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到有些小说号称是“现实题材”，但实际上又不怎么“现实”，其中绝无挖苦的意思，只是因为当下的创作状态让人想到了一些应该想到的问题。譬如说，一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确已属于具有“历史”味道的“旧事”，可一些能被称为“现实题材”的小说，却又少有“现实感”或现实气息，给人以把“新事”写成“旧事”的印象。从小说叙述学的角度说，题材选择虽有某种意义，如新鲜感、创作资源的开发等，但说到底，其意义还是有限的或不是关键性的——题材的选择只是创作的开始，尽管这种开始已经融会了作家对于描写对象所可能的文学价值的自觉，但最终的印证还在于怎样成为小说。在这里，我们又将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作家的小说观念、特别是长篇小说观念。话题虽老，但对于作家来说，无论是曾经辉煌过的作家，还是起步不久或创作阅历不甚丰富的作家，不思考不琢磨这个问题，总给人以还在文学世界的门槛外徘徊的感觉。当然，作家与作家不一样，因而思考或琢磨这个问题的思路及方式也不会相同。但无论怎样说，写小说的作家总会考虑到怎样写才能更像或更接近小说，甚至不能不考虑到小说究竟是什么，其文学的或社会的意义又是什么，等等。特别是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因了篇幅的缘故，不能不想到小说价值的实现，以及作品之于读者的征服力等诸多问题。我想，这些问题都与作家的小说观念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小说创作的可能性。
说到小说观念，特别是长篇小说观念，内中的复杂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可谓既难以说清又难以统一。这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领域。针对当下军事题材长篇创作的“现实”，我不想在这里涉及诸如“新”、“后”、叙述革命或世界一体化之类的话题，我只想谈论一个与创作状态相关的问题，那就是长篇创作怎样才可能对读者产生征服力，或者说，怎样的长篇小说才可能满足社会阅读的期待。
当然，这里所说的“期待”，是指那种积极的、进取的、富有社会良知或正义感的“期待”，那种有利于读者理解这个复杂世界，也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期待”。而满足社会的阅读期待与作品富有对读者的征服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端或两极。在这里，我们不妨下一个肤浅的结论，即好小说大都是富有相应的阅读征服力的，或这样的小说至少是好小说的一种。
那么，怎样的创作才能使我们的长篇小说富有阅读征服力呢？我觉得，就我们的现状而言，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有三：新鲜的发现，故事，现实感。实际上，这三大因素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体的或互相交融的；“三大”的说法仅仅是为了阐释的方便。
所谓新鲜的发现，其实是作家体验的一种表达，也是好小说的一种必然的提供。若无新鲜的发现，一部好的或比较好的长篇小说的题旨寓意是很难得到完成的，假如一部小说重复了已有小说的表达，那从价值意义上说，即便是写得很圆熟，也很难成为卓越的小说，或只可能是翻版式的作品。我之所以认为《英雄无语》是一部好小说，原因倒不在于作品写得圆熟或无懈可击，而是在于作品拥有新鲜独特的发现，即作者从漫漫历史长河中打捞起来的，不是那种常见的或被已有小说表达过的“英雄主义”——作者对于“英雄主义”的把握，拥有属于自己的理解及实现方式。其中弥漫着一种与无私无畏的奉献相关的孤独凄楚的气息，一种感人肺腑的悲剧性，一种恰恰因为“无语”而更让人感慨英雄精神崇高的诱惑力。这种新鲜的发现自然与作者长期感受前辈生存状态所获得的体验相关。所以说到底，这依然是一个作家体验是否独特与新鲜的问题。虽然新鲜的发现还不可能等于小说的最终完成，但它对于一部好小说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就算是小说的叙述艺术比较幼稚或粗疏，但因了小说拥有新鲜发现的缘故，仍可能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开创性的印象——我们常说，小说就是小说，但小说又不仅仅是小说：小说的创造性离不开作家对于人的感情、人的精神乃至人类生活进程（包括战争与军人）的各式各样的发现及提供。
作为通常的理解，小说是离不开故事的，而长篇小说尤其是如此。当然，对于“故事”这一概念，作家们各有各的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故事”是一种相对完整的，有人物、情节、细节或场面参与的有机组合。毫无疑问，故事的可能性是阅读征服力的重要源头之一，而有经验的长篇小说作家是不会漠视故事的效果的，因为故事往往可以成为小说“好看”的一种前提性因素——谁不喜欢“好看”的小说？就如某作家形容的那样：有的批评家说的是“新”、“后”、现代性或所谓“无情节小说”，但皮包里装的却是爱不释手的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这一类口是心非的批评家的，不是所谓通俗不通俗，而是金庸小说中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一“接受”的事实，然后才可能论及故事的文学性或内中的思情质量。我们面对故事的重要性，绝不能为故事而故事，更不能以庸俗的故事招徕读者（庸俗与通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是要合文学目的性地构造或设计故事，要让故事拥有相应的思情张力及意义：无论是新鲜的体验还是新鲜的生活发现，最终还得经由故事而获得兑现。当然，故事之于小说的作用或可能性，阅读是最好的见证；倘若读者能从故事的叙述中感受到一种愉悦，一种审美的享受，一种生存或命运的启示，甚至是从故事的隙缝中窥见“人的过程”与“人的存在”，或感觉到活跃在故事背后的那种超越了故事本身的恩情，那种“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我们才可以说，小说中的故事接近了小说艺术。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所追求的故事与金庸小说中的故事还存有某种差别。但金庸的“故事艺术”是值得借鉴与细细琢磨的。
