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51年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儒勒·凡尔纳与往日相比，判若二人。昔日，这位“11个光棍聚餐会”的核心人物，嬉戏、幽默诙谐大王，张口皆诗赋，举手投足有“文章”的快乐青年，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位深居简出、禀性孤僻、与世寡谐的隐士；交际场所久已不见其身影，塞纳河畔难寻他的踪迹。他日不出户、身藏斗室，苦读圣贤书，钻研科学。
我们从儒勒·凡尔纳遗留的材料和当年的历史档案中发现，19世纪中叶，欧洲尤其法国处于多事之秋，社会动摇，人心浮动，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组合和较量，一浪高一浪，斗争一次比一次残酷。而儒勒·凡尔纳正处在这个斗争的漩涡巴黎。儒勒·凡尔纳的内心矛盾和苦闷，与他表面的隐士生活。又构成他个性发展的特点之一。政治理想（即平等、博爱、自由的共和制理想）的破灭、他心目中诗歌纪念碑维克多·雨果流亡国外、一再提携他的大仲马彻底破产后远走他乡、生活无保障、戏剧的没落、探索创作之艰辛，情场屡屡失意，你怎么能让他欢乐得起来呢？如果说他笑，也会成为“苦恼人的笑”！
儒勒·凡尔纳的青年时代，正像巴尔扎克所说的：“我们属于20岁至30岁的成熟一代”，和他们的祖国法兰西由僵化到觉醒的时代，几乎同步。尽管革命失败了，儒勒对共和制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毕竟呼吸到共和国的气息；共和制一定能实现！”
而今，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又扼杀了共和制，随后于1852年12月份即位称帝。这个“伟大拿破仑的侏儒小侄”，有“一副像歪把梨一样”的面孔的阴谋家，无处不在，逼视着过往行人，紧紧狞视广大读者。历史把路易拿破仑与民众，包括像儒勒·凡尔纳这样正直青年置于对峙地位。
这一段时间，是正处在人生道路选择阶段的儒勒·凡尔纳孤军奋战的日子，战斗在他的心灵深处进行，战场上没有流弹，也没有硝烟，无声无息，尤显得空旷寥寂，寂静得可怕，使只身孑影的儒勒觉得更孤独无倚。
这次的选择已不在律师和文学家之间、雨果和大仲马之间进行。此时，他面前有两个出路，一是效忠拿破仑三世，仰承他的鼻息，不得有一点微词，成为扼杀共和制刽子手的鹰犬，帝制的吹鼓手。另一条出路，像雨果那样，与之战斗。但是，儒勒·凡尔纳不了解他的祖国，远离法兰西人民。因此，选择另一条道路（也可以说，他只能走另一条人生道路），心甘情愿逃避现实，龟缩在塞纳河左岸奴维尔大街18号五层楼那个房间里，并开始新的生活选择。首先，暂时放下文学创作，去抒情剧院即以前大仲马的历史和民族剧院工作。在路易·拿破仑政变的第三天，即1851年11月5日，我们的主人公来到剧院工作。
抒情剧院现任经理儒勒·塞维斯特当时需要一名助手，大仲马推荐儒勒·凡尔纳。二人签订一份合同，从即日凡尔纳担任剧院秘书，月俸100法郎。
其实，剧院工作不是凡尔纳恋栈的场所，甚至唤不起他对戏剧的兴趣。经理和秘书之间，不过是一种权宜的结合。三年前，大仲马引导年轻的儒勒·凡尔纳对戏剧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做了一些工作。今天，这座剧院在儒勒看来再也不是诗神的瑶池仙窟了，只不过是一个谋生和栖身场所而已。其实，要找藏身之处，什么地方都一样，律师事务所，金融交易所，只要不出卖自己，不做拿破仑第三的奴仆，又能留在巴黎就行。他要在这里养精蓄锐，厉兵秣马。一旦有机会……
然而，抒情剧院并不是理想的避风港，相反，经理秘书的日常工作繁杂又紧张，成了他不堪胜任的沉重负担。每天穷于应付，例如，有些剧作家非要把他的剧本在本院进行彩排，死磨硬赖，要表示同情又爱莫能助；对于脚本已获彩排权，但坚持不准修改的作者，则要据理力争，严词驳回，甚至不惜以停排做警告；还有的演员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有的则自己锁定角色，要好言相劝，尽量安抚；此外还得修改其他作者的剧本。事无巨细，由他一人承担。种种琐事，不只占去了整个日间，而且弄得精疲力竭。秘书工作并不比临时缮写员、年薪600法郎的工作好多少。写作，只好挤掉睡眠时间。
只有布列塔尼人的坚忍不拔性格和青春年华的强壮体格，才有可能承受日夜兼程拼搏的生活熬煎。儒勒每夜坚持写作，街上煤气烟点燃又熄灭了，东方发白，旭日初升，稍事休息，又得去戏院上班。尽管他经受着神经痛、严重失眠和难忍的孤独的折磨，仍日复一日，笔耕不辍。
1852年，《家庭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加利福尼亚城堡，或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是用民间方言俚语写成的散文体喜剧，篇幅不大，又无特色。剧本题材，是借用阿拉戈的书中内容，讲述加利福尼亚淘金者的冒险故事。这年冬天，儒勒首次撰写一个中篇小说，名叫《马丁·帕兹》。
