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枪”是一套丛书，其实也就是3本，即黄国荣的《尴尬人》、周大新的《同赴七月》、阎连科的《朝着东南走》，全部是中短篇小说。丛书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听出版社的朋友说，所谓“高粱枪”，有点儿“农村兵”的意思，即小说作者都是“军旅作家”，但又是从乡村走入军营天地的。如此而已。因为我读了这批作品之后，首先的感觉是：“高梁枪”丛书的出版，体现了出版社对于当下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诚心诚意的扶植与支持。这倒不是客套话，而是中短篇小说集的出版太难，更不用说是与“军旅”相关的小说集了。
实际上，丛书中的小说题材并非都是“枪”，其中也有“高粱”或富有“高粱”的气息，甚至还包括了城市生活的描写。譬如《尴尬人》中的6部中篇，便是“两部写都市，两部写军营，两部写故乡”，这种“三分天下”的有意编排，无疑是为了印证作者的所谓“三只眼睛看世界”的观点（见《尴尬人·自序》）。但就丛书的总体而言，我还是看好那只看军营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也许是因为作者至今仍置身其中的缘故，这个世界大都被写得鲜活精彩，传达的体验也比较独到或富有激活读者联想的“现实感”，如阎连科的《大校》、《四号禁区》，黄国荣的《履带》、《陌生的战友》，周大新的《碎片》等。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中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从农村题材到现代都市生活题材，优秀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仍然以相当的数量撑持着这一领域。我们得承认，“高梁枪”丛书中的城市题材或农村题材小说，虽亦可能读出其中的某些长处乃至创造性，但在总体质量上确有点儿不尽如人意。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写不好非军营生活题材，不是的。实际上，他们（如周大新、阎连科）之所以在小说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非军营生活题材的创作（如农村题材小说）所获得的成就，恰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但眼前的这些同类题材小说，是作者不用心，还是与生活的确疏远隔膜，或者是少有新鲜的补充而引起的体验的陈旧，反正给人以“落伍”的感觉。我想，这一现象是值得思索及探究的。
说到底，作家还是要写那些自己最熟悉的、体验也最为深切的生活——对于“高梁枪”丛书的作者来说，从不足20岁便开始的军旅生涯，便是他们感受特别丰富深刻的题材领域，尤其是其中的随岁月而发生的各式各样的流变及发展，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无法抹去的。从作品可以感觉的，在他们传达军营生活的时候，特别受到关注的是军人的生存处境。当然，不是为处境而处境，而是让人们从军人的生存处境中感悟到更多的东西。《大校》就是这样的小说。作品描写了主人公汪洋的性格旅程，或一个耙耧山的乡村青年是怎样成为战略导弹部队的大校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大校所面临或正在遭遇的处境。他需要持续不断的“适应”。在军营，自有军营的“适应”，而这种从头开始“适应”，使他学会了很多和平军营的生存方式，且由此实现了他当兵的初衷，同时也逐步向着真正的军人靠拢。但当他回到生养他的乡村时，则明显感觉到了一种与故土难融的格格不入……不过，他只能为“适应”而屈服，其中的尴尬、苦痛或无奈是不难想象的。这是一个复杂而极具文化意蕴的过程——小说写出了这一过程的丰富性，独特的文学品位也就产生了。
在这套丛书中，军营题材小说所揭示的军人生存处境，往往是以命运的方式实现的。命运与处境休戚相关。黄国荣的《履带》、《陌生的战友》，便是两篇抒写军人命运的中篇小说，而且都涉及到了复员或转业、军营留人或用人的现实问题，堪称异曲同工，即“好看”又“耐读”，在写法上也有不少新鲜的提供。尤其是小说所拥有的那种积极卷入现实的创作姿态，那种不回避矛盾且又善于传达矛盾的扎扎实实的叙述方式，很能让人联想到军营题材小说的创作前景。而周大新的《碎片》，实际上并非通俗意义上的“碎片”，而是一部完整的让人感到悲伤与自豪的命运交响曲——主人公上尉虞西鸣猝死后，留下了一批“遗物”，其中包括日常用品、现金与存折、艺术品、书籍、照片、信件、笔记本、文章、诊断证明书、离婚协议书等，小说便是由这些“遗物”拼接而成的。但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位高原军人的处境及命运，也是一种让人感慨万千的平凡而又崇高的精神世界。我想，生活本身是最富戏剧性的，也是最感人的，只要我们注重于人的生存本相，艺术是不用发愁的，而且可能成就那种我们所期盼的艺术。《碎片》便是明证。可以相信，中国小说界还会有其他特色的“高梁枪”出现，纯朴而犀利，扎实而气韵灵动——或许已经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罢了。
200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