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点儿题外话。其实也不算“题外”，无非是有些回望历史的意思——在这里，我主要是想消除某种可能会出现的“误会”，因为无论怎样说，这里涉及到一个“忧”字。我们的文学一直习惯于高亢激昂，似乎碰触了“忧”，便有了消极的悲悲戚戚的或光线不足的嫌疑。事实上，“忧”的解释很多，可能是忧患、忧愤、忧虑，也可能是忧烦、忧伤、忧郁、忧惧等等，而有些时候的“忧”，恐怕是难以用言语表述得清楚的……当然，“忧”可以是属于私人生活的，也可以是牵连到社会、乃至民族或国家。但在文学作品中，“忧”肯定与人相关。这里所说的“写忧而造忧”的观点，是我从20年前的钱钟书先生的《诗可以怨》中收获的。钱先生当时提出了“中国文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的意见”，那就是“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还说：“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自诗经楚辞始，凡传世的作品，哪一部不是“写忧而造艺”？关键是写怎样的“忧”，以及怎样“写忧”或怎样“造艺”。唐代的文学家（或哲学家）韩愈看得很明白，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易好”的说法固然有点儿“套板”的意思，可此“套板”是其他写作上的“套板”无法相比的，因为其中有着吻合人世、人生、人性乃至人类生存前景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或永恒的要素。“愁思之声”也罢，“穷苦之言”也罢，都与“忧”相关。虽则时代不同了，“忧”的底蕴、形态及方式都不可能相同，但人还是人，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当我们读某些作品（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被深深感动了——倘若你是个有心人，不妨往深里仔细琢磨一番，到底是什么让你感动了，而你的感动中又包含着一种怎样的情绪……我想是很有意思的。这，也许与感受栏目中的几篇小说有关，但套用某种理论观点肯定是行不通的——至于“写忧而造艺”，能否从中获得某种启示，那只能看各自的能耐与天赋了。
题外话到此为止。现在按我的阅读顺序来谈论这几篇小说——
也许是我与高原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排着先读了陶纯的《黑夜沉沉的高原》。怎么评价这篇小说，三言两语说不清，反正读到最后，让人感到心痛，感到泪水要往外流。没有上过高原哨所或不知道高原官兵生存状态的读者，是否会产生与我相似的感觉，我无法知晓。在我读到的描写高原军人生活的小说中，《黑夜沉沉的高原》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尤其是其中所传达的对人、对高原、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感觉”，极为出色地透露出作者的审美才华。小说只是描写了一位有13年高原兵龄的老兵的际遇，也许是他的全部，也许只是他亲历的一部分，但即便是点点滴滴，也很真实很有张力地写出了高原官兵所承受的那种寂寞孤独，那种平原上的人难以想象的被煎熬被折磨的苦涩。官兵们之所以要护卫那片连“蚊子也不肯来”的土地，只有老兵明白，“有了人，它就是活的”。作品对于仍处于洪荒时代的高原，对于人的沉默，对于命运，对于不擅表达却乐意自言自语，对于高原老兵的平原感受，就是对于老兵的回答，既不喜欢高原，但又舍不得离开，说离开了会更想它……都有独特而感人的描写，而这一切，很能让人感觉到，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处境：谁也逃脱不了，只是生存的方式不一样。高原老兵的人生及遭遇——缓缓的苍凉感伤，沟通了我们的心中并不自觉的孤寂与苦楚，乃至各式各样的怀念。我想，小说不止是富有特色及命运感地颂扬了高原官兵的“奉献精神”，而且是对人、对人的生命力的一次至高无上的讴歌！
我推重《黑夜沉沉的高原》（或偏爱这篇小说），读者是可以感觉到的。不过，陶纯的另一篇小说《灵魂附体》，就不是那么值得称道了。作品的开始，即“我”参加暴动并为他人献身的那部分，写得颇具新意，或写出了历史进程的本相，可“附体”（作为小说的重头戏），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不是“附体”的方式不能尝试，而是没有获得相应的传达，且写得粗疏而马虎。
现在我们来读闵凡利的《血声》。小说的背景是抗战，或者说写的就是抗战中的人与事——作者的题记也说得很明白：“此文谨献给那些为抗战而默默死去的人们。”我也很推重这篇小说。看得出，作者很年轻——我首先推重的是作者不忘历史的精神（而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可以忘记历史，只要承认历史就行了；我说，忘记了，也就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事了）。在今天就如当下的影视领域，小说界也很少有作家问津抗战题材。对此，我总是怀疑是否与我们当代人健忘的劣根性相关。所以当我读到《血声》时，感情上免不了有些激动，而小说所刻画的人物，特别是那种“默默死去”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小说的故事没有太多的起伏跌宕，更没有曲折离奇，就像地方志上的记载那样简单，可其中有着中国人的血泪与仇恨，以及很多年后，依然无可平息的创痛。但中国人没有屈服，他们以生命抵抗侵略者的蹂躏……这，就是我从作品中感受到的。小说的开头有这样的描写：“……山很疯，像上了年纪败顶的脑瓜，只有疯长的野草在风里飘，一起一伏的。北面的腰上有棵树，血红血红的，是橡树。树下有座坟，像个哺婴的乳，饱满地耸着。坟前的碑老成了绿色，在野草里，硬硬地站着……”这就是诗，但诗中有着“现实”：有遗忘也有期望。这期望不是别的，就是那些“默默死去”的人的后代们，要“硬硬地站着”。我曾毫不隐讳地说过，侵略者投降了，但军国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而“抗战”远没有结束——作为“现实”，只要我们看看日本的右翼势力的嚣张，看看当年的日本鬼子今天打着太阳旗在东京游行纪念，看看军国主义分子在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世纪谎言时的恶毒表情，看看日本教科书如何把血淋淋的侵略说成“进入”，看看他们的最新影片是怎样美化东条英机并把他当作“民族英雄”讴歌的，当然也得看看东史郎的败诉，以及他们富有谋略的军备……这样也就明白了抗战题材小说或与侵华罪恶相关的小说所可能的“现实意义”了。但在今天，这样的小说确是太少了。
按流行的归类方式，邓长渝的《如琴》与四平的《伤心红枣》是可以被称为“现实题材”的，但与“军事”远了一些——尽管描写对象都是“军人”。不过这并不要紧，只要是小说就行。而事实上，我也是把它们当作小说来读的，只是在读《伤心红枣》时，一直有点儿别扭：一是小说的人名都是《三国演义》中的，从“刘备”到“昭君”；二是小说所写有些老套子的感觉，如士兵不能恋爱，军人为百姓（为红枣）挺身而出之类，少有新鲜感，但也得承认，小说中的“刘备”与“昭君”的那种扭扭捏捏、羞羞嗒嗒的感情关系，写得很到位很见功夫——虽则也是“人性”或“人的过程”，可意味终究淡薄了一些。相比之下，《如琴》写得便成熟多了，而且写出了一种与民族自尊（或与人性自尊）相关的精神。从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对音乐有着相应的知识把握及感受力，否则这小说是没法写成眼前这个样子。在我看，这是一篇很难写的小说：“中心人物”就是如琴；如琴是女孩的名字，其中也有赞美的意思。小说在设置细节或场面时，常有一些出人意料之外的安排，不仅感人，也有吸引读者的效果，因为这些细节或场面富有时代感或“现实感”，很吻合读者的期待。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如琴》是一篇好小说，只是没篇幅细谈其中的“艺术”了。
199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