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虽不是为了探讨现实主义问题，但若要评论当下或这几年来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状态，以及前景与遭遇的尴尬，也就必然地会触及“现实主义”，至少是应以怎样的态度来谈论当下或这几年来的长篇小说景况。应该说，现实主义之于文学（包括文学批评），是一种基本的、也是永远的审美品性；文学之所以可能伴随人类旅程而存在、而延续，现实主义是最强大的支撑力量，因为它体现了文学发生的初衷。小说也是如此。当然，我说的现实主义是或只能是一种文学精神，一种自觉审视社会生活及其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洞察人生、人性或“人的过程”的眼光，而不是或不仅仅是一种所谓“再现生活”的创作方法——不难发现，凡优秀的对文学作出奉献的作家，无论他（或她）处于怎样的历史时期或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就“卷入现实”、“关注社会生态与人自身、以及自觉承受人类苦难的精神来说，并没有因创作方法或文学传达形式而发生根本性的分歧——事实上，如萨特、贝娄、伯尔这样的很富现代性、很先锋或很前卫的世界性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或许要比我们的某些标榜“现实主义”的作家，显得更为强烈或更富深层意味。不过，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里并不是为了专门探讨现实主义问题，而是为了谈论当下或这几年来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状态，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文学批评的话，那文学批评是不能没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尽管文学批评面对的是作品与创作现象，而且这里的评价对象还是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我们首先要肯定，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与其他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并无特别的不同——只是题材差别而已。战争生活或军营生活，同样是人类生活及人的生存状态、乃至人性的一种体现——小说就是小说，任何以为军事题材小说具有特别性的意识，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绝对不利于小说的创作或批评。实际上，所谓军事题材，也只能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因为其中囊括了包括战争或演习或练兵在内的各种形态的生活，但无论如何，小说就得当作小说来创造——它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散文，更不是新闻通讯或人物速写。譬如说，作家的题材对象是一次与战争相关的事件，诸如演习之类，或干脆是一次真枪实弹的战争过程，抗日战争也罢，边境局部战争也罢，作为小说创作，仅仅是事件或战争的“过程”，肯定是很难被认同为好小说的。不言而喻，“过程”是必需的，它往往作为情节或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过程”的意义，即“过程”最终传达了一些什么、提供了一些什么，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或是否新鲜、是否可能满足社会阅读的期待等。我想，这才能说是创作者正在接近小说艺术。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创作或批评中，必须把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当作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来看待，任何另具准则的想法肯定不利于这一领域的创作繁荣，更不利于新的创造及出类拔萃作品的出现。
如今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是不是陷入了窘境，我只能从总体上来说。这几年来，当然也常有好的或比较好的长篇小说问世，可这似乎与我说的窘境并不矛盾，因为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确实是少了一些，至少是在数量的背景下显得很微弱很可怜。虽则我也会说，总的情况是好的，是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并列举一大批已经出版的长篇大作，但在我看来，如此乐观的态度对我们的创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那种创作上的沾沾自喜，那种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或“找不到感觉”的精神状态，已经开始戕害我们的创作了。不过，我说的窘境，还不止于一般的个体创作状态，也不仅仅是指好作品太少或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失调，我主要是从整体现象上来谈论一些应该深究的问题——
