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最来劲、最见势头的是长篇创作。据说，去年的出版量已逾六百。今年怎样？估计只会进不会退。这景观，大约会使后人惊叹不已，也会使弄文学史的学者无从下手。然而，在这浩浩荡荡轰轰烈烈的长篇创作浪潮中，究竟有多少是称得上精品佳作的？或有多少对得起今天与明天的读者的？我想，心中有数者不会是少数。但奇妙就奇妙在，既然质量平平，且劣作不断；既然泥沙俱下，鱼目混珠，那何以会造就这般气象呢？其中的原因千头万绪，但市场诱惑却是最主要的。不过，主要之中的主要还在于作家自己。
出版界（或出版商）的难处与追求，我们姑且不论，但作家的迎合却是事实。当然，从创作的角度说，写长篇小说不能说不好，况且从80年代到90年代，卓著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因而恳请小说家们再使一点儿劲，以期出现一些可向现在与将来交代的经世之作，也是合情合理的想法。更何况，作家还面对这样一种很尴尬的现实，即短、中篇小说发表不难，中国的文学期刊数量早就是世界之最了，但要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或中篇小说集，那就比登天还要难。其实不结集出版也无妨，但中国的作家又偏偏看重“出书”，以致常常冒出“著作等身”的念头，觉得“成家”与“成书”是相辅相成的事儿。如此这般，诱惑便有机可乘了。不管出版方面是怎样想的，反正长篇小说的出版容易被接纳，甚至还催着缠着要你写长篇呢，可短、中篇小说的出版，恐怕就难有这种礼遇，至少是很少或根本听不见某出版社约某作家写短、中篇小说的。于是，也就出现了蜂拥而上的局面：很多很多的作家都去创造鸿篇巨制了。
作为尝试，无可非议；觉得长篇出版容易一些，亦无可非议。至于为了多挣一些银两，眼下也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掂量一下，那就是谁都可能写长篇么？或谁都有能力写出优秀的长篇么？当然，怎样的作家才能写长篇、如何才可能写出优秀的长篇，这实在是难以说清楚的事。但当今的出版景况已经表明，不少质量平庸、甚至很差的长篇小说，便是一些不具备长篇创作能力的作家写成的。或者是一些拥有文学才能、但不适合或暂时不适合创作长篇的作家勉为其难的结果。也许，他们写得很认真、很投入，以致忘寝废食、乐而忘返，但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绝非农夫种田：农夫下苦力耕耘，且不遇洪涝干旱之灾，收获是不成问题的，可写长篇决不会如此简单，“颗粒无收”往往是很正常的。至少在目前，创作的成功与否，还不能以是否出版见书来衡量。一部质量平庸或低劣的长篇小说，虽则摆上了书摊，但从艺术创造的意义上说，出版还不如不出版——于作者虚掷了年华，于读者则既费时间又白花了钱，于名家还可坏了声誉。长篇创作很苦很累很难，但最终落下这样一个结局，那可惜之余便是谁也对不起谁了。
正因为长篇创作很苦很累很难，且不是每个作家都可为的事，所以在我看来，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即便是尝试，即使是为了开辟一块新天地，也得反复求证其中的操作可能性。现代人之所以是现代人，实事求是无疑是最重要的标志。我们不能去做力不从心的事。盲目、浮躁、轻率、侥幸心理，乃至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都是文学创作所忌讳的精神状态。
顺便说一句，作家绝不可能是“全能运动员”，而体育界的“全能运动员”也只是被限定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马拉多纳的足球踢得美妙无比，但让他去玩乒乓球，恐怕连边都沾不上；阿里的拳击凶狠机智，若是走进射击场，也就不可能准确有力了。作家也是这样，他不可能门门精通，也不可能实现全能状态。正因为如此，文学界才有了自然而然的体裁或类型的分工。但小说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且不说作家之于题材各有各的优势，就是短、中、长的选择，似乎也有冥冥之中的规范，所谓“扬长避短”便由此而来。如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他的长处就在农村题材，就在短、中篇小说及散文短章的创作上。他虽然已有几部长篇问世，写得出色而较少败笔的则推《浮躁》，但他的长篇创作从总体上依然比不上诸如《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之类的中篇小说，当然"还有读者更欣赏他的散文。他写起农村来得心应手"可城市生活在他的笔下不是走形、便是乡间气息弥漫。这实是没有办法的事，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定数。一些作家就是习惯于写短、中篇小说，写长篇总显出某种不适应的生涩。譬如陆文夫，他的短、中篇小说写得何等精彩、何等耐读、何等回味无穷，但他的长篇近作是不是仍然风景独好呢？诚然，这种比较方式是相当愚蠢的，但愚蠢之中多少有点儿“实用主义”的启示——名家尚且如此，那功底不怎么雄厚的写家，是否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可能性呢？也许，你的才华、你的耐力，就只能在短、中篇小说的天地驰骋，而你的智慧也可能照得这片土地阳光灿烂，但你非要拉扯长篇，结果弄得筋疲力尽、黯淡无光，何苦？
