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成都的老母亲来到巫溪看曾文科，她没想到当县长的儿子家境如此贫寒。除了几样笨重、破旧的家具，唯一值钱的就是那架“蝴蝶”牌缝纫机，那是用来补旧衣服的。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就是那个缺了一条腿的沙发，那是儿媳的哥哥送给他们的。老母亲打开衣柜门，看见儿子4条裤子有3条都是打了补丁的。老人家眼睛湿润了。她5个儿女中，就数文科有出息，念完大学，又当了县长。她没想到最有出息的大儿子最穷，住得最差。他当了县长还住在磷肥厂宿舍底楼，又黑又潮湿，白天也要开灯，被子、衣服都是湿润的，晚上睡觉在床上老是咳嗽。老人家背着儿子去问左邻右舍，原来，这幢房子是儿子在磷肥厂当副厂长时修的。本来，厂里另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可他偏偏就要了这最差的一套。老人家还听工人们说，曾文科原来住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夏天闷得像蒸笼。后来，厂里腾出一间宽敞的房子给他住，当他得知一个工人结婚多年没有房子，还在别人家借屋躲雨，他又把这间让给了那个工人。
一天夜里，曾文科被母亲一阵接一阵的咳嗽声惊醒。他来到老人家床前，轻轻给母亲捶背。幼时家贫如洗，曾文科被迫辍学回家务农，是深明大义的母亲咬紧牙关让他复学读书。“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叫你读书。”母亲当年那坚毅的神情还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天夜里，曾文科和母亲谈了很久很久：这些年来，他没好好陪孩子玩过，没有带妻子外出逛过，他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没有一件时新家具。当了县长，妻子还在山沟里教书。他不是没能耐，更不是不疼爱妻子，他是不愿群众背后戳脊梁骨，说共产党的官光想到自己的妻室儿女。他何尝不想住宽敞舒适的房子，可领导都住好房子，怎么去面对那么多缺少住房的人呢，他实在于心不安啊！
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难呐！母亲理解儿子的心。
母亲要走了。老人家想到驰名中外的“一线天”去看看，办公室的同志提出派车送，曾文科婉言谢绝了。一个星期天，他搀着母亲，带着妻儿，走了10多千米路，去游览双溪溶洞。一路上两个孩子高兴得过节似的，采来一束野花给妈妈插在头发上。他们在奶奶面前撒娇：“奶奶，今天我们沾了您的光呀！”
……
往事如烟，情债难还。
曾文科充血的眼睛流出两行滚烫的泪水。
明道菊轻轻擦去丈夫脸上的眼泪，哽咽着说：“文科，别伤心……”
人不伤心不流泪。
曾文科生病住院两年多，与丈夫朝夕相处的明道菊才真正读懂丈夫那颗金子般的心。
她曾抱怨丈夫铁石心肠，结婚18年，曾文科就有11个春节在工厂值班，外地出差。丢下她和两个孩子，冷冷清清地只想大哭一场，可又不知向谁去哭诉。
曾文科当上副县长，不少人羡慕她福气好，当了“县长太太”，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可谁知道，刚上任，曾文科就对妻子约法三章：“一是找上门的群众，不管你好忙好累，都要热情接待，群众有急难，才会找上门，不许冷眼相待；二是别人送的礼一律拒收；三是亲戚朋友要借副县长这块牌牌办私事，不要找我，找我也不会答应。”说者容易做者难啊！曾文科任西宁电站指挥长的时候，明道菊的四姐找明道菊，求她给曾文科说个情，把儿子安排到电站做临时工，明道菊实在无法拒绝。四姐丈夫早逝，拉扯孩子，日子过得凄苦。
曾文科从电站工地回家后，明道菊对他讲了四姐的请求。曾文科沉默了很久，他很同情四姐的遭遇，但他又不能违背刚订下的规矩：“凡是电站指挥部成员一律不允许安排亲友做临工。”他为难地对妻子说：“四姐有困难，我们支持点钱，但她儿子的事我不能答应，我不能违背原则。”
“你只顾原则，你哪个时候顾过我的情面！”明道菊不知如何去给四姐交代，想到丈夫如此“绝情”，不禁暗自伤心落泪。