譬如，题材失衡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战争题材（包括与战争相关的历史题材）与和平军营生活题材之间的失衡；另一则是所谓“现实题材”中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失衡。按理说，作家选择怎样的题材是作家个人的事，但这种失衡的现象，或多或少能让人看到或感觉到某些不应该发生的创作缺陷与整体状态上的遗憾，而且也能从中意识到当下或这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所遭遇的窘迫、尴尬乃至无奈。
倘若不谈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也罢，但我们已经打出了军事题材的旗号——我还是原先的看法，军事文学领域假如缺乏或少有了战争文学、特别是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这个领域是很难被支撑起来的。就一般的（或非军人的）读者而言，能对和平军营生活题材的小说产生多大的兴趣，我因没有调查而无法下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说到军人或说到军事题材小说，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战争文学或切切实实与战争相关的军人生活题材小说——全世界的阅读心理及期待大同小异，好莱坞影界为什么推出的与军人生活相关的影片基本上都是非战争片，原因也在于这样的选择比较吻合观众的接受心态，或在于人类对于战争及战争中的人怀有一种永不衰败的、复杂而又充满了天性意味的兴趣。因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战争文学或战争小说始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学分支。但我们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领域，战争题材或可以被称为战争小说的作品，确实是太少太少了，即使有那么几部，在艺术质量上也不尽如人意。
这种战争小说匮乏的创作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呢？在我看来，首先是小说作家的不自觉，或在小说的价值观方面缺乏思考，甚至与作家的急功近利意识或“速成”的意识相关；其次才是倡导的问题，即我们的军事文学创作领域，很多年来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在提倡“现实题材”，以及一直在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而战争小说（如长征题材小说、抗战题材小说、朝鲜战争题材小说等）又属于历史题材的范围，由是，作家纷纷把题材选择的目光投向和平军营生活，投向正在发生变化的非战争状态下的军人生活，也就是显得很正常了。但在这里，我们对于作品的所谓“现实意义”的理解，很明显地存在着误区，而造成这种误区的原因，则在于我们对文学、对小说的可能性缺乏一种真正的或属于审美的理解。我们所说的“现实意义”，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启示，一种读者的接受过程所可能产生的“现实感”，或由此而发生的对现实的联想。“现实意义”只能是作品与读者之间互动的结果。或者说，一部小说没写好，根本打动不了读者，即使是选择了最“现实”的题材，也不可能产生所谓的“现实意义”。其实，小说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与题材选择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我最近读到一部写秦相李斯的长篇小说，是地道的历史题材，你能说这部小说没有“现实意义”？在我读完小说之后，所产生的感受绝不止于“苍茫”，还有一种李斯其人还活着，还在我们中间的感觉——一种好的理解及好的传达，确可以消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漫漫距离。两千多年前的题材可以达到这种与“现实”沟通的境界，更不用说与今天有着直接关联的历史题材了，譬如抗战题材的战争小说或与日军侵华相关的历史题材小说——能说这样的小说没有“现实意义”么？无论是中国人的精神的“现实”，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或右翼势力）在今天依然甚嚣尘上的“现实”，都在提醒与警示我们，优秀的抗战题材小说有着比昨天更强烈的“现实意义”——若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角度审视，其“现实意义”是一些所谓的“现实题材”（即军营生活题材）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作为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或历史知识相对贫乏的作家来说，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但从另一角度看，今天的作家往往拥有新的观念或新的感受历史生活的姿态，特别是对于战争、对于民族生存状态的理解方面，更能体现文学的初衷与其他可能性。所以说，我们的作家放弃或不重视这一题材的创作及更深层面的发掘，只能认为是一件遗憾的或让人感到惋惜的事。何况，抗战题材还只是战争小说中的一个领域，在我看来，战争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真正体现军事文学繁荣的标志性杰作，也许还得生长于战争小说这片肥沃土壤。
