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出差到成都，你都是到朋友家借一辆除了铃儿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骑着它满城跑，从未玩过“招手车”的“洋格”。
有人说你是“丐帮县长”，像个“守财奴”，然而，在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守财奴”啊！
有人说你是个“工作狂”，干起工作来不顾自己的死活。14本记得满满的工作笔记，记录着你日夜奔波操劳的足迹，直到你在考察项目途中患病住进医院……
它仿佛在静静地诉说——
1986年，田坝盐厂新上“天二井”和真空盐制项目，你穿着汗渍斑斑的工作服，与钻井队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图纸，参与安装，在工地上连续熬了14个昼夜，双眼布满血丝，有时靠在井架上就迷迷糊糊睡着了。走南闯北的安装队的师傅都感动地说：“没见过如此亡命的县太爷。”他们不明白。你如此亡命，图什么？
1989年，“天二井”涌出白色喷泉，长期亏损的盐厂利润突破百万大关。滴酒不沾的你颤抖着双手举起酒杯，连敬钻井队的同志三杯酒，感谢他们为巫溪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在那一瞬间他们理解了你。
三上三下的西宁电站，整整折腾了16年。4届指挥长，26个民工魂归西宁，留下一腔长恨。
1986年10月，投资1280万元，装机容量5000千瓦的西宁电站开始动工复建。
1280万，对年财政收入只有1000万元的巫溪，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就是把巫溪一年财政收入的盆盆罐罐都涮干净，也只够建个西宁电站。
你出任指挥长掂量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你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主厂房设计方案出台，你发现设计图纸上厂房挤占河道太宽，极易造成危险，便昼夜兼程赶往宜昌，请来了设计单位——葛洲坝工程局规划室的同志，一起研究修改了图纸，提高了安全系数。
电站工地上需要计算器，你打听到水电局有一些报废的计算器，便到水电局抱来7个，白天在工地上忙碌，晚上熬夜修好计算器，节约资金500多元。有人嘀咕：“曾县长太小家子气，1000多万的大工程，哪在乎那几个小钱！”你却严肃地说：“巫溪穷得叮当响，经不起大手大脚地折腾！”
在西宁电站工地，你住了一年多，不知多少个夜晚你在工地上忙碌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躯体，回到简陋的工棚里。你感觉好累，其时，癌细胞正在无情地摧毁着你坚强的身躯。就在你生病住院前两个月，浇铸厂房挡洪墙，你连续4个昼夜守在工地上。食堂的炊事员把饭送到工地上，见你靠在水泥袋上睡得正香，想叫醒你又不忍心。端着饭盒，眼泪簌簌地往下流……
1991年底，西宁电站全面竣工。巫溪有了自己的“大动脉”。然而，你的动脉却在大出血！
谁也不会相信，巫溪的第一辆汽车不是从公路上开进去的，而是用木船沿大宁河托运进去的。
这不是天方夜谭。
1959年，新中国在为自己十岁唱“生日快乐”的时候，巫溪县境内才有一段三十来千米的“盲肠路”。巫溪人一代又一代肩挑背磨，盘行在高山危崖间的羊肠鸟道上，挑不走的大山，挑不走的贫穷，挑不走山里人的渴望啊！从20世纪60年代起，巫溪人开始向大山宣战，筑路架桥，多少山里汉子血洒大山，魂断险崖。悬挂在山间的公路，哪一条路上没有筑路民工的英魂？
无路不商，无商不活。
“改造前门，打通后门，连通林区，疏理河道”的蓝图被县委一班人勾勒出来了。然而要把墙上的蓝图变成大地上的现实，在山峦叠嶂的巫溪，需要付出多少汗水和热血。曾文科，你这个筑路总指挥，多少个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勘测路线，设计图纸。筑路民工还清楚地记得，你与他们同吃包谷饭，同住大工棚。你不像个“县官”，更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汉子。两年苦战，蚂蚁啃骨头般的苦战。奉巫东路、川峡路、巫恩路陆续连通，300多千米“毛坯”路被加宽加固。到1988年底，全县修筑公路51条，850千米，通车758千米，纵横的公路网路，蜿蜒盘旋在万山丛中，连接着巫溪的村村寨寨。
宁河素桥算是峡中一景。然而，你每过一次素桥，心里就隐隐作痛一次。不知多少山里人在摇晃的素桥上葬身峡谷，多少冤魂在大宁河畔哭泣。
“一定要为巫溪人民架几座大桥！”你暗暗发誓。你带领全县交通职工将誓言变成现实。马兰溪大桥、宁厂大桥、西宁大桥如三道彩虹飞架在峡谷……
在巫溪这块贫穷、落后的土地上，你注定要比别人多付出艰辛和汗水，你注定创造不出令人振奋的奇迹，你注定做不出足以使你自豪，使你升迁的政绩。你只有默默无闻地干，像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啃”掉落后，“啃”掉贫穷，“啃”掉闭塞，直到最后默默无闻地倒下……
交通局的职工请了县里几个“秀才”，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为你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献赤心为山区修公路架桥梁竭尽全力无遗憾；
承遗志铺天堑通南北贯西东振兴交通慰忠魂。
三
残阳如血。
夕阳的余晖投进寂静的病房。
曾文科紧紧握住妻子明道菊的手。
病魔，折磨得他奄奄一息。眼、鼻、口腔溃烂出血，眼皮充满黑色的血污，双眼肿大如桃。
他费力地睁开眼睛，望着妻子，深情的目光里充满感激、愧疚。
默默无闻，相对无语。
只有两双深情的眼睛在静静地诉说。
道菊，我欠得太多太多了！
曾文科艰难地吐出这藏在心底很久很久的话语。
他怎能忘记：患有胆结石，腰椎骨质增生，骶椎脱位的妻子撑持一个家的艰辛。他整天在外奔波，哪有时间去顾自己的家，去照顾自己多病的妻子。结婚18年来，他没清清闲闲地陪妻子看过一场电影，也没轻轻松松地陪妻子散过步，谈过心。
不知多少次，他被睡梦中妻子轻轻的呻吟惊醒，望着疲惫、憔悴的妻子，他悄悄流泪。
妻子生两个儿子时，他正忙着筹建田坝盐厂和氮肥厂，每次都是在县城的三姨姐帮忙照料。孩子都满月了，他才匆匆赶回家。妻子嗔怪他：“你还有资格当爸爸？”望着妻子埋怨的目光，他只能嘿嘿一笑，笑得很苦。
一次，大儿子发高烧，说胡话，急得妻子眼泪直流，打电话到厂里。正在指挥技改的曾文科赶回家，抱着孩子飞跑到医院，孩子刚退烧，曾文科又要赶回厂里，他放心不下厂里的技改。妻子劝他留下照顾孩子，他却说：“现在技改正是关键时刻，弄不好，损失就是几十万。”就这样硬犟着走了。
妻子在远离县城60多千米的乡村教书，那里不通车。每到假期，妻子都是带着孩子翻山越岭走路回家，他们双脚都打满了血疱，但曾文科没向组织提过一次要求。后来组织出面，把他妻子调到县工业供销公司，但这家公司几年来经常发不起工资。县水电局等单位的领导关心他，主动提出把他妻子调过去，他却像个“黑脸包公”不领情：“那么多人都发不起工资，她调到好单位去，群众会怎么想？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