据可查的确切性。战争小说的写实性特点，在总体上要显著于其他题材类型的小说（当代中国尤其是如此）。这一概括尽管具有理论界定上的模糊性或偏颇的嫌疑，但它还是可以用来解释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为什么在源远流长的战争小说领域中显得特别稳固与流行的原因——诚然，这一原因中还包含着：战争不仅与现实中的人相关，而且明显地与历史进程具有直接性的联系。不过，在西方战争小说世界也出现过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例外，如被称为“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之类的“战争寓意小说”。但这些作品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之于西方战争小说创作的主导性，尽管“现实主义”的含义也随文学史的发展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领域，占统辖地位的自然是“现实主义”。这样，“现实主义”的问题，也就构成了我们的战争小说创造的重要话题。什么是“现实主义”？至今也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定——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与解释“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开始的时候没有阐释清楚，那在它发展之后便更为模糊了。我们也曾经有过不少描述与理解“现实主义”的论作，但最终还是停留在逻辑演绎或抽象的概念游戏的狭谷中。其实，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当做一种文学史范畴来理解，或当做一种文艺思潮来看待，那问题就会变得具体清晰一些，但我们谈论“现实主义”，往往视之为一种“创作方法”，或当做一种稳固而散漫的文学范畴，并无限地运用于各种理论的或创作的场合。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以致使它越来越摇晃而终于飘荡在文学世界的天空中。特别是加上某些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概念化或简单化倾向，乃至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实主义”理论曾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最后是欲求“现实主义”而不得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
按照现今的理解水准，那“现实主义”是什么呢？它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创作的整体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写实性、判断性、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以及那种虽然难以测定但能够在审美接受中获得相应验证的“真实性”。或者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莎士比亚化”，以及围绕“莎士比亚化”所作出的一系列涉及到文艺现象或文艺创作的论述。毫无疑问，战争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也不可能例外。但“现实主义”在当代战争小说中的遭遇，与“现实主义”在其他题材内容的小说领域内的遭遇相比较，其“大幸中的不幸”是一样的——“现实主义”不仅被规范划一了，被单一的公式化的理解损害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仅仅被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譬如“两结合”创作方法中的“现实主义”）。这就极大地缩小了“现实主义”所可能驰骋的宽阔审美天地，甚至如《红日》这样的作品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而原因仅仅是小说描写了敌军指挥员的尽职精神（抵抗或顽抗），以及以特别的方式展现了我方军人的一种胜者状态下的个性……其实，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充分的现实主义描写，但它被歪曲了的“现实主义”否定了。然而，今天我们再来阅读《红日》，哪会还感受到它的这方面的形象描写是一种“罪过”吗？这是不可能的。阅读是如此，创作也是如此。新时期的变化是明明白白的。
新时期战争小说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而且是呈多样化状态的，但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这样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按照原来的理解，强化或深化了创作过程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所谓“突破禁区”，大约也可算是一种最初的标志）；二是从整体上来说，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再不当作一种被规范化或被模式化了的“创作方法”来理解了，而是当做一种“审美精神”来领悟与贯穿了。这样，也就解开了创作的束缚，拓开了艺术构造的思路，宽阔了战争小说审美的天地。这种态势在那些以长征、抗战、中越边境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被体现得更为明显一些，譬如黎汝清的《湘江之役》、乔良的《灵旗》、江奇涛的《马蹄声碎》（以上为“长征题材”）、莫言的《红高粱》、邓友梅的《据点》、高光的《挣扎》（以上为“抗战题材”）、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欲飞》、《引而不发》、王中才的《最后的壕堑》、雷铎的短篇小说集《死吻》（以上为“中越边境战争题材”）等等。如果与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相比，这些作品的“异样感”是很容易察觉与领受到的。这些作品的艺术传达方式自然是各有千秋，试图更新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但在审美精神方面却拥有一种共通性，即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理解。或者说，这些作品尽管写法不同，有的还具有某种与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格格不入的倾向，但它们在战争生活的审视态度方向，却不约而同地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这些作品似乎都在艺术地利用战争生活的审美可能性，并以此达到“回答今天”或“回答明天”的目的——其中显现了一种与历史、与现实息息相通的创造品格。倘若归结到作为创造主体的小说作家里，“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正视现实的文学态度，一种艺术途径宽阔多样的把握生存世界的观照眼光。
新时期的这种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到“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对于当代战争小说理论的完善与深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至少是给这一独特的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就其理论可能性而言，它为阐释战争小说中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某些关系，如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展示了一种开放性的但又不违背艺术创造规律的前景。所谓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本是不可能分割或无法分割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譬如从文本的角度，或从阅读及接受的角度来判断，彼此的相融性是不言而喻的，即内容就是形式（或形式就是内容），思想性就是艺术性（或艺术性就是思想性）。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形式往往体现为对于某种思情寓意传达的顺应。纯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而“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之于战争小说创作的倡导，恰恰合规律性地理顺了其间的关系——“现实主义审美精神”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洞察历史的深刻性与观照战争生活的独到性，而且是这种洞察与观照过程中的审美理解或富有艺术目光的把握，这就必然导致传达的顺应问题，并最终涉及作品构造中的诸如氛围、情调、故事、人物，以及时空关系，细节选择之类的形式因素。同时，也因为它是一种“审美精神”，所以也就避免了片面强调“思想性”的弊病——“现实主义审美精神”所倡导的，正是使“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相辅相成或相融相合的一种可靠途径。特别是“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之于战争小说的贯彻，它只是从根本上摆正了生活（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而在传达方式及艺术手段的运用上，却使具体的小说创作获得了选择性的自由。这就是变化中的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前景（或前景的一种构成）。
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问题
我们从莫言的《红高粱》开始——即使是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角度来考察，这部小说也远不止于讲了一个与日本鬼子战斗的故事——《红高粱》在一种特别视角的牵引下，它那充满激情的描写还漫溢与延伸到了一些更富有意味或诗思的领域，譬如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剖析（张扬或批判），对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人性力量的洞观与揭示，等等。这就涉及到了战争小说的寓意构造问题——理论批评界常说，战争是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其实，战争仅仅是文学的基本描写对象之一，它的“主题”是无比丰富的。我们在前面说到了，战争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人类生存的一切，社会人性内容的一切，历史发展因素的一切，都可能在这个显影器皿中获得暴露，并升腾起种种令人深思的精彩而微妙的启示。因此，这种既包孕邪恶又诞生正义，既释放疯狂又哺育理智的人类厮杀，这种以剑耕耘历史、以血灌溉文明的特别生存状态，在其进入小说时，究竟可能隐含一些什么？可能传达一些什么？它与人类的前景，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如何？这就成为战争小说的极其重要的审美环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