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亦称评论。所谓评论，也就有“评”与“论”的问题。不难看到，如今的“论”多于“评”——我说不清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想说，批评的表达是否应该少一点儿“演绎”的漫天飞舞？是否应该从天空回到地面，多一点儿与中国的文学休戚相关的阐释？就批评的活力或有效性而言，更新知识结构及所谓变换“话语方式”，乃至寻求视野的“全球化”或一体化的参照系，当然是不能藐视的方面，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中国的文学——倘若远离了正处在各式各样变化中的中国文学，那绞尽脑汁的“更新”、“变换”或“寻找”，那优美而体现才智的“漫天飞舞”，是很难产生活力及有效性的。有时新的说法称：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要与国际（实为西方）接轨，但我觉得，西方理论批评界绝非傻瓜的集合，你不理睬中国的文学，人家也不会与你的虚空泛论“接轨”的。他们与你交流什么？和你一块儿做“演绎游戏”？实际上，相当多的与中国文学关联甚少的“高论”，往往只能糊弄或吓唬一番本土的一些同样喜赶时髦的年轻人。
西方的理论批评是从哪里来的？自然是从西方文学的土壤中产生的。那我们的理论批评呢？道理是一样的。可让人失望的是，不少论作、不少“丛书”（如“文体学丛书”、“新视角丛书”之类），阐述的“言必称希腊”很流行、很时尚。我总想，作为中国的理论批评家，怎么能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特别是一些产生过影响的作品保持沉默——此情此景、此中的蹊跷不能不让人怀疑：“评”与“论”的写家们究竟读了多少由中国作家创造的作品？他们对本土的文学状况到底有多少了解（且不说理解）？而“评”与“论”的见解或“视角”又是从何处收获的？
从理论到理论，或由西方理论而终于署下了自己名字的“重新演绎”，终究不是一个诚实而又理智的理论批评家的作为——说句不太理论但又很实际的话：文学理论批评的“楼层”（不管是高楼大厦还是茅屋草舍），还得从读作品开始。西方文学的理论批评家是如此，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家也是如此，可谓“世界一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不怎么读作品的理论批评家——少读也罢，可偏偏又要天马行空、高谈阔论，以致很自觉地把指点中国文学的重任放到自己的肩上。当然，他们大都拥有相当成熟的“看家本领”，譬如引人注目地从事新概念、新话语的“爆炸试验”，以云雾缭绕显示深奥；又如频频举起“建构体系”的大旗，搞一些逻辑演绎的文字游戏。平心而论，其中的有些“演绎”倒不乏启示价值，若能与中国的本土文学联系起来，岂不更好？
无论怎样说，空洞的高谈阔论是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的弊病之一。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当你翻开数量并不是很多的、与理论批评有点缘分的报纸杂志，那种开口就是“中国”、闭口就是“世纪”的见解表达，几乎到处都是。相反，下工夫对作家作品诉诸分析或剖露的阐释，却在比例上显得相当可怜……我绝不反对视野高远的理论批评，只是觉得，再高远的视野也得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开始。可以相信，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其“优秀”不仅在于视野的高远或开阔，而且（作为最基本的素养）在于对作品的敏锐犀利的感受与判断，在于对一个具体作家的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与剖析，以及那种由此及彼的理解发挥能力。这方面的“优秀”，即使被视为“雕虫小技”，我们也不能放弃，而且要充分享受其中的自由。不然，再“世纪”、再“宏观”，就是登上了地球之巅，也难以看清楚中国文学的真相，更触摸不到本土文学创作的神经——如此这般，还能谈到理论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么？
说到理论批评的“宏观”，我时常产生这样的疑问：谁能“宏观”？当然还是有人敢于“宏观”的，譬如总能见到这样的文章：《19××中国小说一瞥》、《19××中国文坛回顾》，更大胆的是诸如《90年代小说阐述》之类。但细细读来，却发现其中的很多内容仅属转述，并不是自己读作品之后的体验或见解的综合，因而免不了给人以大帽子底下的弱不禁风之感。最近从《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学人作家”徐坤的见解：说现在的文学出版物成千上万，想要进行粗浅地翻阅都已经成为不可能。事实也确是如此，就长篇小说每年就有七百部以上，如果再加上短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谁能读完？每年若能读上几十部长篇小说，也算是孜孜不倦了……在这人的（或批评家的）“信息滤取功能”受到空前挑战的时代，文学的“宏观”或小说的“宏观”——究竟能“宏观”到怎样的程度，而其中的可靠性又有几成，大约是不难想象的。不过，“宏观批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譬如最近据陈思和透露，他与几位年轻朋友按他们的标准选出了1997年的最佳小说，且不论陈教授的“长序”如何表述，这“选编”就是一种“宏观”的过程，但话说回来，此间的“宏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完成的，是他与几位年轻朋友读作品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天马行空、漫天飞舞的“一瞥”或“回顾”，甚至是推断与猜测。我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当然首先是我欣赏这种扎扎实实的做法（尽管他们也明白会引起议论或争论，甚至也可能会有偏颇），但更重要的是，我想进一步说明，无论批评水准是高还是低，不触及最能体现文学现象或思潮走向的作家作品，是无法称之为“批评”的，更不可能产生卓越的批评——这是一个前提：你可以调整文化态度，可以转换批评方式，可以采用新的“话语”，可以是“学院派”或不是“学院派”，但这个前提是不可动摇的。
这，便是我说的批评的“着陆”。
199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