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小说创作不是生活流水账的记录，也绝非那种令人遗憾或颓丧的现实原状的简单照搬。虽则说“新写实小说”体现了生活的原生模样或它的原汁原色，但也仅仅是“体现”了、即尽可能逼真地在表层描写上传达出生活的自然形态，以及这种自然形态所应该保持的饱满感与新鲜色泽。因此，对于那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新写实小说”来说，其审美宗旨依然在于多层次的恩情寓意的艺术兑现。或者说，从描写的表层现象看，“新写实小说”所展示与诉诸的，大都是一些琐碎的、甚至是无始无终无序的生活景致，或一些芸芸众生的无奈情态、一些人人都可能滋生的平庸心绪，但在这种极为丰富芜杂的、因而只能投之以精心构造的现象描写背后，却藏着相当可观的寓意层次或思情信息，譬如，具体的人生感叹，活脱脱的文化精神，对于积疴般的社会弊端的忧虑或焦灼，启迪情智的心态探究，乃至社会人性、人情、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人的存在景况、人类的出路与前途，等等。
在“新写实小说”的家族群体中，刘震云大约可以算是一位代表性作家了。他那厚实丰富的现实感受与底层生活体验，相当重要地导致了他在小说界独树一杆旗帜的可能性。他善于选择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并以此营造小说的氛围与人物活动的环境；而小说中的人物，又往往是一些无奈的角色——无奈角色的无奈挣扎，其“终局”也只能听任环境的摆布——随波逐流也罢，“入乡随俗”也罢，“约定俗成”也罢，反正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不平衡。这就是“单位”，就是“官场”，就是那种“一地鸡毛”的意象。作为一种绝对的可能性，一旦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不平衡，那种环境之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压挤与磨损，乃至被动中的“变形”，也就趋于不可避免了——在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上，“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人物毕竟是凤毛麟角。当然，“泰山压顶不弯腰”可以成为一种审美视角，艰辛或困惑中的一线光明可以成为一种审美视角，那《单位》、《一地鸡毛》这一类小说所体现的审美视角，大约也是可以成为众多审美视角中的一种的。刘震云拥有一种善于选择生活细节的艺术才能，他能使这些细节获得极为出色的组接与装配，并让它们最大限度地焕发出自身的恩情张力。这样，小说中的细节便不再是生活的细节了。无论是《单位》还是《一地鸡毛》，主人公小林都经历着烦恼与苦痛的煎熬，天真受到嘲弄，热情日趋衰退，可谓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以致开始了在“人堆里混”的“沉沦”……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一种聊以自慰的但又十分苦涩的生命经验。然而，善于思索的人们也许会扔出这样的诘问：这到底是谁的罪过呢？是拉人沉沦的社会环境？还是人物的“自我变形”？这自然是一些地道的社会学课题，但小说又绝非社会学课题的阐释或剖析。不过，“新写实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空白地带”发生着自己的魅力。那么，刘震云是否应该给主人公的烦恼庸碌卑微的生活抹上一缕曙光的照耀呢？或者给他注射一支强心剂以便获得某种心理的平衡或精神的振奋呢？这大约是不存在统一的格式的。我们看到，果戈理《外套》中的那位小公务员虽胆小如鼠而终于变成厉鬼：将军因外套而虐待了卑微恐惧的小公务员，小公务员被吓死了，但吓死后的小公务员并不罢休，最后也吓死了将军。作为寄托，这就是果戈理所虚构的小人物对于黑暗生活的反抗。而鲁迅的《药》中，可怜的众生吞食着蘸了献身者鲜血的馒头，生活的愚昧与麻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鲁迅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不恤以曲笔在那座坟上平添了一个醒目的花环。这自然也是寄托。一种理想或希冀的寄托。但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任何类型的小说创作，都需要遵循这样一种寄托理想的审美程序或特定的思维模式么？特别是，理想或希冀的寄托一定要体现在显而易见的描写结局之中么？