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论展望，首先可能涉及到的就是军旅题材的开拓问题。在90年代中长篇军旅小说中，“战争小说”的创作是最为薄弱的一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一个最富表现力或最能撼动人心的题材领域。若要探究其中的原因，我想是（或只能是）多方面的，如倡导的原因，作家阅历的原因，体验肤浅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观念及素质的问题。我说的观念及素质之中，还包括了诸如对于小说功能的理解或是否可能被眼前名利所诱惑之类的因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作为艺术劳动，战争小说的创作必然要比“和平军营故事”更艰辛一些。这对于缺少战争生活经历的作家来说，当然具有更大的难度。但其中的“情理”并不说明，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作家一定写不了战争小说。很多卓越的战争小说出自没有直接战争体验的作家笔下，这似乎是一个无须论证的事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谈论战争小说所可能的美学意义，乃至那种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或与文化人类学相通的艺术光芒，我只想说，战争小说是一种传达人的本性或人的精神的文学场所，特别是因了生命或人的命运在战争状态下的处境，小说的描写也就拥了日常生活不可替代的潜在可能性。只是在这里——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军旅作家来说（极少数参加过南线局部战争），若要创作战争小说，也就意味着对已经成为历史的战争生活进行必需的“补课”：熟悉与了解还不算难，难的是战争景况与战场状态下的精神体验。像长征、抗战这样的战争生活，真可谓：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即便是想找一个当事者谈谈当年的战场景背，在今天也已很难了。倘要写从前的战争，且又想重新认识或理解战争中的人与事，或赋予小说叙述一种现代视角，其创造的艰辛是不难想见的。当然，小说是虚构的，而战争小说也不可能或根本不必要是某一部分战争史的“反映”或“再现”，但我们得承认，虚构所依仗的文学想象力绝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它的发生离不开生活的土壤；即便是那种变形的或荒诞的小说叙述方式，内中所贯穿的体验，也一样以丰富可靠的生活把握为前提。显然，历史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及思考。但问题的另一面却又是：亲历过战争的作家不一定写得出精彩的战争小说，特别是那种可能传达人类生存困境或民族精神景况的战争小说，而没有亲历过或根本不可能亲历战争的作家，也不一定写不好战争小说——或许因了距离的关系而可能写得更好，甚至可能因了作家素质及天赋的缘由而更富有创造的文学品位（即更接近文学的境界）。以长征为题材的《苍茫组歌》，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作者赵琪出生于60年代，离30年代的长征生活已经十分遥远了（他还写过相当出色的古代战争小说《穷阵》）。还有那位出生于1953年的苗长水，也曾写出过《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等一系列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就看我们肯不肯下功夫，所选择的路子是否对头，尤其在熟悉与了解战争过程乃至战争情景的前提下，能否对战争生活作出独特的理解或拥有更高远更深邃的感受。我们的一些很年轻的作家曾写出过很好的古代战争题材小说（如庞天舒的中篇《蓝骑兵巴图鲁》、长篇《落日之战》等），据此“情理”，大约也是能够写出很好的现代战争题材小说的。
当然，我并不想在这里强调“题材决定论”——我只是从审美的潜在可能性出发，试图说明题材选择的重要，何况我们还占据着“军旅小说”的阐释角度。我还是那句话：不可淡忘战争。不仅在题材选择上不可淡忘战争，而且在和平军营生活的审察过程中，也不能淡忘战争——这不是简单地强调战争意识，而是军人的生活（作为特别的生存状态）所必然贯穿着的一种精神底蕴。军人就是为战争而存在的。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如此——即使是无仗可打的年代，军人的生活仍然与战争（可能的战争或假设的战争）息息相关；一旦无关，军人也就失却了之所以是军人的存在价值。军人可以参加抗洪抢险，可以快速投入扑灭森林大火的战斗，可以在一切天灾人祸面前挺身而出，也可以成为日常社会生活的道德楷模，但绝不可淡忘的是：因了被称为军人的缘故，这一群体的全部生活都与或终将与战争相关，即他们为战争而独自经历着与众不同的生活，而这里所说的生活只能是军营生活，是那种塑造军人品性、军人人格、军人素质或作战能力的生活。