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创作“受虐”的说法，也许有点过分或夸张，但这几年来被轻视、被挤到小说家族角落的状态，却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可以想象，被冷遇的处境或多或少会波及到它的质量与数量——尽管如此，值得敬重的短篇小说创作并没有因此而沉沦。相反，因了它少有商业操作的影响而保持了自己的文学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不少短篇小说要比阵容显赫庞大的长篇小说更接近小说艺术一些：它为小说艺术而存活、而延续，很难说得出哪一位作家是为印数、为版税才去写短篇小说的。
实际上，只要我们翻开这些年《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文学杂志，是可以读到不少很出色的短篇小说的。可以认为，这些短篇小说的艺术质地及叙述方式的创造性，绝不会、也不可能逊色于那些曾在“新时期”文坛引起“轰动”的小说。如果我们乐意重读，也就不难发现（即便是粗略的印象比较），眼下的一些短篇小说——无论是题旨寓意还是叙述形态，都是“新时期”的艺术可能性或思情开掘的深度所难以企及的。这不是哪一代作家或哪一个作家的能耐底气之类的问题，而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发展过程决定的。谁也奈何不得，是历史于冥冥之中的主宰作用。我想，即将评定的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之中，或许可以读到一部分称得上“精品”的短篇小说佳作。
然而，即便是如此，短篇小说的创作仍然摆脱不了被轻视、被冷待甚至是“受虐”的处境。人们皆知，创作总与出版相关：出版具有一种扶植或刺激创作的功能，而创作则是出版的基础。可最近几年来，出版界对于长篇小说的“痴情”，可以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短篇小说的出版呢？其中所透露的偏颇，不说愚蠢也属于一种自以为是的判断。人们不会相信，每一部长篇小说都会给出版社创造“经济效益”，而每一部“短篇小说选”或“短篇小说集”都会造成“赔本”，“短”并不是短篇小说的短处，相反，恰恰是这一小说品种的长处。就“短”而言，各式各样的散文随笔集不是也受到了读者的青睐么？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很多鱼目混珠者或滥竽充数者。我很明白，我的这种比较不尽合情理，但图书市场上很难见到“短篇小说选”或“短篇小说集”，也同样是一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很多读者具有喜“短”不喜“长”的偏好，特别是在今天的读书界，人们对于那种一哄而起的长篇出版或粗制滥造的长篇创作早已因重复上当而深恶痛绝。于是也就让人想到，倘是一本精彩卓著的“短篇小说选”或“短篇小说集”，读者也会持拒之门外的态度么？
所以，我说的“受虐”，主要是指出版而言，或是指文学界自身而言。文学界自身的状态是最令人遗憾的，譬如，一些本是短篇小说高手的作家，纷纷“扬长避短”（实为“扬短避长”）地、甚至是毫无准备地投入到了浩繁的长篇创造行列，其结果是“事倍功半”，始终见不到像样的长篇小说问世。又如，一些文学期刊（包括一些大型文学杂志）也往往把短篇小说挤到了真正称得上角落的位置——仔细想想，这种翻开杂志便可见到的景况，实是极为荒谬的：中长篇小说就一定有质量、有分量么？而短篇小说则不论其艺术品位如何，似乎理所当然地只能担当敲敲边鼓的角色？再如，在作为“传媒集散地”的北京，长年累月地召开各式各样的长篇小说（或长篇报告文学）“研讨会”，而真正需要“研讨”的短篇小说艺术却从不见“研讨”，不过，所谓长篇小说的“研讨”也大都是幌子而已。这是文场上的“家”们心里都明白的事。
我之所以有点儿愤愤不平，因为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创作的劳动量及所可能的思想容量，自然比不得长篇，但它的难度却是毋庸置疑的；因短小而难，因容量而难，因境界而难，因叙述方式的不断变化而难……正因为难，所以它也是小说艺术的更新对象，或也是体现小说艺术整体水准的一种标志。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与爱护短篇小说创作。在这里，我想说一句，不要不屑于短篇创作；若以为长篇创作是一种潮流或一种时尚，那用得上已故汪曾祺先生的告诫：“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这是他的《小说笔谈》中的话。汪先生一生专注于“短”，也一样成为文学大师。
199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