小说的现实感，同样具有“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特质。实际上，现实感作为一种阅读效果，它所体现的也就是小说故事的恩情张力或意义。现实感之所以可能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说作家的审视眼光及从生活中收获的体验。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绝不是那种拙劣的标贴，或那种牵强附会的“影射”。现在的问题是——就如前面说到的那样，描写“现实”而缺乏现实感，而一些离当今现实很遥远的历史故事及历史人物（如刘罗锅之类），却让人感觉到强烈的现实感。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小说的现实感与题材选择并无因果关系。而我们所说的现实感，其实便是小说叙述中所融会所隐含的那种可以沟通读者心灵的恩情，那种可以赢得读者共鸣、并对自己置身的生存处境产生某些联想的表达（很含蓄也很机智）。现实感是一种极具阅读征服力的小说因素，不难想象，像《突出重围》这样的长篇小说，假如只是写了不甚“现实”的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或只是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情纠葛，而没有“重围”这一与现实息息相通的意象的贯穿，那这部小说还能剩下一些什么呢？《突出重围》的思路与《中国制造》很相似——《中国制造》也没有写“坏官”或“坏人”，但作品或多或少触及到了官场生活中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制造”）。如果《中国制造》也像《人间正道》那样，把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扭曲为“坏官”与“好官”的明争暗斗，作品切入现实的深度便可能受到严重的折损——“坏官”是一种现实，但生长“坏官”，并使“坏官”可能恣意妄为的土壤，更是一种现实。由此可见，最具阅读征服力的、也最合小说创作规律性的现实感，是那种让人由描写现实而意识到自身（群体或个人）生存现实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只是把描写对象作为契机，而主旨则在于读者所可能的联想。现实感之所以拥有强大的阅读征服力，其源头（精神的或情感的），还是在于人们对生存状态、对社会进步的思考或忧虑，但说到底，还是在于人们对自身处境的关怀。这是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是作家的创造，也是读者最根本的期待。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与好小说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我们在探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时，经常说到作家的文学准备——文学准备的不足是应该说到的，但换一种思路，或对审视角度稍作调整，人们也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即文学准备的所谓“充分”就一定能保证好小说的创作么？实际上，文学准备不过是众多创作准备中的一种——关于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又不仅仅是小说的说法，内中所强调的，也就是指那些文学之外的，但又往往决定文学命运或创作质量的因素。所以我要说，当今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特别欠缺的，还不仅仅是文学准备，而是或主要是包括文学积累在内的诸多知识准备（这里所说的“知识”，其实是一个“泛知识”或“大知识”概念）。可以认为，我们当今创作的一些重大欠缺，都与我们的知识准备的不足有关。就此而言，军事题材长篇创作的状态与非军事题材创作的状态是一致的，甚至就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态势的一种缩影。