倘若淡漠了这一“现实”，那我们的洞观也就丢失了军旅生活的质核——作为小说，也就稀薄了我们正在追求的独特性。所以我觉得，即便我们所描写的是和平军营生活，既无战争的惊心动魄，也无战场的硝烟弥漫，但就准备战争而言，却应该是一种很现实的存在状态，可谓古往今来，世界一律。什么叫“兵味”？“兵味”便是一种军人精神状态的体现，一种与战争可以连接起来的“兵家感情”的传达。虽有“农家军歌”之说，可主唱的还是“军歌”，还是从“农”至“军”的独特的人生旅程。当然，“军歌”亦可超越，但超越仍然得从“军歌”开始。我想，不可淡忘战争的意识，尽管不是或根本不可能是一种小说意识，但它毕竟是军旅作家洞观军人生活的一种必需意识，一种可以使你感受到“兵味”或感受到军人生活独特性的意识，甚至是一种使歌颂与批判具有同等价值的意识。这种意识并不是文学自身探索的结果，而是军人生活所独有的——它一方面源于军人所面临的客观现实，一方面又统治着军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为战争（同时也为和平）而存在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我还想重复一句，因了这里谈论的范畴是军旅小说，也因了军旅小说所可能的独特性，我们才如此执拗地强调在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中需要诉诸战争意识。否则，我们谁都可以说，怎样表现生活，传达一些生活中的什么，或如何确定小说的题旨及思情倾向，那是作家的一种自由，或一种选择的权利。甚至还可以提出，特色终究是特色，一部描写军人生活的小说能不能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品，最后的判断尺度也不会在于作品是否隐含或贯穿了战争意识。
如今的军旅小说领域，一是少有直接描写战争生活的作品，一是在数量可观的“和平军营故事”中，往往缺乏战争意识的渗透或作为潜在前提的贯注——其结果便是使“军旅小说”成为一种虚称，内中的人物也仅仅是穿了军装而已。且不论“和平军营故事”的艺术质量或应有的描写特色，就说这“和平军营故事”与“战争小说”在数量比例上的失衡，其原因的寻找与分析，也是可以成为一篇颇具分量的文章的。战争小说的创作难度大，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表层的方面，因为在这表层之下，还实实在在潜藏着一个作家的文学的或精神的素养问题。不难看到，在“知难而退”的机智之后，不少作家也就在或能在自己熟悉、特别是自己经历过的军旅生涯中寻觅题材对象。此时此刻作为创作选择的一种，不仅应验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创作理论，而且也实践了“扬长避短”的策略。当然，从总体上说，这种战争小说与“和平军营故事”在题材选择上的失衡，也与某种无前提的一味倡导“现实题材”的思路相关。照理说，强调“现实题材”，或提供作家对于处在变化中的军营生活的关注，甚至是对于各种现实矛盾冲突的揭示，实在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从读者的兴趣或期待看，也可能给小说造就更大的阅读魅力。可在实际上，我们的不少“现实题材”（尤其是一些中年军旅作家的“现实题材”），是很难归属“现实题材”的，至多只能认为是“准现实题材”——60年代、70年代的军营生活，也是可以算作“历史题材”的。题材已经不新鲜、不怎么“现实”了，但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是不是就一定缺乏“现实性”或“现实感”？我想不是的。关键在哪儿？要看作家在审视与重识过去生活时，是否拥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当代目光，一种富有“现实感”的意识。若有，即使描写的是往日的战争生活，作品也可能产生出一种与“现实”息息相通的精神意蕴或思情指向——尽管很含蓄、很曲折，绝非“含沙射影”地故意为之，但人们还是可以经由叙述的整体性而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它的存在。现今的文学现象，时常出奇的令人难以置信，譬如说，缺乏“现实性”或“现实感”的小说，恰恰是那些“现实题材”小说，而富有“现实性”或“现实感”的小说，反倒是一些描写过去生活的小说。《苍茫组歌》之所以能赢得读者的共鸣，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作品所拥有的那种精神揭示，那种传统文化底蕴的剖露，那种生存道路上的艰辛悲怆的沉重展现，还有那种作家的重审往日的坦诚，都传达出一种与现实、与现代人相通的恩情本色——这，便是小说的“现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