我想，与其在军事文学领域提倡“现实题材”，还不如从文学的可能性方面强调“现实意义”，或强调一个军旅作家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即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的命运承担应该的责任。我还是原先的意思，选择题材只能是作家意愿，或只能是作家在意识到了题材对象的可能性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值得一说的是，题材选择也不可能是一件被动的事——实事求是地说，不少作家恰恰经常性地处在一种被动选择的状态之中。也正是这样，不少标榜“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从传达内容看，其实是很难被称为“现实题材”的。这，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现实题材”中的“过去”与“现在”的失衡。假如不信，只要我们乐意对近年来陆续问世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略作回顾，即便凭借印象就能感觉到，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很多标榜为“现实题材”的小说，其实仅仅是描写了当代军营生活，而真正可以被称为“现实”的，即处在急剧变迁中的军人前沿生活，则很少被触及。倘若换一种角度审察（或用携有传记性批评色彩的方式审察），那我们更可以发现，一些“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往往只是一种亲历性的文学记录，其中的想象也没有跳出亲历的小圈子，因而小说的质量就很自然地成为这一类小说的“问题”。说穿了，这一类“现实题材”小说仍然属于“历史题材”的范围，因为作品中的“现实”往往是很久以前的军营生活回忆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军营生活题材不能成为我们的选择，不是的；只要是与军人相关的生活，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是亲历还是采访调查所得，都可以成为小说创作的题材对象——只是“过去”的生活题材弄不好，就会给人以陈旧之感。但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所谓“现实题材”中的“过去”与“现在”的失衡，还是让人感觉到了不少作家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至少是这些作家想“现实”也难于“现实”了，或“现实”起来免不了有力不从心之感。可以说，他们在贴近现实、熟悉生活与更新体验等诸多方面，需要大面积的“补课”——如果还想或仍然认为自己是“军旅作家”的话。我的意思是，假如我们不在这些方面多下一点儿工夫，便谈不上“卷入现实”的问题，也谈不上有所发现与有所创造（特别应该看到，这样的状态在最可能写出优秀长篇小说的专业作家中显得更迫切或更为举足轻重）。我觉得读者完全可以理解，基于这种题材选择的失衡现象，我只是想指出一种不利于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现实”（或相关因素），也可以说是以此为契机的借题发挥，而绝非为了说明，若选择了“现在”的军营生活题材，或干脆是生活中正在发生什么就写什么，我们的小说就一定具有“现实意义”了——我已经说过，题材选择与“现实意义”之间，并无任何必然的对应关系，关键是怎么写成具体的叙述过程的可能性，以及最终的恩情实现与题旨寓意的完成（即成为阅读事实）。在创作上，一哄而起是最可怕的事，也是最可能戕害文学创造性的行为。当然，指出这种失衡，更不是为了宣扬臭名昭著的“题材决定论”。我们知道，在当代文学史上，“反题材决定论”与“题材决定论”间有过生死较量，因而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以史为鉴的自我提醒便显得很有必要。
说到底，我说的所谓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窘境，也就是在整体上少有两种题材的好的或比较好的小说，即一是战争小说，或与战争相关的历史题材小说，另一则是真正能体现当下军人的生存状态及如何面对战争可能的“现实题材”小说——鉴于军人为战争而存在的原理，实际上，这样的“现实题材”小说，都可以认为是与战争、尤其是与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化战争相关的小说。毫无疑问，怎样写好这一类真正的“现实题材”小说，也就构成了一种考验，或一种需要更深入地“卷入现实”，以及获得更多从未有过的新鲜体验的挑战——甚至还得有传达睿智与勇气，有一种使命感支撑下的现实主义精神；否则，一切走出窘境或突出重围的愿望，都可能成为空话。当然，就窘境的话题（特别是涉及具体作家的创作景况），我们还可以看出很多，诸如观念问题、小说叙述问题、作家文化素质问题、想像力问题，乃至创作环境问题等等，但这都是一些人所皆知的问题，即便捅到底，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他人的状态，而最要紧的是明白大格局、大状态以及文学精神的可能性。但有一点是应该调理清楚的，那就是凡写军人的小说，必须拥有与战争相关的目标——事实上，凡写军人生存状态或精神风貌的小说，大都可以被称为战争小说或列入战争小说的范畴。我已经说了，军人（无论往昔的军人还是现代军人）本是为战争而存在，或者说，军人的生命永远牵连着战争（即便和平，也是遏制战争的结果）。我想，这样的文学观念或多或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一些妨碍创作的束缚，以便使我们的长篇小说更大气一些，更富有“兵味”一些，也更能体现文学精神与更接近小说艺术一些。
2001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