毫无疑问，“新写实小说”有着属于自己的追求：它并没有否定与嘲弄生存中的理想与希冀；相反，它正是为了这种理想与希冀的存在或张扬，才在自身的“写实”过程中揭露了这个世界对于青春、热情、朝气、信心、抱负的戏弄或伤害。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责备“新写实小说”的所谓“缺乏理想”或“淹埋了生活中的光明”——既然有小说家拿起笔来写“风景”、写“烦恼”、写“单位”或“官场”、写“一地鸡毛”的生活，那也就印证了生活中的“光明”与“理想”没有泯灭，新写实小说虽然讲求细节而淡漠情节，或讲求氛围而缺乏“故事”的完整性，但这种琐碎放松随意朴素的“写实”方式，并没有妨碍小说创造的精致、严肃、纯正乃至“典型化”的倾向。这样，读者也就可能在这种保持了生活原汁原色的描写中，从各种角度感受到不同层次的审美意义的存在。譬如《一地鸡毛》，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无奈的生活图像，但深入下去体会，它便是一种人的存在景况了，于是，它既是一部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又是一部呈现人的生存处境的小说。因为在作品的氛围及情绪中，或多或少地隐含着某种相应的行而上意味，或者说，小说中的“小林”不仅仅是“小林”；他已经成为人的生存处境的一种活动着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暗示着这样一种景况，即人的生存难于摆脱被改造、被挤压、被扭曲的命运，也难于作出那种符合初衷的自由选择。当然，这部小说也刻画了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复杂与丰富，也透露了人性或人性的复杂与丰富……这样，作品也就挣脱了所谓“主题思想”的羁绊而趋于寓意信息的充裕饱满了。“新写实小说”之所以“写实”而又“新”，“新”就“新”在其拥有一种富有现代审美色彩的恩情结构及寓意信息系统。
描写“饮食男女”、经常被敏感的批评家指定为“新写实小说”的重要特点。其实，其他类型的小说，譬如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也一样把“饮食男女”当作重要的生活内容加以各种方式的传达。这是古今中外小说发展史的普通常识。但这些敏感的批评家为什么见到“新写实小说”中的“饮食男女”而觉得稀奇异样呢？说穿了也很简单，那就是他们认为这些小说犯了“为饮食而饮食”、“为男女而男女”的忌讳。实际上，这是一种判断的失误。失误的根由在哪里？大约仍然在文学观念的错位上，或者在对于小说价值及审美意义的理解与把握上。以刘恒的小说为例——文学界公认刘恒是一位扎实而富有生活感受力的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却戏剧性地成为文学界的争议对象。《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白涡》可以认为是刘恒的代表性作品。《白涡》写了一桩前景暧昧的“婚外恋”，而《狗日的粮食》就如作品的题目所示，“粮食”是这篇小说的核心对象；至于《伏羲伏羲》这部中篇小说，则毫无避讳地涉足了“性”的领域……倘说“饮食男女”，那刘恒的这三部小说，便是地地道道的把“饮食男女”当作重要生活内容来传达的作品了。但“饮食男女”并不是清一色的，其中纷呈着各式各样的形态——在刘恒的这三部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经由“饮食男女”而登场的人物都是一些怎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一些在生活风景线上挣扎的人，一些受着熬煎但又寻找不到出路的人，一些无可奈何地叹息与呼号着的人，一些最终仍然听凭命运摆布的人。作者之于这些角色的感受或理解是极为复杂的。作者对于这些在“饮食男女”在地狱或天堂中滚爬与升腾的卑微而庸碌的人物，给予了应该给予的同情，但又毫不留情地赤裸裸地埋露了这些人物的弱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又一次地感受到“新写实小说”所拥的那种虽则“写实”而又绝非“自然主义”的强大艺术力量。《狗日的粮食》传达了一个与“粮食”相关的“故事”，但“粮食”仅仅是一种描写的契机，一种表现的依托。因而我们经由作品所感受到的，也就不仅仅是“粮食”的重要性了，而是一种充满了辛酸与痛楚的人的生存画面了，一种滴着血泪的生命经验的写照了，或一种把惊心动魄的社会生活内容融于人性自然形态之中的审美把握了。“狗日的粮食”，作为一句似骂非骂的话语，粗鲁而又精彩，直率而又意味深长，它表达了一种彻悟，一种绝非仅仅局限于“粮食”的复杂情感；爱或者恨，崇拜或者怨忧，做主人或者当奴隶……这就是小说的基本寓意信息。