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昆仑》的编辑给了我一份创刊以来的作品目录，感慨往事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据。这倒不是从目录中看到了我的文章，也不仅仅是让我想起了《昆仑》对于我这样一个当时还在西部边塞的作者的厚爱。实际上，我的感慨主要是因为我从目录中见到了很多让人怀恋的作品，以及当时还处于成长状态或已经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因篇幅有限，此处只能谈到小说，而且主要是中长篇小说，但在《昆仑》百期之中，卓著的中长篇报告文学及优秀的诗、散文，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朱苏进的《射天狼》、《引而不发》、《凝眸》、《炮群》，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承志的《金牧场》、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莫言的《奇死》、唐栋的《沉默的冰山》、乔良的《远天的风》、简嘉的《没有翅膀的鹰》、《群工干事》，周大新的《铜戟》、《走廊》、雷铎的《男儿女儿踏着硝烟》、苗长水的《战后纪事》、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王树增的《鸽哨》……这些作品也只是限于我比较熟悉的范围，而且大都是“青年作家”——说《昆仑》培养了这些作家，可能不够准确全面，但《昆仑》扶植了他们的创作或者说《昆仑》为他们提供了一片园地，却是一种事实。以今天的眼光重读这些作品，或许达不到篇篇都是精品的程度（从传世的角度审视更是如此），但我始终持有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即认为下游的水是从上游流下来的——尽管在未来的视野中，彼时彼刻的一些“好作品”也可能经历史筛选而被淘汰，但它们与那些真正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一样，都在那时的文学潮流中发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可能波及到后来者的文学精神或创作心理，起码是如台阶一般起到了助人登攀的作用。
《昆仑》一如既往的文学精神是让人感动的。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整个文坛的创作趋于低潮，而军旅文学也同样跌进了无所适从的徘徊状态，即使如此，《昆仑》还是呈现出令人欣慰的好局面，且推出了不少极具前景的作家及其作品，如庞天舒的《蓝骑兵巴图鲁》、陈怀国的《农家军歌》、《黄军装黄土地》、张卫明的《英雄圈》、赵琪的《穷阵》、阎连科的《斗鸡》、白玲玲的《裸石》、《左满舵》，李良的《“臭弹事件”始末》、姜安的《远去的骑士》、徐贵祥的《潇洒行军》、张惠生的《冰甲》、焦锐的《喀拉乔克的白天鹅》等。如果说，80年代的小说题材选择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如主要集中于“和平军营生活”与“南线战地生活”，那么90年代的题材选择便显现出一种五花八门的丰富，或一种自由而健康的倾向。沉重的思考虽然少了一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的实在与活泼，以及那种时常可以感触到的忧患、忧虑、忧愁。我想，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刊物的眼光及倡导分不开的。说“双百”，说“多样化”，说“繁荣”与“鼓舞”，说到底，还得经由刊物与作者的某种默契或呼应才可能成为事实。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昆仑》百期虽非“功业著于百姓”，但称一声“劳苦功高”，也是极合情理的事。
回首往事，确让人感到逝去的岁月犹在目前。那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黄金岁月——说不上百事如愿，但比比过去、想想现在，已经是很“黄金”了。当然说“井蛙观天”，也是；说“跛足舞蹈”，也是；说“路漫漫其修远兮”，也是。可作家们所诉诸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以及为此而付出的种种挣扎及艰辛，却让人很难忘却——尤其是对于文学的虔诚。那样一个时代，既令刊物欣慰，也让作者们感受到了机遇的降临。可以说，每一部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的诞生，既是“大环境”的产物，也是“小环境”的结晶，更是一种作者心血的回报。“大环境”不必说，人所皆知。我只想说说“小环境”及“小环境”中的个人状态。特别是80年代的小说创作景况。我并不是恋旧，我只是想从昨天说到今天。我已经说了，即使是90年代的创作，也是从80年代开始的，因为那一时期是一种标志：真正的开始是从80年代开始的，其中有着不少依然可供今天享用的经验或智慧，以及那种可以继续滋润我们心田的启示，那种仍然能撑持我们艰辛跋涉并逐步接近彼岸的文学精神——尽管这种精神在如今的世俗目光中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无论整个世界的创作理论（或者小说创造法则）怎样扑朔迷离、怎样飞速发展，也无论新的名词怎样毫无着落地盲目爆炸，新的潮流怎样如蹩脚模特儿那样摆弄自己的身段与媚态，任何一位小说家想要成就自己的艺术创作，想要最大可能地开发自己的审美潜能，都离不开一个必需的前提，那就是新鲜的感觉或体验，乃至对整个世界及人类生存史的新鲜发现——有了这个前提，才谈得上小说的提供，才可以说一声，我们没有玷污小说的名声。形式之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赫，但形式替代不了小说的终极含义：形式随作品而存在；一旦离开作品，它就消失。中国的小说家大都知道罗伯·格里耶——这位曾是法国文学领袖之一的作家或“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他为革新小说观念与小说形式倾注了毕生精力，但他的“成功”几乎等于“失败”。他认为，“描写人物的小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于是也就主动摧毁了自己的小说观念，并把此排斥在他的小说形式之外。显然，只有当观念走向成熟时，小说的形式创造才会成为可能；否则，形式就是一种不存在的海市蜃楼，或一种学院式的甚至是非小说的假设。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也是一位中国小说家所熟悉的西方作家。他因小说而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不仅猛烈地抨击过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革新”，而且坦率地提出：“按照格里耶的见解，这种纯艺术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它摆脱了过去承担的责任，不再是‘严肃’的了，而是通过‘宁静的形式’，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的局限之中’。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要它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这是索尔·贝娄在“受奖演说”中所表达的观点——其中的核心便是“卷入现实”，而且是“痛苦地”。在索尔·贝娄那里，形式显得不怎么重要。于是，我想到了与《昆仑》杂志相关的那些中长篇小说的“质”，以及与“质”牵扯着的“卷入现实”的程度和是否“痛苦”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一切都是与作者的新鲜体验或新鲜发现联系在一起的。