作为一个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作家，其知识积累，特别是与今天相关的军事知识准备，应该是丰富而相对全面的，否则就可能失却涉足这一创作领域的资格或基本前提。这方面的知识积累或准备包括：对战争或战争史（特别是中国的战争史）的了解，对某些战役的了解，对战争背景及文化蕴涵的了解，对高科技战争的了解，对当前的或处在急剧变化中的军人现实及前沿精神状态的了解，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或变革历程的了解……当然，其中也应该包括了解世界小说及中国小说的变迁或当下所处的状态，了解西方文学界在战争小说或在以军人为对象的小说他们中已经抵达的水准及程度，了解“我们”与“他们”的相同与不同（甚至通过影视艺术，也可以起到丰富自己的知识准备的作用）。虽说小说创作是虚构艺术，但虚构对于知识准备不足的作家来说，只能是一种停留在空中的无根无底的幻想。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作家想写什么便可写什么的，而冥冥之中规定作家创作的，最重要的制约力量就是作家的知识准备。而当今军事题材长篇创作的诸多问题，如题材选择的不平衡，描写内容因受亲历的局限而显得狭窄或重复，题旨寓意的肤浅陈旧，故事营构的平庸落俗，以及缺乏新鲜感或前沿精神，等等，大都可以归咎于作家的知识准备的欠缺、残损或不充分。知识准备不仅来源于实践或生活经验，也来源于作为他人知识的书本（资料）的提供。知识准备是一种综合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一些作家不是不想创作战争小说，或不是不想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融入现代战争的新视角与新观念，而是或纯粹是因了力不从心的缘故，或者说，这些作家很想成气候，但又不想下工夫，独辟蹊径的想法并不少，少的就是那种开拓新的小说世界的决心与恒心。
我之所以要以“知识”这一概念来囊括小说创作的“准备”，因为即便在文学准备之中，除了那种无法言传的天赋或体验外，很大的成分仍然是“知识”，甚至可以把这方面的“知识”视为创作必不可少的修养或素养。譬如说，我们都知晓“叙述”之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但小说的“叙述”究竟是什么？其中应该包括哪些因素？它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我们的不少小说作家直到今天依然是不甚了解，甚至在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的小说中，弄不清“我”是小说的叙述者还是小说中的人物（甚至是重要的人物），因而有意无意地疏忽了“我”的刻画，或把作为小说人物的“我”，仅仅看成是勾连情节的“线索”。假如我们拥有了相应的小说叙述知识，也就不会出现诸如此类的艺术上的损耗了。怎样提高与丰富自己的叙述知识准备，已经成为当前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又如，怎样理解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同样与作家的多方面的知识准备相关。我们经常盲目地声称要“走出传统”，可声称者连传统是什么也不明白，何谈“走出传统”的决心？或者说，你就没有走进过传统，那走出的问题从何而来？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想说的是，一切还是先从学习传统开始，这不是一个谁乐意这样做或谁不想这样做的问题，要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谁都得这样做。其实，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学世界，没有多少“新”等待你去“创”。关于“创新”的可能性，有时是水到渠成，而有时则是一种并无主动意识的偶然成就。何况，是否属于真正的“创新”，还得接受历史的考验及裁决。“创新”绝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学行为。在我的印象之中，与其不着边际地大谈“创新”，还不如在丰富自己的知识准备的同时，更多地寻找与发现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自身独特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独特性不仅与“中国”相关，而且与“战争”相关，同时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绝非刻意追求或主观附加的东西。就成熟的独特性来说，它就如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影子，你不以它为意，它却总是跟着你。倘无充分的知识准备，譬如对中国军人的过去与现在的理解，对军旅生活中的各种文化形态的冲突，以及在军人性格的锻造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难度，等等，要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题材小说是很难很难的，更不要说抵达某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境界了。
我在这里谈到了现时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状态，谈到了怎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但更多地谈到的是当下创作的缺憾及怎么办的问题，如题材狭窄、体验落伍的问题，小说观念及与小说观念相关的阅读征服力、故事、现实感等问题，以及作家的知识准备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小说创作的质量有关，有点儿亡羊补牢的意思，同时也有点儿“急功近利”或过于务实的气息。而且因为篇幅的关系，不少缺憾只是作为话题提出来，实际上并没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获得充分的阐释。而现在的阐释（尤其是怎么办的问题），也不见得可靠，所谓偏颇难免，但我相信，这些话题是值得讨论的，而文学的前提本来就是在务实的探索中实现的，权当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199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