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文坛的约定俗成而言，军事文学是一个相对宽泛、但又比较稳定的概念。凡与战争、与军事、与军人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报告文学、散文乃至理论批评，也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或未来战争生活题材，几乎都可以归到军事文学的麾下。而且谁都承认，这是一个广阔、丰富、深厚的文学创作领域，或一个与现实相关地充满了创新契机的领域。虽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在具体的战争准备或战争过程中，其中还弥漫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人们都说现代战争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之间的厮杀，是实力与实力之间的较量，可说到底，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因而一切有关人的精神、人的思维方式、人的理想与追求，乃至人性或“人的过程”，都可能在战争或战争准备中获得淋漓尽致的深刻而又鲜明的体现。恰如现代观众特别乐意接受战争片，军事文学之于读者的吸引力，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创造的可能性，尤其是能否在满足接受期待方面真正造就一条沟通现代读者的渠道，譬如“现实感”或时代性乃至“好看耐读”之类。
回望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从50年代开始的，到新时期的文学解放，军事文学举足轻重的支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当代文学是否兴旺的标志之一——我们不应该忘记，也难忘那些在军事文学领域苦苦耕耘劳作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灵魂的优秀作品。实际上，昔日的辉煌正在迫使军事文学创作接受新的挑战，因为在我看来，时代与传统都在给现时的军事文学创作“施压”：是驱动力也是一道道难题。当然，对于作家、特别是军旅作家来说，不管是否意识到了难题的“难”，总得直面两大“现实”，即新的军事时代的“现实”与现时的军事文学创作的“现实”。那么，现时的景况又如何呢？
我只说小说与报告文学的创作。实事求是地说，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是现时军旅文学格局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是喜是悲，暂且不论，但这几年来时有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问世，却是应该承认的事实。我的阅读量虽然有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品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如彭继超、伍献军的《中国两弹一星实录》、施放的《应急第一师》、晓浩的《西藏，1951年》、张嵩山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卢一萍、王族的《神山圣域》、徐剑的《当今世界殊》等。这些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有历史题材，也有现实题材；有传达严酷的战争生活的，也有表现军队现代化进程或艰辛的戍边生涯的，其中还有讴歌军人在抗洪抢险斗争中的不凡奉献的……题材或描写对象虽有差别，但有一点却十分接近，即这些作品的创作大都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调查采访，并在感人的真实可信的文学描写中传达了军人的英勇品格与崇高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牵动人心的作品并没有沉浸在一味的讴歌之中，而是十分注重在坎坷曲折或严峻的矛盾冲突中揭示军人的精神。在这里，悲壮的意义获得了真正的兑现，而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虽没有如标语一般炫耀在作品的描写中，但在人与事的如实展现中抵达了从未有过的境界。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两弹一星”也应该是历史题材），因了作者的抢救性调查采访，从而使作品具备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但又往往被人忽视的价值，即报告文学所可能的文献价值。我最近还读到李占恒的《万名罪犯大转移》，书名虽很直白，但内中却蕴藏着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故事”与抗洪救灾相关，可题旨寓意则直抵人的生存状态或人性的阐释——依傍东北嫩江的九座大监狱被洪水围困，万名罪犯的生命安全岌岌可危……怎么办？在滔滔水患的威逼下，武警、狱警只能带领数量庞大的罪犯群体实施大转移，于是一路险象环生，一路凄风苦雨，一路惊魂不定，那真是一幕幕的艰辛悲壮——确如作品中的小标题所言，“人道，不用讲”；而所谓“人权”呢，也绝不是挂在嘴头上的理论。在我看来，《万名罪犯大转移》所描写所传达，正是中国人之于“人权”的宣言。但这部报告文学的价值还没有被文坛充分意识到。