她实在无法理解，有的人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挖空心思为自己的三亲六戚谋私利，而在曾文科的道德天平上，为什么总是党性原则、人民利益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其实，他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和使命，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塑造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一条步履艰难的路，这是一种高尚而又艰难的选择。
曾文科这样选择了。
1987年，地区交通部门因巫溪公路工程建设有成绩，奖励给分管公交的副县长曾文科800元，他分文不差地交给了县府财会室。
1988年12月，西宁电站有人提出县领导对工程很支持，给每个县领导送500元“辛苦费”。对这种明目张胆慷国家之慨的肮脏事，曾文科愤怒得浑身颤抖，他铁青着脸说：“哪一个领导有工地上的民工辛苦，谁给他们发辛苦费？你们这是变相行贿，把干部往火坑里推！”
曾文科对某些共产党员良知的堕落，党性的失落，感到愤慨。巫溪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样一个项目，有人竟想借这个项目来做文章，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他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堵住漏洞，驱除“蛀虫”，他不能愧对山里人民的信赖和期望。
他也清楚，他一个人无力挡住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但他却要做一棵迎风挺拔的树。
因为他深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因为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也深深爱着他。
曾文科在成都华西医院住院期间，巫溪的干部群众都惦记着他，给他写信，寄钱，还四处打听治疗血癌的民间偏方。田坝盐厂的一个工人上山挖草药，往返2000公里自费送到成都，西宁电站一个工人听说黄鼠狼用白炭火烤干后能治白血病，便到深山老林去套黄鼠狼……
每想到这些，曾文科就一次次流泪。
他好想征服病魔早日回到魂牵梦绕的峡郡溪城。
练气功，做大剂量化疗。
然而病魔无情。
躺在病床上，曾文科一想到贫穷的巫溪还在为这宣判了“死刑”的生命耗费钱财时，他就感到一种难言的痛苦。
病情恶化需要输血，他硬挺着不输。妻子流着泪哀求他，他还是说：“巫溪穷，我不能再浪费巫溪人民的血汗钱。”
治疗恢复期，他搬到医院招待所的阳台上去住，因为那里收费便宜。阳台下便是厨房，熏人的油烟经常熏得他呕吐不止，但他在那里住了近半年。招待所的服务员噙着泪说：“曾县长也真憨！”
妻子见他瘦得不成人形，医生也嘱咐要加强营养，妻子去买来3只甲鱼，他看到后大发脾气：“巫溪那么穷，这么贵的东西我吃得下去吗？”
他是在用缩短生命的代价为国家节约每一个“铜板”。1992年3月4日，曾文科生命的火焰熄灭了。
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走完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历程。
他带着对大山的眷念离我们远去。
临死前几天，他还对妻子说，他还有许多想办的事，该办的事没有办完，他不忍心就这样去了。他说，巫溪的癌症发病率高，可能与水的污染有关系。纸厂对宁河水质污染大，危害群众健康，希望县里的领导想办法解决排污问题。
他，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太平间，遗体上面没有苍松翠柏，没有鲜红党旗的覆盖。
他太平凡、太普通，没有赫赫功名，只有一片忠诚。
临死前，他再三叮嘱妻子：“我死了以后，骨灰不要运回巫溪。巫溪很穷，不要为我的后事再花钱！”
然而，巫溪人民实在想念他们的儿子，再穷，他们也要用最隆重的葬礼安葬他。他们要让清清的大宁河为他吟唱安魂曲。
凤凰山上埋忠骨——
凤凰山有一双忠诚的眼睛在注视着巫溪。
几多深情，几多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