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强调“现实题材”的本意，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小说描写与人的现实（或处境）的相通性，一种重新认识人生（或历史）的启示，一种比较直接的当代感情的洗礼。倘若以为强调“现实题材”只是为了服务于眼前政治，或为了配合某种中心工作，甚至为了图谋获奖而在题材选择上玩一点儿把戏，那就真是自以为得计地滑入了误区，而且是对强调“现实题材”的亵渎与歪曲。在我看来，强调“现实题材”的美学目标，也就是在关注与描写“现实”的过程中实现相应的“现实性”或“现实感”。如果这种美学目标在“非现实题材”（譬如“历史题材”或“准历史题材”）小说的描写中同样可以得到实现，那题材的选择也确是无关紧要，而“题材决定论”亦不可能有太大的市场。
说到这里，我还想提及已经提及的“卷入现实”的观念——无论“历史题材”（或战争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会碰触到“卷入现实”的问题。此处所说的“现实”，不仅是实在的或正处在进行状态中的周围生活，而且也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它不仅是指物质世界，而且具有精神或感情（即社会人性）的属性。在哲学领域中，可能性与现实通常被放在同一范畴中阐释，这就充分地呈现了“现实”这一概念的含义：它是实现了的可能性；或可能性的实现过程便是“现实”。它是一种状态，一种人的处境，一种矛盾的转化或新陈代谢的组合秩序，于是，它又是一种永远探索不尽的奥秘。所谓“卷入现实”，就是要深深地进入这种体现着生存状态或人的处境的过程，并以小说的方式把其中的奥秘逐步揭示出来——当然是个性的具象形态，而不是直接的哲学表达或其他抽象的理性诠释。这样的“卷入”，其结果也就囊括了人的一切：人性、人情、人的精神、人的尴尬无奈，人的痛苦或快乐，还有信念、信心、毅力、意志等等。不言而喻，其中也包含了军人——战争中的或和平军营生活中的，昨天的或今天的，一切的一切，都可能获得最富“现实性”或“现实感”的呈现及传达。凡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恩情寓意——无论它们是来自历史的“现实”还是来自现在的“现实”，因了都是“现实”的缘由，特别是因了“现实”在哲学意义上的相通性及呼应特点，所以“卷入现实”之后的那种精神收获（或境界发现），对于今人的审美价值是同等的，是没有题材差别的——重要的是“卷入”了没有？“卷入”的程度如何？或有没有“卷入”的能力？乃至你所“卷入”的对象是不是“现实”？如果以这种“卷入现实”的观念来洞观考察最近十几年来的“军旅小说”（包括战争小说），那就不难发现，在我们这片文学土地上还有着极其广阔的垦荒前景——战争的“现实”、战场的“现实”、准备战争的“现实”、寻找和平的“现实”、作为人的军人的“现实”、（从农民、学生等）成长为军人的“现实”、东方战争文化的“现实”等等，都可能在“卷入现实”之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表现。然而，我们诉诸的求索毕竟是少了一些。
西方文学界人士总爱把出类拔萃的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往“人类”这一概念上牵扯（读一读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便可明白这一习惯），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界也逐渐“引进”了这种评价思路（在这之前，只有当我们在谈论“无产阶级革命”或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才广泛使用“人类”的概念）。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剔除偏见，一部作品真的能以独特的方式体现或传达了人类生活的忧患乃至困境，那它的魅力或生命力是不言而喻的，起码是能被更多的读者接受，其中也包括走出国界而加入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对话。联合国的所有议题的“主题词”便是“人类”（或“全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题词”，肤色不同、政见不同、语言不同的人们才可能走到一起——真诚也罢，虚伪也罢，国家观念也罢，民族或地区的利益也罢，亮出的旗帜上都写着人类或人类前景的字样。当然，这里的比较有点儿不伦不类，因为文学宗旨中的“人类”容不得丝毫的虚伪或仅仅视作旗帜的装模作样。它必须是真诚的，必须是饱含深情的，必须是那种源自历史深处、但又属于个体的人性表达。如果说联合国讲坛上是打着“人类”的旗帜寻找共同性（或共同利益），那文学创作则是要经由最具体最生动的局部展现及个性传达而抵达人类共同面对的困境，即那种历史性的无奈、尴尬、痛苦，当然也包括那种生存的理想及寻找未来的快感。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警惕，那就是一部小说究竟怎样才可能被称为“人类”的？显然，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感受尺度是有差别的。我们特别不要漠视了这个世界上所流行着的各式各样的“文化中心主义”。西方人的痛苦是人类的痛苦，中国人的痛苦也是人类的痛苦。在那些表现越战的美国人的文艺作品中（如小说、电影等），美军士兵葬身丛林固然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流血的伤口。但在“地毯式轰炸”之后，那种挣扎于熊熊烈焰中的越南村民的惊恐与绝望，难道不是“现代文明”导演下的人类的苦难么？所以我想，在表现人类的生存景况时，每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视野及角度，而偏见亦是难免的——美国人所创作的越战题材作品，尽管也是以他们的目光发现了人类的某些苦难，但主要是从自身或自己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中感受到这种苦难的。不难理解，西方人在评判一部作品的人类意味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判断尺度），绝对避免不了自己所置身的由来已久的文化背景的制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它“纯洁”不了，而“不纯洁”才是正常态。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文学创作在寻求人类意味时，都是从具体生动的生活局部现象开始的（即从人类生活的某一部分开始）。“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说法，虽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偏颇，但任何富有人类意味的优秀小说，都是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民族生活（或特定社会生活形态）开始的。