他曾在阿拉戈家中会见过一位叫梅利诺的秘鲁画家，听他讲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混血儿的不幸遭遇。他便动手构思《马丁·帕兹》。儒勒按图索骥，根据这位秘鲁画家一本水彩画集描写南美洲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小说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他丢掉了他在《乘气球旅行》中体现出来的只属他个人的不多的特点，又没找到他自己新的特色。南美洲太陌生了，借助于别人的故事编织自己的幻想，参照一本画册描写南美洲的风土人情，那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是一次难得的试笔，是由一个平庸的剧作家向有才华的大作家转变过程中又上一个新台阶。一个作家，特别是有影响的作家，要形成他个人的独特风格，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年不懈地探索、积累和磨炼。
由儒勒和卡佩编剧、英亚谱曲的歌剧《捉迷藏》，即将在抒情剧院公演。为筹划剧本彩排，儒勒中断写作。1853年4月12日，《捉迷藏》意外的成功，首演一炮打响，舆论界评价颇高，该剧连续演出6周以上。在当时，这算一个不小的成功，比起《断草》更辉煌。可是儒勒对此无动于衷，他再也找不到《断草》首演式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了。如果说高兴的话，那是为好友英亚和卡佩高兴。他已无心去追求这种表面的成功、一时的荣耀了。他感到有一种内心的冲动。有一种新的觉醒，虽说这种感觉有些朦胧，但正在改变他的整个生命的航程。为此，他心甘情愿离群索居，面壁十载，受尽人间的孤独之苦，寂寞的煎熬。
1853年，春天的巴黎，热闹至极，整个法国为法皇路易·拿破仑的婚礼忙碌，王公大臣、旧宠新贵、政变有功者和暴发户，更是马不停蹄。新王后不是王族血统，而是一个叫蒙蒂赫的西班牙绝代美人。因为考虑欧洲各国王室必有异议，婚礼更是豪侈无比，既有东方的庄重富丽的氛围又有西方轻松欢快的彩调，是一种东西合璧、不伦不类、非牛非驴的混合物。
在婚礼大典和皇家招待会上，大出风头的人物，都是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刽子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圣阿尔诺的元帅。这个生性狠鸷、刚愎黠傲、杀人如草芥的将军所以臭名远扬，因为他在侵占阿尔及利亚时，活埋过数百阿拉伯人，其中有不少妇女和儿童，他还把躲在山洞中的抗法战士活活堵死在里面。他又因为拥戴拿破仑政变称帝有功，被授予元帅。
当自诩为“和平总统”就任第二届共和国总统伊始，共和国法国军队就出征意大利镇压了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为首的意大利共和国，翌年又进军罗马扼杀罗马共和国。随后，国内开始肃整，为其推翻共和制复辟旧日王朝的政变廓清道路，相继废除普选法，镇压反对派，把共和派知名人士和有影响的人士赶出国门或流放海外殖民地（如法属圭亚那和新喀里多尼亚），流放者九死一生。
儒勒·凡尔纳在拿破仑反动内外政策的压制下的极端困难时期内，开始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构思作品。同时，他又陷于困惑，残酷的现实和他当年期望的共和国之间差异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写作，只有写作才能摆脱这解不开的烦恼，在自己作品中，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才能找到并实现自己的理想。1852年《家庭博览》杂志7、8号连载了他的《马丁·帕兹》。虽说这篇小说丧失了《乘气球旅行》所表现的某些独具的特点，但却反映出作者作为作家若干必备的素质。有一位叫夏尔·诺埃尔·马丁的著名评论家，为本小说写了一篇序言，他认为：“在写景方面，儒勒·凡尔纳跟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个充满幻想的人。他从心里看到种种场景，然后以令人吃惊的准确性将这些场景描绘出来。……儒勒·凡尔纳取得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善于让千百万读者领略到他自己从内心里见到过的东西。”
出乎意料之外，皮埃尔·凡尔纳对儿子的新小说《马丁·帕兹》评价甚高，建议儒勒申请法兰西文学院的奖金。可是，父亲的建议没有得到极不满现状的儿子的赞同，他在回信中以冷讽热嘲的口吻说：
“说到法兰西文学院的奖金，那实在太感谢了。要想获得这种奖金，就得像加入法兰西科学院的荒唐大合唱那样施展阴谋诡计。往往是拿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东西不一定非拿出来不可。因此，与其去施展阴谋诡计，倒不如做点更有益的事情。”这是儒勒·凡尔纳对拿破仑三世和他的政府愤懑情绪的一种宣泄，也是对它们的蔑视，不肯与之为伍。
1854年《家庭博览》发表儒勒的《扎夏留斯师傅或出卖了灵魂的钟表匠》。故事梗概是钟表匠扎夏留斯心灵手巧，野心巨大，他发明一种控制系统，能够揭开“灵魂与肉体结合的全部秘密”，并且这个系统征服和调整了时间，倒时100年，他将得永生，长生不老。
