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的评论或文学的理解一样，“文化”之于小说创造，也仅仅是一种感受与把握具体生活的视角，一种站在特定方位上的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观照方式。不言而喻，对于小说作家来说，还存在着其他的透视角度或其他的观照方式，譬如社会学的透视角度，又譬如精神分析学的观照方式，当然，在军旅小说的创作领域，也可以运用诸如战争学或社会人性或人的本质力量之类的宏观或微观的审美视角——就如朱苏进的某些小说，就较少运用“文化”的审美视角来观照军人生活：如果我们一味使用“文化”这一概念解释他的这些小说，便可能因了阴差阳错而趋于判断的单薄。曾有论者说：“朱苏进是军旅小说中最早强化文化意识的作家之一。朱苏进发现军旅生活与人性本质的相互作用，是军旅文化的主要特点。”（参见《徘徊中的军旅小说》）对于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尽可以运用“文化”的视角进行审视或判断，但没有理由随便说这个作家强化了自己的“文化意识”，就如《红楼梦》是一部文化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们没有理由说曹雪芹早就强化了自己的“文化意识”。事实上，不管自觉与否，朱苏进的确感悟到了军旅生活与人性本质的“相互作用”，但这种“作用”就是“军旅文化的主要特点”？不是的，只有当我们看到了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所呈示的中国军人生活的某些特点，才可以说朱苏进的小说体现了中国军旅文化的某些色彩，因为“相互作用”并不是“军旅文化的主要特点”，而是一切文化构成或一切文化形态中的“主要特点”；它是一种生存规律。譬如，我们在刘恒的某些小说中，同样可以发现封闭落后贫困的乡村生活与人性本质的“相互作用”，但“相互作用”不能认为是某种乡村文化的“主要特点”。“主要特点”在哪儿呢？就在于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性，即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并以此揭示或展现某种乡村文化的一部分特点——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生存现实与人性本质的“相互作用”（应该说是碰撞或冲突），乃是存在于任何一种人的活动领域的普遍的生活现象！或者说，它并不是军旅生活所独有的存在状态。当然，军旅生活与其他领域的生活相比，这种“相互作用”的碰撞或冲突也许要显得特别一些——作家倘能洞若观火地发现这种独特性，并把这种独特性与真正的小说审美目标联系起来，这便是作家的功底及能耐了。至于是不是揭示了“军旅文化的主要特点”，那倒是无关紧要的——说到底，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是文化学，更不是所谓的军旅文化研究。我们不能混淆小说创造的审美视角与最终的艺术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要因了某种时髦的热忱而放弃了小说艺术的真正理想。
这里需要重复强调的是：“文化”的视角不是小说创造的唯一视角，自然也不可能是军旅小说的唯一视角。“文化”的视角如果运用恰当，它的确拥有宽阔的覆盖面与相对纵深的穿透力——因了这一视角的辐射与洞观，许多以前模糊的军旅生活现象可能获得清晰的阐释，以至于被精彩地转换为形象，甚至以某种情调的形态得到传达或体现。譬如，中国当代军人的英雄主义气概与爱国主义精神，就渗透着浓重的民族文化色彩——问题不在英雄主义气概或爱国主义精神本身，而是这种气概与精神的内涵与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传达方式。大凡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会提倡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因为没有“士气”的军队不可能拥有战斗力，而“士气”总得赋予相应的精神内涵，但中国当代军人的英雄主义气概与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如何不可能相同于西方军队所呈现的内涵、形态及方式——除了社会政治内容的巨大差异之外，形态及方式的不同也是十分明显的，譬如出征的誓师方式、视死如归而决不投降的军队境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忘我牺牲精神等等，大都泛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浓重气息。显然，经由小说而使这种独特性获得形象或精神意蕴的体现与传达，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最终构成小说艺术的目的。它们只可能造就一种属于中国军旅小说的特别色彩。而且，因了这种特别色彩所泛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所以它们也同样可能泛显于其他生活领域——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烙印或文化承袭的相通性，才造就了文化视角于军旅小说创造的有效与生命力，也为作品在更广泛更宽阔的领域的传播及被接受，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但不管怎样说，军旅小说的创造目的决不在于“分析”或“印证”所谓的“中国军队文化”的独特性。
四、小说创造的追求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是文化学，也不是某种生活形态的文化分析报告。读者大约还注意到了，这儿的小标题并没有说“军旅小说”，而只是说“小说创造”——我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军旅小说也是小说；而囊括了各种题材类型或各种特别色彩的“小说们”，在审美的终极追求方面，总是具备着一种总体上的共通性或吻合性，即凡是杰出的小说，基本上都关心着“人的存在状态”，关心着人类世界自身的景况、命运、前途，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及操持不同语言的小说家所创造的作品，可能实现相应的“跨历史传播”或“跨文化传统”，而且往往带来这样一种接受效果，那就是卓越的小说大都可能强烈地引起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精神呼应或情感共鸣。我想，这是一种不断发生着的审美事实。诚然，卓越的小说总是不同的，或者说，不同的小说总是具备着不同的叙述语言、不同的传达方式、不同的文化体现、不同的精神形态、不同的情调或不同的色彩，乃至不同的思情寓意发现及不同的人生价值判断，但不同的小说具备着共同的“关心”，这“关心”便是小说审美的终极性追求了。特别是20世纪的小说观念所体现的艺术自觉性，就在于意识到了这种追求的生命力，意识到了这种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功利主义追求的伟大与崇高。对于这样的“关心”、这样的审美追求，我们的军旅小说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关心”，但无论怎样的“关心”，我们都是在关心着“人的存在状态”，关心着人类世界自身的景况、命运、前途！
这是小说审美的追求，也是小说审美的归宿——当然，这也是军旅小说的追求与归宿。
军旅小说的描写与表现的具体对象——那种整齐划一但又千姿百态的和平军营生活，那种充满硝烟炮火但又弥漫着斗智者精神气息的战争生活，尽管完全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生存状态，但这种特别的生存状态之于小说创造，其意义仍然在于给小说家的审美提供了一种发现与把握这个世界的契机，一种理解与传达“人的历史”或“人的现实”的艺术可能性。这种契机及可能性对于每个作家都是均等的，但其间又是不平衡的——差别就在于小说家的审美历程：是发现了一些什么，还是仅仅看到了一些什么？是仅仅描写了特别的军人生活，还是把审美的表现与真正的小说追求联系起来了？
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其重要程度是各式各样的“小说修辞学”所无法比拟的，要说现阶段军旅小说的“徘徊”，大约也就是（或主要是）在这儿“徘徊”了。如果要论到比较，即从80年代初至中期走出的作家与现今的年轻作家的比较，那也得把这儿的问题置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上来加以考察，因为小说的叙述形态，修辞方式，乃至文体及传达技巧之类，说到底也仅仅是一种对于思情寓意追求的顺应，一种表达生活发现的机智吻合——尽管这种“顺应”与“吻合”也是小说审美追求的构成因素，但它们毕竟不是小说艺术的终极性目标。
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活泼、实在、精微、形象而充满情感的小说挂到天空中去，也不是要作家不着边际地进行荒唐可笑的生存联想。不是的。小说是植根于大地的创造，而不是飘浮于天国的理性产品。小说创造所体现的，是一种经由表层描写系统而抵达深层思情寓意内核的审美程序，因而我们不能因了表层描写而模糊了自己的真正寻求，也不能因了作品的所谓“层次”而忽略了拥有血肉之感的表层描写系统的生动实现。既然现今的军旅小说界依然钟情于文化分析的观照视角，那我们不妨再一次地重复这一话题（但其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化视角”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