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不赞成把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分为“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因为同样作为文学的“通俗小说”，其潜质或最终的传达也应该是严肃的。实际上，文学界时常谈论的所谓“严肃小说”，是指那些高视野的富于寓意发现与境界追求的小说，或那些艺术品位较高、充满了叙述创造性的小说。好在当今的长篇小说领域，雅俗之间的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走“第三条道路”的创作时尚正在形成相应的气候。人们不难看到，即便是一些极富艺术追求或叙述革新倾向的小说，也注意到了“亲近读者”及提高可读性的问题，并对“畅销”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不少崇尚“阳春白雪”的长篇小说作家，已悄悄地改变了以往那种对于“通俗小说”不屑一顾的态度，且开始汲取其中的某些优秀而可运用的文学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所具有的美学价值或社会文化价值，必须经由接受过程的反复认定或再创造，于是，赢得读者也就成为小说艺术的一种要求——显而易见，在绝不降低艺术品位及创造性的前提下选择“第三条道路”，只能认为是一种吻合艺术创造规律的明智调整。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诸如《马桥词典》、《窑地》、《木凸》、《万里无云》、《土门》、《栎树的囚徒》、《清水幻象》之类，就在“阳春白雪”的创造中注入了一些更能吸引读者的活水。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称得上是现代高雅小说，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进入的柴门毕竟狭小了一些；《马桥词典》则不同，虽为长篇而好读好看，在新鲜的叙述方式之中，让人感受到一种更深的“寻根”意味。李锐的《万里无云》虽无太大的反响，但作品的恩情追求及叙述创新色彩，非但没有影响可读性，而且因采用了多视角的“自叙”的倾诉方式而强化了“亲近读者”的魅力……这都是一些值得乐观的长篇创作现象，可长篇小说毕竟是一种创造周期较长的艺术劳动。它与灵感相关，但又绝无一蹴而就的偶然性。它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文学准备，需要对长篇小说作出可靠的审美理解及驾驭这一浩繁文体的能力。何况，长篇小说的“长”，并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长而又长”的曲折复杂、跌宕起伏，而在于“长”背后的丰厚或容量，在于与篇幅相称的对于生存状态及“人的过程”的富有“现实感”的发现，哪怕是模糊的有待读者再创造的恩情发现。因此，尽管作家们大都理解了在“第三条道路”上接近小说艺术的可能性或前景，可就当今的长篇创作现状而言，依然存在着不少误解，以及种种少有创作准备（包括造诣或功底）的缺陷。我想，这是造成当今长篇小说创作“量大质次”的重要原因。
譬如，长篇小说的题材及“现实感”的问题。“现实感”无疑是一种小说意义的体现，也是一种吸引读者的强大征服力量。“现实感”是一座沟通作品与读者心灵的桥梁。但“现实题材”并不等于“现实感”，就如人们在一些最现实的所谓“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体会不到强烈的“现实感”一样。相反，人们却可以从某些历史题材或准历史题材（如“文革”以前的当代题材）小说中，领略到极富冲击力的与现实息息相通的“现实感”。我一向主张作家要关心社会生活热点，要尽力“卷入现实”，但“卷入”的目的却在于获取体验或造就新的观念，或者说，作家可经由对生存状态的持续不断的重新理解而形成更富现代性的审视目光及穿透能力。题材选择只能是因人而异或量力而行的事。写不了“改革”、写不了“商海”，非写不可的结局也只能是“事倍功半”。追潮流、赶时尚的创作姿态，确与“现实感”无缘。小说的“现实感”——说作家的素质或修养也可以。但长篇创作中“为故事而故事”的倾向，应该说是相当普遍、也相当严重的。倘若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连最起码的“现实感”即那种“卷入现实”的精神都感受不到，那如何能触动读者的心弦呢？我们可以声称“人类精神”、“人类前景”或“人的过程”、“人自身”等等，但这一切，只有经由现实的呼唤与共鸣才可能获得实现。
这对于长篇小说来说，自然是很高的创作要求，但若无这种真正接近小说艺术的要求，那“精品”或“佳作”的诞生，只能是一种可笑的自以为是，或一种自己给自己打分的标榜。然而，更让人沮丧的是，眼前的很多长篇小说，不仅谈不上生活发现或可能的“现实感”，谈不上故事背后的那种更深层面的寓意题旨，而且缺乏最起码的驾驭故事的能力，甚至连故事也编不“圆”——不讲究结构，没有章法，流水账，混乱琐碎，对小说叙述学（无论古典还是现代）几乎一窍不通……我说的还是相对严肃的长篇小说，即不包括那些迎合低级趣味、含有庸俗的商业操作气息的“伪劣作品”。实事求是地说，故事性之于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可连故事也编不“圆”的小说作家，即便他意识到了雅俗之间还有同样能抵达小说艺术的“第三条道路”，那离小说的成功也依然很遥远。
那些不尽如人意或质量低劣的长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大量地出版面世，并严重败坏着中国长篇小说的声誉，关键还在于出版界的一哄而起及“饥不择食”。这大约是造成创作与出版之间的不良循环（或恶性循环）的“环境”根源。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既是乐观的，又是令人担忧的，特别是对于“质”与“量”的比例失衡状态的改变，还需要耐心的等待——等待创作的进一步觉醒，也等待出版界的更加成熟。我想，觉醒也罢，成熟也罢，都离不开对文学、对读者的虔诚！
199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