长篇小说创作之所以苦、累、难，就因了它是大构造、大容量的缘故。要完成这样的大工程，没有足够的多方面的准备是绝不可能的。而这里所说的“准备”，还不止于素材，它应该包括饱满的生活感受、丰富的文史知识、充分的艺术修养、足够的传达才能或语言可能性等等。长篇小说是写给读者读的，因了它的“长”，所以对创作的要求自然要更高一些。譬如说，一部几十万字的作品，靠什么来征服读者？引人入胜是一种说法，但怎样才可能引人入胜呢？首要的因素便是小说中的故事。一部好的长篇小说，首先是一个好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故事；离开了故事，长篇小说的引人入胜从何而来？所以说，结构故事是长篇创作的起码功夫，但现今的不少长篇小说，实在是连最基本的故事也结构（编织）不好，而且对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或意义不甚了了，不是胡编乱造，就是寓意贫乏的为故事而故事。其实，不少作品的不尽如人意，还不是写家的敷衍塞责，而实实在在是驾驭不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的一些作者，不是没有文学创造力，他们的短、中篇小说写得很地道、很见艺术质量，但写起长篇来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以致在一部长篇中，前半部写得有声有色，下半部就接不上气了，显得拖沓乏力，其中的原因大都是仓促上阵、功夫不抵，或者是把握长篇艺术的火候暂时还不足。这种“事倍功半”的结局，也是让人惋惜的。
至此，也许有人会说，我写的是通俗小说，而通俗小说没那么多讲究。实际上，长篇通俗小说也不是每个作家都可能写好的。长篇通俗小说的故事虽在深层寓意上显得肤浅单薄一些，但因了它是赢得读者的主体因素，所以不得不更讲求奇巧曲折，而且在悬念的设置与人物个性的鲜明度方面，更离不开叙述技巧的娴熟及运用的灵活自如——通俗小说的叙述技巧虽不乏程式化的味道，但它对于普通读者的诱惑依然是强大的，且要真正掌握亦非一日之寒。尤其是，故事讲得好不好，与作家的文化修养、知识准备、语言功夫等都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三四十年代名噪文坛，若有兴趣不妨查一查，张恨水是怎样的文人：他的国学功底非同一般，语言清通畅达，质朴恬静，讲故事的灵性极好，且在抗战时期以笔弯弓，很有民族责任感。后来人们称他是“鸳鸯蝴蝶派”，其实这“派”也不是人人可以学到家的。还有那个读者熟悉的金庸，也不是那种类似于写作机器的等闲之辈，他有他的功夫，他有他的一套叙述技巧，而他的文史等多领域的知识准备，也不是一般作家可以攀比的。可以说，凡好的通俗小说，都是严肃的小说——不要轻飘飘地随意贬低通俗小说的名声。因为写一部能够赢得读者青睐的通俗小说，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沃勒的《廊桥遗梦》是一部通俗小说，但它不仅使美国读者入迷，而且也使一些中国读者爱不释手。好在哪里？好就好在讲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段挑得起读者共鸣的恋情——否则，伊斯特伍德怎会激动到自导自演，而被称为好莱坞“圣洁女神”的斯特里普也作为女主角而加盟其中，且为道别的镜头哭上两天……可见，通俗小说也是值得尊重的，特别是要成为“畅销书”，不下工夫是绝对办不到的。尽管像《廓桥遗梦》这样的通俗小说，所讲的是老而又老的故事，但能写到让人落泪与痴迷，其中肯定是有点儿“学问”的。譬如，有些故事对有些人来说，确实是老掉了牙的陈谷子烂芝麻，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但对另一些读者来说，或许还是新鲜的……这就需要作家作一些透视或研究，尤其不要小视了通俗小说的创作难度，更不要以为通俗小说是一个不会骑马也可以恣意纵横驰骋的世界。
说到这儿也该打住了。总的意思并非给长篇小说创作泼凉水，而是为了创作的质量，为了作家的少走弯路。一句话，每个作家要尽可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长篇小说创作是因人而异的事。量力而行才可能造就自己的气候。
199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