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走到了世纪尽头的缘故，各式各样的文学回顾及反思纷至沓来。很多资深的专家或评论家，对这些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开始表达各种看法，而其中的“重头戏”，则放到了不满与忧患上。这也很自然，我们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在五六百部以上，但真正称得上优秀或获得读者由衷喝彩的，究竟有多少？即便是一些曾经很风光很走红的著名作家，虽仍有接二连三的长篇问世，但说穿了，也只能是依仗往日的名声来经营出版和吸引那些天真的读者了。此情此景此局面，让人忧心，引人思考。
在各式各样的不满与忧患之中，有说作家缺乏激情的，有说创作风气浮躁的，有说媒体的盲目炒作腐蚀了作家或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创作心绪的，也有说作家的底气不足或文学修养欠缺，以至连起码的小说叙述概念也不明不白的……这些看法不能说没道理，甚至可说相当尖锐、相当契合某些作家的小说创作状态。当然，也有人在“雅俗并立、争论频仍、口号迭出、旗帜飘舞”的态势中，发现了文学“在新世纪获取更大发展的基因和潜力”，只是我们的批评家感觉迟钝、观念滞后，而其中所指的又主要是对长篇小说的批评。但我觉得，这一类乐观的颇具“现成思路”色彩的“见解”的印证，是需要耐心等待的，也许需要如“等待戈多”那样“等待”。若以此与“忧心”者相比，还是后者显得务实与富有进取感——我们在长篇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的强烈对比中，确实感受到了这一领域的严重缺失及少有创造自觉性的状态。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学术年会上，有学者指责批评家“漠视当下日常生活，与普通读者在审美趣味上隔膜甚大……”毫无疑问，这一看法自有其犀利的针对性或可靠性，如批评界对那些与底层生存状态无关的、只是在都市闲适中想象出来的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小说给予过高的评价，便是这一看法的注脚。但在我看来，真正应该批评的是一些作家对于现实（如“当下日常生活”）的“漠视”，至于关注现实或“卷入现实”，他们更是有点儿不屑一顾，理由便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中。我想，这便是对小说创作中的“现实”的误解了。或许与此相关，我们在一些题材选择相当“现实”的小说（如那些写改革开放、写反腐倡廉的作品）中，也很容易感觉到其中的肤浅陈旧或“现实感”的稀薄；或者说，写“现实”而离真正的“现实”相去甚远的小说现象，虽不能说很普遍，但也绝不是说一声“支流”问题便能了结的。譬如某些涉及反腐败题材的创作，不是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就是把小说写成现代社会中的“新清官文学”，似乎只要清除了官场中的腐败分子，改革的列车便可畅通而轰隆隆地一往无前了，至于产生腐败或使贪官得以成长的“土壤”，则少有小说方式的沉思与描写。
在十分强调“现实题材”的长篇创作领域，我们的作品之所以难能赢得读者的共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作家关注现实或“卷入现实”的深度不够。且不论作家的使命感，就深入生活这一点，就够我们反思到新的世纪了。我们在很多小说中，已经感觉到了作家精神状态及对新时代人的生存现实把握的虚空！
值得一提的是，说深入生活也罢，说关注现实或“卷入现实”也罢，目的不只是为了题材选择或激发灵感，以及掌握素材与创作中的具体描写（以免出现“硬伤”或“胡涂乱抹”的现象），而是或主要是为了充实与更新作家的体验。不能不承认，最能体现一个作家把握现实生活能力的是他（或她）的体验，而不是诸如熟悉过程之类的其他。从创作的意义上说，独特的体验是最具文学可能性的；否则，无论怎样标榜“新后”，或所谓“民间化”、“私人化”写作，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我看来，一个作家拥有新鲜的主张总是值得称赞的，但新鲜的主张最终还得挂钩于作家对“现实”、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体验——有了新鲜的、与“现实”相关的体验，就可能产生独创性的、真正富有“现实感”的小说；即便是选择了历史题材，作家的新鲜体验也会发生自觉的或不由自主的参与作用，而作品中的“现实感”也许要比一些“现实题材小说”更强烈更浓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现实感”问题大约是最具探索空间的，也是最富有实际意义的。小说不能没有读者。特别是长篇小说，你靠什么征服读者？总不能一味地侈谈“纯文学”，或空对空地玩弄“叙述革命”。长篇小说因了它的“长”，更应该关注读者的期待，而“现实感”是最可能起到通向读者期待的桥梁作用的：它是通道，也是艺术生命力的体现。当然，小说仍然是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小说又不仅仅是小说，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我把我的写作称为“号脉”，只是一种蹩脚的比喻，因为不是真正“中医”的缘故，我说的绝不是结论。“会诊”是天下最好的方式。
200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