军旅小说（包括战争小说）也不例外。
即使是从“卷入现实”的观点出发，“现实”——进入小说之后的“现实”，也同样具有鲜明独特的具体性：小说终究不是哲学，不是摆脱了具象的抽象诠释。
因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作家所描写的中国军人生活，也同样可能揭示人类生存景况的某种特质，因为中国军人的生活，无论是战争生活还是和平军营生活，都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或一种形态——索尔兹伯里曾把中国红军的长征称作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便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在我看来，中国的军旅小说或战争小说是否可能传达出相应的“人类意味”，这里既有传达什么或怎样传达的问题，也有怎样看待这种传达的问题——如前所述，各有各的视野及角度，也各有各的感觉与判断，以及这种感受与判断所依仗的各种形态的文化背景。自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不自大，但绝不能丢失自尊。我在谈论这个“人类”的话题时，其中汲取了一些中外作家的卓越见解，譬如小说家李锐的看法。李锐曾写过随笔《谁的人类？》，他表达这样的见解：“……当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们杰出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表达只被看作是‘中国的—而不被看作是’人类—的？事实上几乎所有欧洲和北美的杰出作家和作品，在被人评价的时候都会被冠以‘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处境’、‘深刻地描写了人类的苦难’、‘深刻地体现了人类之爱和人的尊严与荣耀—，等等等等。在这个用‘人类的’三个字所组成的神圣之山上，云集了所有欧洲和北美的艺术大师和他们的作品，需我辈仰视才见。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文化、超时空的大写的‘人类’，为什么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我们的作品就与此无缘？不仅无缘，而且还常常被别人或是‘无意识’或是‘下意识’地排除在‘人类的’之外。最有讽刺意识也最常见的是我们自己，也在做着这样的排除。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在‘人类的’之内？或者说，这个人类到底是——谁的人类？”李锐的这番话，是很值得写战争小说或热衷于编织“和平军营故事”的作家们深思与反省的。当然，这将涉及到作家们自身的素质问题，因而究竟怎样反省自己的创作，或朝着怎样的方向思考自己的“重新开始”，那便要看作家们如何享受或能否享受自己的选择自由了。
我知道，军旅小说对自己的创作状况是不甚满意的。的确，即便是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甚至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品，也只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真实，哲学内涵的探究是欠缺的，“人类”的意味（如人类在战争与和平面前所呈现的深刻矛盾与困惑等）也是极为稀薄的。所以昆仑鹰在最近的文章中说：“要使我们的军事文学同世界军事文学的发展接轨，并屹立于世界军事文学之林，就必须冲破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将军事文学的审美视角指向人类战争与和平的深刻内在矛盾观照下的广泛的社会人生，并以此为出发点向着人性的深层拓展，表现人在面临生存极境的过程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所要寻找的依然是那个“人类的”寓意指向，是那个大写的“人类”。不过，其中并不存在谁与谁“接轨”的问题——对一些作家来说，至今还谈不上已经受到了传统的“束缚”：没有进入何谈“冲破”？我想，倘要“重新开始”，或真的要向着那座由“人类的”三个字组成的神圣之山登攀，那认识自己、充实自己则是必需的准备活动。而且要自尊自信地意识到，这座神圣之山的真正归属也是“人类的”。只要写出了作为人的中国军人的生存过程，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包孕了“人类的”思情意味。说到底，我们还得从感受自己的生存状态开始。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作家，我们只能或只配写中国人的生存过程。写好了中国人、写好了中国军人，那我们也就在那座神圣之山上了！这并不需要由谁来认定。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实际上，《昆仑》百期中的作品，也只是军旅小说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我们尽可以在“蓦然回首”中作一短暂的陶醉，但最终还是要重新开始。“回首”的含义便是告别；我们只能永远地重新开始。
199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