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的交流或交流中的冲撞，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激活思维的重要途径。其实，阅读就是交流。读一本好书或一篇好的文章，固然可能实现精神上的满载而归，然而读那些不乏偏颇之论的书，或读那些充满了奇思异想，但又顾此失彼的文章，也同样可能产生一种启迪情智的愉悦，一种叫人联想翩翩的意外收获。我这里所要阐释的，是对于当今情势下的“军旅小说”的理解，以及与此相关的观照视野与审察目光之类的问题。很明显，这篇杂谈式文章的勉强诞生，它的脐带自然而然地连接着眼下的一些流行观点。但我已经说了，这是“交流”。而“交流”的果实，肯定不仅仅属于我。或许还存在这样的可能，冲撞的火花有意无意地照亮一些新的关于“军旅小说”的话题。
一、可靠的视野及状态判断
谁可靠？也许谁也不可靠。但我们应该向着“可靠”接近（最大限度地接近）。如果从发表于1980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西线轶事》算起，新时期的军旅小说也有了“一个轮回”的历史了。如何看待或评价短暂的过去及现在的创作景况，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看待或评价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牵涉到如今怎样动作的问题，或一个关联到将来如何开拓的问题——当然，最要紧的是现在，因为现在的自觉，也就隐含了将来的可能性。无论是估计过去，还是判断现在，都存在一个视野的问题。这个视野应该包括纵横两方面的参照背景，即发展的历史的轨迹与同时期整个中国小说的创作态势。这是两个最起码的参照背景。我们的视野之中具备了这两个参照背景，也就可能避免判断过程中的褒贬倾斜，特别是那种夜郎自大的夸饰现象了。
譬如说，80年代初至中期，军旅小说世界曾出现过令人兴奋的热闹情景：一批好的与比较好的作品纷纷问世，而与此相呼应的则是一批充满热情的年轻作家的脱颖而出——李存葆、朱苏进、莫言、雷铎、海波、唐栋、刘兆林、宋学武、乔良、苗长水、江奇涛、王树增、李镜、张波、崔京生、何继清等等，便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年轻小说作家了。但是，我们还应该提及那些并不年轻的或不怎么年轻的作家，如徐怀中、石言、叶楠、马云鹏、王中才、朱春雨、韩静霆等。特别是前几位驰名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他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再放光彩，同样是80年代初至中期的军旅小说现象的重要构成。不仅如此这些“老作家”的开拓精神及创造的表率作用，对于整个军旅小说的艺术革新与审美眼光的大幅度变更，具有极其显著的意义。所以说，年龄层次之于小说现象的判断，固然不失为一种洞观的视角，但作家年龄的扫描，又不可能穷尽创作状态的考察。尤其是，80年代初至中期的军旅小说状态，轰轰烈烈也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我们愿意把这种“轰轰烈烈”的景况置放于纵的历史发展背景之上，或置放于横的同时期中国小说的整体创作态势的背景之上，那还可能得出诸如“数量极其可观”、“如此庞大如此整齐”这类的结论吗？且不说题材选择的狭隘（这与当时的边境战争相关），也不说那一时期的一大批相当走运的作品于艺术质地上的参差不齐（现在应该看得更清楚了）——可以直截了当地估计的，那就是：在涌现于80年代初至中期的年轻作家或比较年轻的作家之中，严格意义上的佼佼者，本来就寥若晨星，因而时至今日再称“所剩无几”，也就是判断上的失误了，一些曾被称为作家的“作家”因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缘故，特别是因了艺术素养、审美经验的积累、生活感悟能力，乃至个性品位的诸多主体局限而趋于“未老先衰”，那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不仅军旅小说领域是如此，而且同时期的整个中国小说界也是如此。军旅小说领域不过是一个特别的缩影罢了。
一切都很正常。该消隐的就消隐，该火红的就火红。谁也唤醒不了谁，而作家到了需要唤醒的地步，大约也难以用作家的称呼来为自己的最终打句号了。创作既不是竞赛，也不是种庄稼造机器，创作的可能性并非一时的紧迫或勤奋所能奏效的，而所谓体制之类的背景因素，更是与作家的艺术创造（特别是小说创造）相去甚远（在这方面，值得去解释的倒是诸如周梅森、刘震云、高建群一类的作家的创作状态，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被称为“军事题材小说”或“战争小说”的，但他们创造这些小说的时候，却并非“军旅作家”）。我想说明的是，任何切割式的文学现象的判断及评价，都可能导致谬误：尤其是小说作家的年龄及创作数量，几乎解释不了最重要的文学问题，如小说的质量、小说的审美创造性、小说的艺术生命力。