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间，知青题材一直是中国小说的重要选择对象，特别是在80年代，被称为“知青小说”的创作曾有过自己的繁荣期，也产生过不少被人称赞、被人谈论的好作品。但这些作品，终究显得肤浅草率了一些，并在各个方面留下了很多抹不掉的“彼时痕迹”。作为历史的馈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不想在这里列举作家作品了，因为这是一个为读者所熟悉的小说领域。但可以特别一说的是，创作这些小说的基本上都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作家。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写自己亲历的熟悉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生活，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问题提得似乎有点儿可笑，可实际上，“知青小说”的创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自己写自己”相关。中庸地说，知青作家“自己写自己”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小说作为虚构地充满了艺术创造性的劳动，固然离不开或必须依赖于直接的个人体验，但因了个人体验的某种局限，或因了仅仅拘泥于直接的体验，也就难于抵达更深层面的理解，或难于收获那种更具备小说价值的思情意蕴。正如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无论是过去经历的生活还是眼下正在经历的生活，直接的个人体验总是有限的或不完整的，甚至是残损的、被扭曲的。大凡都是如此，要紧的是意识到这种状态的真实性。而小说家的劳动，便在于竭力挣脱“现实”所给予的种种看不见的或习以为常的制约，把被限定的直接体验过滤或演化为一种真正的小说叙述，一种既富历史感又拥有“人的过程”的故事形态。说到底，有知青经历的作家能否写好“知青小说”，关键还在于对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精神旅程、对自己的生存体验，能否拥有一种可靠的体现艺术生命力或接近小说叙述意义的梳理及判断。小说艺术是感性的，但又绝不止于感性或某种直接的体验。因而，“对自己”也就成为原型的或启动艺术创造的最起码的环节。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难在哪儿？难就难在缺乏一种撕开自己灵魂的勇气，或即便有勇气，也少有看明白自己命运的透视能力。时至今日，不少知青作家之于自己的人生际遇的理解，依然处在某种就当年而当年的蒙昧而混乱的状态之中。
从一些“知青小说”（或“知青散文”）中可以发现，知青作家对于自己的独特经历时常持一种互相冲突的双重感受——一方面诉说着岁月的荒废或青春的丢失，一方面又顽强地表达着“青春无悔”或“劫后辉煌”的人生态度。既是受害又是怀恋，难道就没有其他了么？极度的矛盾，使不少知青作家生长出一种“想哭而又不知哭什么”的茫然，一种因亲历而难以自拔的局限，及至有意无意地疏远了小说艺术应该接近的恩情底蕴。
我想说的是，知青作为中国社会的特别群体，在传达历史进程、社会人性或“人的过程”、直至“现实感”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可能性。但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这一群体（或这一代人）所蒙受的历史性地留下了鲜明时代印记的精神苦难，也同样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无论是文革前的知青还是文革中的红卫兵知青，他们的精神苦难，其实在成为知青前便开始了。何谓精神苦难？就是他们的生命旅程被摧残被扭曲的苦难，特别是那种被摧残被扭曲之后依然缺乏自觉或浑然不知的精神状态，或那种“人的过程”的残损与不健全。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富悲剧性的、也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一个社会群体。很多知青作家因“对自己”缺乏理解而终于走不出历史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便是“知青小说”长期滞留于“就当年而当年”的重要原因，更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题材领域的意义及可能的恩情价值，或多少有点儿“知天命”而不知自己的味道。
任何历史痕迹，都隐藏着独特的人性或“人的过程”。对于知青群体来说，命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所呈现的人性或“人的过程”，尽管是那样荒唐，那样不可思议，但它同样或只能是一种人的存在的真实；也因了它的独特，其丰富性才可能具有某种超常态的人文质泽。如今，一些并无当年知青经历的年轻小说作家，也逐步意识到到了这一题材领域的前景，并开始注意到这一群体的延续及今天的处境，特别是昔日的精神苦难在经由岁月发酵之后所造就的生存状态。究竟谁能写好“知青小说”，是知青作家还是非知青的后来者？这是没法预料的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随着历史距离的拉开，作家的洞观或感悟，无疑会更清晰、更深刻，也更接近小说艺术——应该说，“知青小说”的创作才刚刚开始。
199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