尽管军事题材报告文学还存在不少缺憾或亟待更新的“现成思路”，如讴歌往往淡漠敏锐犀利的立意，缺乏在矛盾冲突中实现题旨的意识，或对当下的军队现代化进程不甚敏感，少有“卷入现实”的精神状态，甚至仅仅满足于在“接受任务”之后的“完成任务”……而其中最醒目的标志，便是作品的质量与数量不成比例。但我们也得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创作的视野正在得到开拓，立足点也获得了相应的提高，特别是对于题材的透视及驾驭，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实际上，不少有实力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还把目光与精力投到了一些意义更重大或更高价值可能性的领域——这两三年来，就我读到的作品便有：《北中国的太阳》（邢军纪、曹岩）、《水患中国》（徐剑、陈昌本）、《中国863》（李鸣生）、《寻找“北京人”》（李鸣生、岳南）、《智慧风暴》（王宏甲）、《协商建国》（郝在今）等。这些作品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都不是“军事题材”。作为一种军旅文坛上的新现象，我想不仅不会影响“军事题材”的创作而且还可能从整体水准上起到推动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作用。
现在来说军事题材小说创作。这几年来，各式各样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驱动力，把长篇小说推到了文学波涛的浪尖上——创作状态如何，长篇小说则是衡量的显赫标志或最重要的尺度。当然，军旅文坛也不可能摆脱文学大环境的影响。说远一点，在新时期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复苏的好风景主要是靠中短篇小说撑持的，而那时的军事文学之所以引人瞩目，所依仗的也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可如今呢，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而长篇小说则如宠儿一般地走红起来，且不乏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煮的味道。但应该肯定的是，这几年仍问世了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如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仰角》、柳建伟的《突出重围》、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等。实际上，近年来的军旅作家还创作了一些非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如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柳建伟的《英雄时代》等，这些作品在不同的视角领域赢得了声誉，但遗憾的是，此时此刻的“小说批评”还波及不到这些作品（也绝非一种类型的小说）。就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状态而言，我只能说总体趋势是好的或乐观的，这也是我把上述提及的作品称为“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重要原因，至于缺憾与忧虑也不是此时此刻的“小说批评”的“主题”（可以另文分析）。我曾写过一些作品评论，也称赞过这些优秀或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但大都是从倡导的角度谈论的，如《突出重围》，其主要长处在于敏锐的军事生活体验，在于作品的时代感及触动读者联想的“现实感”；而《我在天堂等你》则从一个特别的艰辛年代中，意识到了精神及感情之于人的生存状态的重要，而这种崇高的境界正是现代人所匮乏的；至于《英雄无语》，最重要的奉献是塑造了独特的英雄性格，并从人生的或“人的过程”中发现了“无语”的苍凉与悲壮，以至让人产生无尽的感悟。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虽然存在差别，而“主旋律”及信念系统也绝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应该创造无愧于民族的英雄形象——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学艺术都在护卫这一创作方向，譬如被称为“新好莱坞制造者”的斯皮尔伯格所导演的战争片，其中塑造的军人形象几乎全都是战无不胜的神话般的英雄，只是英雄性格中焕发的是“为美国而战”的“美国精神”罢了。我想，中国的军旅作家应该明晓这一并不深奥的“理论”。当然，长篇小说的创作难度很大，而要塑造真正能沟通读者期待的富有个性及时代感召力的英雄人物，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当下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失，那说到底，还是我们的文学准备不够充分，或驾驭长篇小说叙述艺术的底气不足，而必需的生活体验及感悟力也欠些火候——特别是在从中短篇小说创作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诸如此类的缺失便显得格外明显。说到这里，我觉得不应该忘却了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近年来，这一领域的创作其实一直没有停歇，我们不仅从《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读到了不少相当出色的作品，而且还觉察到了一批中短篇小说作家（大多数是“业余作者”）在生机勃勃地成长，如赵琪、陶纯、衣向东、刘静、刘烈娃、张慧敏、李浩、温亚军等。因了大都是“业余作者”的缘故，所以给人以一种曙光的感觉。
对于现阶段军事文学的成就或不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考量与判断，所谓长长短短，绝不可能完全统一，更不可能站在相同的角度上“说长道短”，但我还是坚守我原先的看法，即不可过分乐观，更不可自以为是或自我夸张，以致洋洋自得而最终不可收拾。我的意思是，军事文学必须在忧患或清醒的自识中，求得辉煌的生存与发展。
200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