80年代的军旅小说在题材选择上是存在偏颇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起步不久的作家们只能从自己熟悉的、感受最深的题材开始，何况，“新时期”的小说开拓还处在热情而幼稚的初级阶段——如前面说到的，题材就是两大类：和平军营生活与正在进行的南线战事（青年作家较少选择现代历史上的战争题材）。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们与生活所保持的密切关系，以及那种自觉“卷入生活”的精神状态。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虽已进入“专业”的行列，但时间大都不长。他们对于昨天的军营生活可以说是记忆犹新：感慨是新鲜的，痛苦也是新鲜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敏锐犀利的感受力与强烈的使命感结合在一起，颇能满足读者的期待或赢得不同程度的共鸣。应该说，这些小说的恩情大都具有前所未有的质泽——在往日的所谓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中，以这样的姿态或装束来传达军营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这种情景，在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唐栋、简嘉、李镜等作家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昆仑》刊载的作品而言）。另一类题材，即南线局部战争题材的创作，虽携有“应景”的色彩，但其中描写的“战争”，已与以往小说中的“战争”大不相同。当然，不可能没有爱国主义或英雄主义的传达，可对于战争中的人及战争本身的理解，则在审美的局面上打开了一个决然不同于往昔的新领域。尤其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方面的求索曾触发了很多作家的兴趣，且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昆仑》杂志亦如此）。但不难预料，这一由于历史突然降临、也许还来不及消化的题材所导致的作品，也和那些新的“和平军营故事”一样，能获得后来者（读者或作家）认同的似乎不会太多，即便是一些在当时颇被叫好的作品，大约也难以避免过眼云烟的命运——其实，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淘汰法则。然而，作为题材的开拓，却可以留下一笔经验的财富。特别是怎样以小说的方式表现战争、表现战争中的人或人性、表现战争在历史演绎中的地位，乃至表现人类面对战争的尴尬与无奈等等，提供了一种最为直接的尝试，一种从生活到创作的“操练”——这一难得的机会，也许可能为将来的战争小说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甚至是那种纯属感性的关于战争生活体验的积累。
80年代的军旅文学创作，确实是值得怀恋或重审的。倘要概括，无非是二：一是作家们不回避军营生活，乃至战场生活的矛盾，拥有一种“卷入现实”的自觉精神；二是作家们的创作态度很认真、很严肃，对小说创作怀有一种神圣的真诚，一种富有使命感的坚韧。当然，就“卷入现实”而言，往往因作家的不同而对“现实”显示出理解上的差别，但又因小说描写的真实或真诚，也就传达出相应的深度：或忧患，或痛苦，或拥有悲剧性，或对于悲壮的追求。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感受“现实”的洞观角度：或社会意义的，或军营文化的，或人性人情的，或战争的，或精神世界的，或涉及到了人的处境与人类前途的……作家们经由小说而对“现实”作出各式各样的审美诠释，或者说，作家们对于“现实”的理解，要比以往宽泛得多，也深刻得多。至于“卷入现实”的方式，作家们也作了相应的实验——幼稚或浅尝辄止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刻苦努力却是当时的文学景观。实际上，即使是进入了不甚景气的90年代，之所以仍然产生了那么多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我想是与80年代的这种“卷入现实”的“传统”分不开的，如庞天舒、陈怀国、阎连科、赵琪等年轻作家的小说。而且在形态上呈现出一种更加多样化的趋势。至于是80年代的小说具有生命力，还是90年代的小说具有生命力，这是由历史来裁定的课题。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因了作家的生活观念与文学观念的差别，也因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的影响或渗透，这些小说拥有十分丰富的装束与寻求，甚至可以说，某些作品要更接近“小说艺术”一些——尽管在“轰动效应”方面，90年代的小说是无法与80年代相比的，这是毫无办法的事，但它恰恰是一种极为正常的文学现象。如果说，80年代的军旅小说以“卷入现实”的气度或深刻性赢得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效果，那90年代的小说在“卷入现实”方面，更重视“卷入”的方式或形态，并以此来达到小之于“现实”的某种展现或相应的剖露。这是90年代军旅小说的优点，又是它的缺憾之所在。
常言道，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总体趋势。但落实到每一个后来作家那里，此言未必都能兑现。我的意思是，在这《昆仑》百期感怀或感念之际，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作为刊物的心愿，我们还有大片土地需要开垦与耕耘。
自《昆仑》创刊以来，我们的军旅文学（特别是小说）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情势之中。这是一个大漂流的时代，小说无法独立于这个以探索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谁也不会特别地向你倾诉：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告别一些什么，应该开创一些什么，或者说，这个时代的军旅小说应该写些什么、应该怎么写……既然是探索着的大漂流时代，那只能在漂流中独立认定自己的方向。实际上，在我们进入90年代之后，这种军旅小说的大漂流特征，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还显得更鲜明、更突出了。这便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迷惘与困惑：旧的模式被打破了，新的形态尚未被建立，譬如英雄人物与英雄主义精神的关系，忧患与悲壮的关系，等等。特别是在题材选择上，虽则呈现出一种五花八门的丰富，但因了南线局部战争题材的放弃，可以被称为“战争小说”的小说创作更显得捉襟见肘。这也许不能认为是迷惘或困惑，可军旅小说淡漠了战争生活的描写，或缺少了“战争故事”的撑持，也就不能不认为是一种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