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平之于小说界，也不算是一个陌生的作家了。他的作品绝非“通俗小说”，但他的小说集《蓝夜》却奇迹般地发行了四万多册——这固然说明不了什么，可它毕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数字。《蓝夜》的“序”有二，分别为何士光、贾平凹所为。士光说了金平的人品，平凹则既谈人品又论作品。平凹说：“金平的小说都有诗意。诗意并不是字面的东西，诗意更重要的是暗流于整个小说之中，使你感觉到，意会到，却无迹可寻。”又说：“我特别欣赏他文中的激情。激情并不仅是所谓的慷慨昂扬，金平的小说表面上很淡，并不火，但你感觉到有涌动的东西，随便在整个作品的任何部位试试，都有脉搏在跳动着。这涌动的是对生活的爱，是对人生的爱。”这自然是诚挚中肯的判断。而同样诚挚中肯的是，平凹还说道：“题材广泛，似乎是金平的长处，也似乎是金平的短处。”“短”在哪儿呢？“短”在“涉及太宽，未能再在一掌子面上开掘进去。”小说集《蓝夜》的长短也就不必再论：因我这儿要读到的，却是《蓝夜》之外的而题材又颇为集中的几篇“西部小说”——纵观依然是“短处”，因为这些作品所涉足的乃是金平从未领略过的生活内容；而横规则是一片令作者与读者都感到欣喜充实的新的灵感开发区域了。
这些小说的抒写背景，都是西部的西部：新疆。大自然与人生的奇异，给这些作品带来了新鲜独特的色彩。无论是《黑泉》、《旱峡》，还是《博艾霍拉诱惑》、《受惑的行旅》（分别刊载于《天津文学》、《山花》、《现代作家》、《小说月报》等）……都相当可靠地体现了作者对于西部土地的感受与理解。但金平并不是西部的作家（更不是新疆的作家），于是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即金平写得好天山南北的景观人事物理吗？其实，题材或描写对作家的选择并不是主宰作品命运的决定因素：如果以为题材“载体”的说法不合适，那描写对象也仅仅是作家传达自身生存体验或唤醒沉睡着的恩情积累的契机。对于小说作家金平来说，天山南北的亲历，其中的那些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无疑是一个广袤辽阔的舞台——在这座无比壮丽的舞台上，没有幕，而背景又是那样亲切动人，那样悠远质朴；生活及包括大自然在内的生活环境，不仅给作家添增了新的思情感受，而且使那些往日的精神经验也纷纷以新的装束或新的姿态登场了。而且我们不能忘记，金平是一位颇有阅历的作家，人生之于他并不是一张白纸，那种在新的生活经历中萌生的艺术创造欲望，也就很自然地在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起来了。甚至可以认为，新疆之于金平倒是一张白纸，格外新鲜的天山南北一旦投射到这张白纸上，反而显现出一种可人的斑斓与清晰。这情景，有点儿酷似当年的张贤亮写出了《肖尔布拉克》，因为《肖尔布拉克》之前之后的张贤亮也一样谈不上拥有多少“肖尔布拉克”的生活经历。特别令人困惑的是，某些常年生活于天山南北的作家却没有写出《肖尔布拉克》，或写出在质量上接近《肖尔布拉克》的作品，也没有达到类似于金平的这些“西部小说”的艺术水准。何故？很难说清，但又可说清一点儿，譬如，题材选择并不是决定因素，而决定小说创造可能性的，无非是作家的生存经验、艺术感觉，即洞观生活及顿悟现实世界的能力、直至传达与表现的文学才华等等。
金平的这几篇小说，大体上都是“游历”或“冒险”的框架，或者说，都是一些虽不惊险但又不无浪漫的传奇色彩的“西部故事”。我们不要小视了这些“故事”的意义，因为这些“故事”充满了游历人生或人生冒险的隐喻性。《黑泉》描写了一种经历，或“我”的精神冒险中的一截，但整体揭示的，却是一种人生的孤独与艰辛，因为“我”的情感经历是以这种孤独与艰辛为对象的。《旱峡》则是比较地道的小说寓言了：戈壁，沙漠，峡口，砾石与砾石的犬牙交错，血色的黄昏，迷宫般的奇观，沙暴，可怖的夜幕，以及人的不同精神状态。作为整体的意象，极为自然地使人联想到艰辛迷惘但又终于可能步出绝境的人生图画。
写得精彩的，还是那篇《博艾霍拉诱惑》。博艾霍拉是一座山，同时又是小说寓意中的一个符号，甚至是一种充满了诱惑的象征。博艾霍拉蕴藏财富，那里的洞穴山岩之中布满奇异美丽的云母，而人们历尽险恶的旅程，就是为了抵达博艾霍拉。那个经常以最难听最下流的语言咒骂不满与烦躁的艾力肯老汉，不失为一条犷悍坚韧的硬汉，但那一声愚昧的轰响，却粉碎了一个贪婪的梦。这一笔写得是否“合理”，那当然可以另论，但“合理”倒是顺顺当当的事实，且是如此出奇制胜，如此妙不可言。小说（当然是严肃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精神产品，它把自己的全部描写凝聚于人的自身发现，并使读者注意到社会人性的真实存在，而这种活生生的“存在”又与人类的处境密切相关。人可以战胜自然的煎熬与折磨，可以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傲然屹立，但人未必可能战胜自身的人性弱点，也未必可能认清自己而使自己的行为变成一种自觉的或理性的体现。这就是读者可以从《博艾霍拉诱惑》中感悟到的意义。