所以，这篇小说不仅传达了“粮食”之于人的价值，而且也艺术地表现了人自身的价值——当然，这是在残酷的特定环境中的人的贬值，而贬值也是一种价值体现。在这样的血泪斑斑的人的贬值的情状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一般小说所难以达到的境界。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狗日的粮食》比那部同样涉及到了“粮食”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要显得更丰厚更鲜活更合乎人性人情一些，也更富有现代气息与审美张力一些。与《狗日的粮食》相对应，《伏羲伏羲》则是一部描写“男女”的中篇小说，背景是落后贫困的农村，“性”的关系于表面上看是“乱伦”，而在实际上并非“乱伦”（至少是不存在血缘关系了）。正如某些论者所言，即使是描写了“乱伦”，也并不触犯文学创作自身的忌讳，譬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又如模仿了易卜生的曹禺的《雷雨》，等等，都不因涉足“乱伦”而弄得鸡飞狗跳。问题在于怎样描写，在于描写过程中的表现或传达，在于审美的目的性。应该认为，《伏羲伏羲》在这方面是卓有成效而无可厚非的：作品描写了“男女”，但绝不是仅仅为了“男女”，而在可以感受到的寓意信息的传递上，也并非只止于“男女”；而作品所描写的“乱伦”，也如《狗日的粮食》的思路一样，并不是为“乱伦”而写“乱伦”。当然，也不在于对所谓的“乱伦”的批判。不难见出，《伏羲伏羲》只是把人所不乐意说而又乐意做的“男女”当作了一个探视人的生存景况的窗口，而经由这个窗口为人们所领略到的东西，则大幅度地超越了“男女”的悲剧。倘若阅读这部小说仅仅感受到了“性”、“男女”或“乱伦”，那只能责怪阅读者的审美素养了，因为这部小说虽然不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样直接地以“性”的课题来反映时代变化，但作品依然在描写与表现的有机交融中，使人们感悟到了一种冲破牢笼的人性力量，一种在坚决与犹豫中渴望未来的憧憬，甚至是一种觉醒中的愚昧与胆怯……而这一切，都与“非男女”的社会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性”而又不仅仅是“性”，乃是理解与把握这部写到了“本儿本儿”的“新写实小说”的起码的前提。阅读“新写实小说”，在很多时候是对阅读者的一种考验，甚至是一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对原先的生活观念与小说观念进行一定程度的反省；倘若价值观念发生了错位，那就可能对“新写实小说”作出种种奇怪的不切合实际的感受或判断。一般说来，优秀的“新写实小说”大都拥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寓意信息，特别是应该意识到，即使是那种注重细节的琐碎平实的叙述形态，也不会使它们放弃或丧失这种丰富的、多层次的审美品格。所以，阅读的主动配合及融于默契之中的思情发挥，是可靠地领略“新写实小说”寓意底蕴的重要因素。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作与阅读往往具有互相影响或互相培养的微妙关系——很多年来，由于传统文学观念及小说价值意识（尤其是“新时期”之前三十余年的文学观念及小说价值意识）的长期熏陶，自觉不自觉地使我们的小说感受力沉落于某种单调片面的格局之中，或某种充满了缺陷的不尽合乎艺术规律的泥淖之中，而这种事实也就常常使我们对“新写实小说”的阅读产生一些心理障碍，并作出一些不公正的判断，以致引申出一些不切合作品实际的结论。
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审美品格，这里的谈论自然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其中还存在着缺憾、如谈论所涉及的作品较少（实际上只涉及了池莉、刘震云、刘恒的某些作品）。不言而喻，在“新写实小说”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其他作家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如方方的小说。还应该说明的是，“新写实小说”中的某些作品、包括某些“混迹”于“新写实小说”的“作品”，在艺术质量方面也是值得怀疑的——平铺直叙，流水账一般的故事，缺乏章法的细节堆砌，思情平庸单调，寓意信息贫乏，精神内涵肤浅，等等，都可以认为是这些作品的弊病。不过，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
199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