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的文学史上，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长篇小说创作曾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作为“繁荣”的重要标志，除了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外，构成主体的则要首推战争题材或与战争相关的革命斗争题材长篇小说了。
实事求是地说，军旅长篇小说在进入80年代之后，既谈不上特别的造就，也没有形成让人耳目一新的气候。处于恢复状态的老作家需要调整自己，而新一代的作家则需要成熟与完善自己。不难发现，80年代的军旅作家的主要精力或兴趣，大都投放到了中短篇（特别是中篇）小说的创作领域。我们曾有过不少精彩的、甚至“轰动”文坛的中短篇小说，但长篇创作则显得热情不高，底气不足，好的或比较好的小说也就是《皖南事变》（黎汝清）、《最后一个冬天》（马云鹏）、《两代风流》（刘亚洲）等。这种状态的出现，不只是一个长篇意识或长篇创作自觉的问题——特别是因了创作的难度及必需的文学驾驭能力，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萧条，大约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现象。
当历史行进到90年代，原先军旅小说格局被大幅度地打破了，而新的气象便是长篇创作的蓬勃长势。显然，这种高反差的文体选择变化，与整个文坛的长篇小说倡导及创作态势具有相应的同步性，即在显示长篇意识觉醒的同时，也透露出某种一哄而起的趋时气息。但无论怎样说，从整体上看待90年代、特别是近几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那其间的长进或开拓是不难感受到的。
与五十、六十年代相比，新时期军旅长篇小说在题材选择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转移”，即大多数作家把目光与精力投向了当代军旅生活领域。如作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解放军文艺版），已出版的有黄国荣的《兵谣》、庞天舒的《生命河》、刘增新的《美丽人生》、简嘉的《兵家常事》、王中才的《遥远女儿岛》等9种，所描写的全部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军营故事”。又如稍后问世的“金锚”长篇丛书（中国青年版）、《金戈》长篇丛书（北岳文艺版），也都属于当代军旅生活题材。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约而同”的创作走向，其原因固然与“现实题材”的倡导，或与“贴近生活”的强调相关，但关键的驱动力，还在于作家的军旅亲历及最具优势的那部分直接的人生体验。就此而言，新时期中青年作家的题材选择趋向，实际上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所显示的“不约而同”，具有某种近似的吻合性：他们所写的则是他们亲历与熟悉的革命战争或革命斗争生活。这虽然不能成为或根本不必要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美学规律，但现象中所包含的某些因素，还是值得如今的作家们深思或反省的——尤其是当我们长远地谋虑中国军旅长篇小说或战争小说的创作前景时，这里所说的深思或反省，也许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众多的长篇小说都属于当代军旅生活题材，但其中的差别也是相当显著的——描写背景的差别，题旨寓意的差别，人物形象的差别，传达重心的差别，叙述类型的差别，等等，因而依然造就了一种异态纷呈的局面。朱苏进的《炮群》、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张聂尔的《叶氏父女》，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朱秀海的《穿越死亡》，王中才的《遥远女儿岛》，赵江的《云泥百合》，马京生的《太空并不遥远》，以及前面提到的长篇丛书中的那些作品——我们虽不能给予某种“分类”，但只要读过这些小说的人，大约都能感受到其间的诸多方面的不同。也许正是这种不同，才使我们透过这些小说窥见了当代军人的艰辛荣耀的历史足迹，并从中发现处于社会或文学转型期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所呈现的长进或缺憾。在这里，应该补述的是，虽则新时期长篇创作的题材选择出现了“大转移”，但仍然有过一些以历史生活为对象的战争小说，如上面提到的《皖南事变》、《最后一个冬天》等，而且到了90年代，还产生过一些古代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如庞天舒的《落日之战》，韩静霆的《孙武》等。