金平的“西部小说”对“诱惑”这一人生现象充满了兴趣，而“诱惑”之于审美，也确实是一个意味无穷的课题：人为什么被“诱惑”？“诱惑”的力量是什么？人被“诱惑”的过程最终可能体现一些什么？“诱惑”与社会人性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等等。金平的“西部小说”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其结果自然难以诉说或难以传达，但值得肯定的是，一系列的小说形象仍然或多或少地作出了某些蒙眬的或含蓄的回答。譬如《博艾霍拉诱惑》的“诱惑”是艰辛的跋涉与宝贵的财富，这种不同的“诱惑”之于不同的人，便构成了不同的兴趣与不同的毅力，但都是社会人性的一种印证或体现。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社会人性”的说法。而不单纯地称之谓“人性”，乃是强调了人性的具体性（譬如人性的社会内涵或时代特点或民族色彩等等）的缘故。《博艾霍拉诱惑》所体现的“诱惑”，就暗暗渗透了一种时代感；与之相映衬的是一个近于荒蛮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又充满了相应的现时色泽——由此也可见出，小说描写的背景仅仅是背景而已。重要的是这个背景之下所可能出现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经验、时代性及思情寓意，而小说的审美价值也因此而诞生。
《旱峡》与《受惑的行旅》所呈示的“诱惑”，则又是另一种特质或另一种形态。前者的“诱惑”大体上属于“冒险”的范围，后者的“诱惑”不仅富有“冒险”的气息，而且不乏好奇心的驱使，但两者的目标都是社会人性的一种验证——尽管目标常常是不明确的。《受惑的行旅》篇首的“日记”中写道：“他的行程往往是一种诱惑，一种憧憬，是一个突如其来连自己也不甚明白的自励。常常要等这行程过去、终止，才会有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一点意义留下来，附着给人生。”这“日记”，便是《受惑的行旅》的寓意或暗示的题旨了。因为是“行旅”，所以小说尽管运用了一些时空交错的表达方式，但依然不少“流水账”的气息——只要是精彩的，只要有脍炙人口的抒写的撑持，“流水账”自有其令人轻松的长处与妙用。一次“行旅”，主人公便两次中途转移“行旅”的目标。要说“故事”，这便是作品所传达的“故事”了。而“受惑”的内容，则是临时发现的新的憧憬与向往。不言而喻，主人公的“受惑”，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对某种新的憧憬的渴求，或某种新的向往的萌发及实现的自信心，而是在于一种寻找自由或期望新的生存境界的“人的天性”——哪一个人不是如此呢？其差别只在于有的人敢为之，而有的人则不敢为之；不敢为之者，只能按“行旅”的秩序而走完安排好的路程，而敢为之者，则不满足于秩序的安排（NISSAN的空调座椅无疑是很舒适的）——“独辟蹊径”的选择意味着自我艰辛，但新的发现、新的经验、新的境界的获得，却只能归属于敢为之的“独辟蹊径”者。倘若按贾平凹论金平小说的意思，这便是叙述或描写中的“诗意”了。所以说，所谓“诱惑”（或“受惑”），并非纯粹的客观外界的“诱惑”，而是社会人性的“自我诱惑”。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诱惑”往往富有双重趋向，这是因了社会人性往往呈现正负面特点的缘故，因此“自我诱惑”也就有了张扬与克制的差别——作者是否意识到了埋伏于其中的复杂及更辉煌的寓意可能？
金平的“西部小说”所透露的艺术感觉，应该说是很好的。他之于戈壁沙漠、之于草原河谷、之于天山南北的山水物貌、人事风情，都有感觉化了的精彩抒写及恰如其分的发挥。当然，就艺术感觉而言，其中有对景观物貌的感觉，也有对人或人的生活状态的感觉，而后者或许更见准度一些；但即便是如此，作者仍然把握得很好。譬如《受惑的行旅》对于客车中的男男女女的刻画，颇见洞观与描写的功夫。而诸如《黑泉》、《博艾霍拉诱惑》等作品，作者也有很多意味深长的动人抒写，如艾力肯老汉点燃兽骨煮茶的那一段，堪称独树一帜（就是在非常熟悉新疆生活的小说作家的作品，也见不到这样精微的描写）。小说创作离不开作者对于生活的“艺术感觉”，这是小说界几乎是挂在嘴边的一种看法——很可靠，也很得艺术创造的要旨，但“艺术感觉”是因人而异的：爱生活的人才可能产生爱生活的“艺术感觉”，这也是入情入理的判断。也可以这样说，作家的“艺术感觉”是由作家的素质与修养决定的；一个有质量的作家，才可能如火花一般地产生有质量的“艺术感觉”。我觉得，金平的主观世界之中总有一种宝贵的情感涌动着，那就是他特别注意底层社会的“底层劳动者意识”，而正是这种意识的驱使，才使他的“艺术感觉”拥有一种特别的色泽或特别的质地——这一点，不妨成为金平的一片“艺术感觉”的金色牧场，而西部或西部的西部，就是这样的一片又一片辽阔悠远的金色牧场。
199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