在我看来，尽管那些自80年代初至中期“脱颖而出”的小说作家在现阶段所呈示的创造状态，给人以一种冷清的沉寂之感（顺便说一句，适当的“沉寂”之于某些作家的特定阶段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相对于“轰轰烈烈”的“沉寂之感”，依然可以认定为表面现象的结果，因为透过“表面现象”不难发现，所谓“沉寂”的、“寥若晨星”的小小作家群体中，仍然不可遏制地焕发着潜在的创造精神，而且越来越显现出某种思情寓意层面的提高及艺术传达方式的成熟——就80年代后期至今的作品而言，那朱苏进、苗长水、雷铎、唐栋、张波、庞天舒等，可以说是保持了相当好的势头，而一些作品的“自我突破”或某种“成功的尝试”，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至于莫言，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他看作是专事军事题材的“军旅小说家”）——实事求是地说，在今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时期小说”章节中，倘若能够留下几位从80年代初至中期“脱颖而出”的作家名字及他们的一部分作品目录，便可以说是辉煌而无所遗憾了，或者说历史所可能选择的，也不过是“寥若晨星”而已！
当然，小说评论绝非“算命”或“测字”，也不是寻找所谓的“解药”，因为小说的发展自有其极为复杂的缘由。我们所能判断的，仅仅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或者是正在变化着的现阶段的状态——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自80年代后期至今“脱颖而出”的作家们，其景况又是如何呢？
二、小说观念与创造的注意力
这一批作家（一视同仁，都称“作家”），自然在年龄上拥有相当的优越性。这是一些大都在《解放军文艺》的“九〇方队”中经历过操练表演的年轻作家，而我们的刻苦探索及辛勤耕耘所收获的成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是值得研究的）。但有一点也是应该提出的，即小小的军旅文坛往往因了他们的年轻而原谅或宽容了他们的一些本不应该原谅或宽容的缺陷，而他们的长处，也往往因了他们的年轻而被放大或夸张。
譬如各自的起点问题。谁高？谁低？这种判断或多或少地被抹上了庸俗的颜色。其实，所谓“起点”，谁也逃脱不了某种历史命运意味的笼罩，就是说，“起点”与历史景况相关，即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文学起点。而这种相对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比较，也就可能模糊所谓“起点”的高低界限。特别是鉴于历史的规定性，某些文学效应（如“轰动效应”）大约是难于再度出现了。但无论怎样说，现阶段的年轻小说作家应该保持清醒而谦虚的目光，而这种目光不仅应该穿透前行者，而且应该冷酷地穿透自己：不管“起点”怎样地“高”，但与前行者的实绩相比，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且不说老一辈的“徐怀中们”，就是如《红高粱》、《第三只眼》、《欲飞》、《绝望中诞生》、《高山下的花环》、《兵车行》、《雪国热闹镇》、《灵旗》、《重山》、《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蓝骑兵》、《雷场上的相思树》、《死吻》（短篇小说集）这样的与战争或与军事生活相关的作品，也已经成为一些（或某些方面）难以跨越的篇章了（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这样的因素：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或重要审美价值的小说，一般都是无可跨越的）。
在军旅题材的选择方面，现阶段的年轻作家也暴露了某种群体性的狭隘或局限——几乎都是从描写对象的选择上“贴近”了生活，而不是从思情寓意的深刻层面上真正“卷入”生存的现实景况。不言而喻，题材的选择之于小说创造的质量，或许显得并不重要。但题材的选择是拥有相应的价值的，选择本身就呈现着作家的判断与感悟对象所可能实现的某种理解程度，而现今的问题是，年轻作家在题材选择上一味地倾斜于和平军营生活的描写，这就使“军旅小说”在价值实现的操作过程中失却了很多重要的机缘：譬如战争小说的审美可能性——可以说，这种缺陷同样暴露了现阶段年轻的军旅作家在素养与才能方面的贫困或薄弱（至少可以认为是小说创造准备的不充分）。实际上，这种发育不良的景况，也同样说明着作为群体的小说创造的“起点”问题，因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战争小说的创造及艺术质量，都是可能构成一种衡量文学现象的标志，更不要说是在所谓的“军旅小说”领域了。
当然，重要的是小说观念问题，因为即使我们描写了战争，或最大限度的拓宽了军旅小说的题材选择范围，也很难保证创造者一定会创造出最好的小说。所谓“小说观念”，无疑首先是一个“小说是什么”的问题，然后者是“军旅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但在实现小说观念的过程中，迎面而来的困惑则是：我们在小说中、或经由小说的方式，最终应该传达一些什么，或表现一些什么？的确，现阶段的一些年轻作家已经认识到了“形式对于内容的重要”，并对叙述、语言之类的课题拥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但对于任何小说创造因素的注意，一旦走过了头，或一旦因为过分的强调而失去了分寸，也就可能产生某种毁灭艺术的自戕力。