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所显示的最重要的长进，还在于那种逐渐成熟及趋于犀利的“卷入现实”的审美精神，或那种基于军人感情或民族之爱的不回避生活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无论是《炮群》，还是《兵谣》、《遍地葵花》，都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正在缓缓地拉开帷幕。当然，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所表达的那样，文学创作是一种“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方式”，因此我们所讲的“现实”，绝不止于眼前现实，也不仅仅是那种就事论事的军旅生活景况，而一种人的精神现实，或一种与历史文化牵连着的人的生存状态——是军人的现实，又超越了军人的现实。即便是涉及了生活矛盾或命运冲突，甚至是那些意在歌颂军人精神的人物刻画，也都注意到了人的心路历程的揭示，并由此而传达更丰富更深刻的历史意蕴或时代折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说因“卷入现实”或不回避军旅生活矛盾而强化了自身的“兵味”，在题材的实现上显示出真正的无可替代的独特性，但又因军旅现实的超越性传达而自然地模糊了“军旅”与“非军旅”的界限——实际上，军旅生活也只能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过程”的一种特别体现。可以想见，新近的一些作品，描写的虽是和平军营生活，可它们仍然赢得了社会的共鸣及文学界的承认，其中的主要原因，大约也在于“卷入现实”的自觉或深厚，或在于对小说创作所持的相对可靠的理解。
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淡化情节”之类的所谓“现代小说观念”的冲击，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却较少被波及或影响，也可以说，“讲故事”仍然是这一领域的主要表达途径——不同的是，同样是“故事”，但“故事”背后的寓意却获得了强化。像《穿越死亡》、《生命河》这样的小说，固然留下了种种缺憾，但意识到叙述的价值可能性或寓意张力，却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小说事实。就此而言，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与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或革命斗争题材小说相比，观念及叙述形态方面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起码是不同程度地拒绝了那种“直奔主题”的、题旨单一化的，或是以所谓“政治标准第一”的规定法则营构小说的倾向。当然，小说叙述的可能性，只在于顺应小说人物的刻画及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只在于顺应作家生存体验的传达或作品寓意的最终兑现。于是在我们读到的小说中，也就有了《遍地葵花》那样的第一人称的“倾诉方式”，有了《兵谣》那样的“入梦”与“出梦”（陷落与突围）的结构形态，有了《生命河》那样的以“生命之河”的诗意来理解军人、战争与人类生存前景的审美思路，有了《穿越死亡》那样的以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来考验军人精神与人的品性的传达……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各式各样的“叙述试验”尽管留下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甚至招致苛求或非议的遗憾，但只要是“试验”了，便是一种实实存在的进步。
同样，我们应该承认，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还处在稚拙、缺乏挑战实力的阶段，或还处在“三少”的阶段：一是足以撑持军旅文学的各种题材的战争小说少了一些，二是真正传达了军旅前沿状态的现实题材小说少了一些，三是可以被称为“佳作”的小说少了一些（且不说“精品”，因为“精品”的认定，是一种必须经由历史考验的文学判断）。这种“三少”的创作状态，大约是不难感受到的，也是无须论证的事实。即便是关于是否“真正传达了军旅前沿状态”的判断，不说其他，就说前面提到的《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9种），所说明的也是这样的小说“少了一些”；而“少了一些”的整体艺术效果（阅读接受），便可能是“现实感”的弱化，或可能是因题材陈旧，且又少有现代透视而导致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褪色。同时，这套“新作丛书”也印证了另外的“少了一些”，即“战争小说”或“佳作”在其中的比例或含量。
新时期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状态，绝不是作家进入了所谓“金钱误区”、“才华误区”或“心态误区”的问题（“误区”的说法，不是小视了作家的人格，也是一种无法印证的“猜测”），而是或主要是文学准备与生活积累准备不足的问题——前者表现为对于诸如结构等小说叙述元素的理解或掌握或运用上的稚拙及不成熟，后者则表现为亲历什么写什么，其结局便是生存体验的单一与题材选择的狭隘——两者相融，也就造成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三少”的格局。我们的不少小说，如《遍地葵花》、《生命河》、《美丽人生》、《末日之门》、《穿越死亡》等，本可以成为中国长篇小说领域中的一流作品或真正的“佳作”，但大都因了文学功底、感受力或驾驭长篇结构的能力等问题而造就了各式各样的缺憾或“硬伤”……可以说，在这跨世纪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除了强化生活积累，丰富人生体验，便是提高作家的文学素养及驾驭长篇小说创作的能力了。虽然很艰难，但必须这样做：无论是才华还是心态，它们只能是一种过程，而且与中短篇小说创作相比，这里所说的过程要显得更漫长一些——养精蓄锐或卧薪尝胆，才是我们的出路：唯一的出路。
199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