我们不妨就小说创造的“注意力”问题，对起步于80年代初与中期的作家与现阶段的年轻作家之间的差别作一番粗略的比较——毫无疑问，这种“差别”所留下的历史烙印是十分显著的（可以称之为“自觉中的不自觉，或不自觉中的自觉）。但从一般现象上审察，起步于80年代初与中期的作家比较注重感受生活的深刻性，比较注重历史或现实中的新鲜发现，比较注重思情寓意的创造性，比较注重传达或表现的艺术方式的顺应途径（所以他们也关心着各式各样的涌入当代中国小说界的国外文艺思潮，并竭力领悟着各式各样的小说叙述模式与小说传达手段的微妙及借鉴可能），于是，大胆、朴实、犀利、新颖，以及为了顺应现实精神的传达所造就的多样性小说方式，也就构成了这些小说作家的重要特征。诚然，从现在的目光判断，这些作家的作品也存在着平实的或在题旨上过分贴近社会学意义的弊端（即使是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也不能例外）。而现阶段的年轻作家，又把创造的“注意力”投向了哪里呢？与前者相反，他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了小说叙述技巧或小说修辞方式或小说语言形态方面，或者说，他们非常注重形式对于内容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又失落了一个前提，即“内容”的重要性，或传达对象所体现的思情寓意的层面程度的重要性。他们被莫言征服过，被刘震云征服过，被刘恒征服过，也被各种“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的“叙述革命”或“文体更新”征服过；他们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但最终依然是苍白，依然是恍惑，依然是迷茫，依然是呈豆芽状，依然是在狭窄的和平军营生活的题材圈子里作小幅度的晃动打转……甚至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出色的年轻作家，依然唱着很多年前已经被人唱过的“军歌”，依然是一种讴歌奉献精神的重复——尽管装束很新派很有点儿时髦的气息，但脱去外衣却不见更多的新颖与鲜亮，其中也就谈不上那种介入生活或卷入人类存在现实之后的特别发现了——他们的刻苦探索与辛勤耕耘，他们的竭尽全力，实在是没有把劲使到应该使的环节上去，以致铸就了小说创造的悲哀呀！
在这里，我想用得上韦勒克·沃伦的一段话：“根据博厄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断定，在像荷马或莎士比亚的这些一直受人赞赏的文学作品中必然拥有某种‘多义性’，即它们的审美价值一定是如此的丰富和广泛，以致能在自己的结构中包含一种或更多种的能给予每一个后来的时代以高度满足的东西。”（参见《文学理论》）这个“多义性”的概念，直接连接着作品的恩情寓意的内在层面——尽管这种富有“多义性”的恩情寓意，并不是依仗哲学的思想暴力僵硬地组合起来的，而是经由独特的能够顺适传达的“叙述”或“叙述语言”而获得实现的，但无论怎样说，当一个作家对生活（对战争生活或和平军营生活）还没有产生新鲜而深刻的审美领悟，还没有意识到其中所蕴藏的“意义”，或者还没有跨越特定生活的规范而进入人的或人类的存在景况的理解时，小说结构中的这种可以归属于思情寓意世界的“多义性”，将从哪里诞生？
至此，现阶段的年轻作家，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创造注意力呢？是否应该从所谓的“叙述革命”或“文体更新”的迷惘中获得些许暂时的解脱呢？成功需要从基础开始，而革命与更新，自然也有自己的规律与秩序。
三、军旅小说与审美的文化视角
在小说界，“文化”的话题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可谓热热凉凉、凉凉热热，原因就在于理解“文化”的艰难；都在谈小说创造中的“文化”，但其中的深浅、真伪却被煮得一锅稀粥似的糊涂。我想一旦当我们理清了小说创造与“文化”的关系，便就明白了军旅小说与“文化”的审美牵连。这是一种互相包含或互相体现的关系，只不过是军旅小说与军人生活（特别是中国军人生活）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罢了。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军人生活仅仅是一种拥有自身文化特点的过程，因为只有战争或和平才可能是军人生活的归宿，而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归宿，才可能从根本上与“文化”发生重大的关联，或受特定的“文化”影响，或影响特定的“文化”。的确，人类社会中的每一种生存状态或生存方式，都拥有自己的纵横相间的文化背景与独特的文化氛围——对于小说创造来说，背景的理解只是一种感悟生活的前提，因为背景还是由氛围或特色来体现的。谁见过“背景”？所以就审美而言，最重要的则是那种由人的生存状态构成的色彩纷呈的文化氛围：那是一种形象的实在，一种可以被感受到的精神的弥漫，一种只可能是这样而不可能是那样的独特的具体性——倘若在小说的描写与表现中实现了这种独特的具体性，那作品的文化色彩便产生了——军旅小说亦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文化色彩就如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影子，你没有刻意追求它，它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文化”这一概念还没有出现之前，“文化”便早就存在了。而到了“文化”的概念诞生之后，我们也就可能运用“文化”的概念去理解包括远古在内的文学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