这个怪诞小说，可以视为儒勒·凡尔纳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标志。如果说，他此前的创作，除了剧本外，小说就是地理探险就是游记类作品，而《扎夏留斯师傅》虽然很粗糙、很不成熟，但可以划归科学幻想类作品，并且探索科学与哲学关系，恰如他在给他父亲皮埃尔·凡尔纳老先生信中说的那样：“……必须看到，整篇东西均发端于某种哲学概念，而这种概念融合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结局中，这是作家的责任。在生活中，没有一种事实，没有一起事件不产生某种道德见解。”
从科学发展史上看，19世纪中期发端于西欧的近代科学，发展达到一个高峰期，由于基础科学和数学若干方面存在突破性的进展，带动了应用科学和工业技术飞速发展，电能和汽能的应用，改变了工业生产的面貌。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丰富了社会物质文化，改善人类生活。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也被用来压迫和掠夺他人的有效手段。蒸汽机的发明，使火车四通八达，达到世界各个角落，轮船航行于五洋四海，通向世界各个港口，为北极探险准备破冰船，但也促进英法等西方航海发达国家实行炮舰政策，扩大、瓜分和重新瓜分海外殖民地。
由于科学发展和科学方法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正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创造第二自然，但要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破坏大自然，最终必然毁灭人类本身。这些问题，在19世纪已有争论，而1854年各派观点争论尤为激烈。儒勒·凡尔纳正是通过《扎夏留斯师傅》形象地参与争论，阐明了自己的见解。由此可见，儒勒·凡尔纳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正在确立（虽然还有些天主教世界观的残余），为他的科学幻想腾飞准备了哲学基础。
我们前面提过，儒勒·凡尔纳的早期作品，受到库柏、阿拉戈和爱伦·坡的交织影响，而在《扎夏留斯师傅》中又见到霍夫曼的影子。霍夫曼的作品有宣扬神秘主义、描写“不可思议的黑暗势力”消极一面，也有采用讽刺手法揭露社会不公的积极一面，更主要的是霍夫曼具有锐敏的观察力和非凡的想像力，运用人们意想不到的怪诞形式，站在特殊角度观察事物，像一只魔镜一样。
儒勒·凡尔纳在《扎夏留斯师傅》中，不过借助霍夫曼的“魔镜”这种怪诞形式，借用爱伦·坡的奇特的推理方法，通过钟表匠的乖张形象表述自己的一种理念。爱伦·坡的作品总的给人以一种恐怖、阴暗和无望的感觉，他的科学性不过是他借以表达变态心理、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手段。而儒勒·凡尔纳则希望人类不断发现自我，在征服世界、征服宇宙中不断完善自我。
《捉迷藏》一剧演出成功，抒情剧院经理塞维斯特要求儒勒他们再写一出戏，准备在下一个戏剧季节上演。于是，他们又开始合作，写了一部滑稽剧《马若蓝的伙伴》，该剧于1855年上演。
1854年，巴黎遇到多年少有的难耐的夏天，赤日炎炎，酷热难当，呼吸都感到困难。同时，拿破仑三世为扩大在中东的势力，于1853年联合英国、土耳其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此时战事方酣。国内出现了厌战反战情绪，帝国政府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令人感到窒息。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气候恶劣，又兼日间琐事缠身，穷于应付，夜间伏案写作，睡眠不足，生活无序，营养不良，心情郁闷，压抑，儒勒的身体终于垮下来了，神经濒于崩溃。尽管生活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大都会里，儒勒仍感到形影相吊，孑然一身，孤苦无依，痛苦至极。由于这个社会人情冷漠，互不关心，他的苦楚只能向父母亲倾诉：“我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我的舌苔变厚，不停发烧，我再也不能好好闭上嘴巴，真痛苦极了！我像一条正在消化肉块的蟒蛇，或者像一个正在工作的戏剧批评家一样口角流涎。即使如此，我仍不顾精疲力竭，用最后5个法郎作一次长达80里的旅行。星期六晚上，我乘游览火车到敦克尔克，游览了阿洛斯特。敦克尔克一个美丽的海港，并完全荷兰化了。这样，我终于见了北海。”
北海的铅灰色天空，苍凉的大海，也许与他当时孤独的心境相吻合，心中不由浮起一种凄怆的感情。这种单调的北方冰冷的大海，似乎使他更为动情。此后在他许多作品中出现过北方这种色调。
这次游览的结果，是一篇叫做《冰上过冬小屋·敦克尔克的一对未婚夫妇的故事》小说的诞生。儒勒从敦克尔克回来以后，在巴黎像火炉一样炎热天气下开始构思。
其实，《冰上过冬小屋》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一对恋人约定出海之后就结婚。青年船长路易率船出海，由于救助另一条船，他落水失踪。他的未婚妻，美丽的玛丽勇敢地出海寻找未婚夫。受阻后被迫在冰川上过冬，经过种种周折，终于找到了她的未婚夫路易。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而那个垂涎玛丽并企图造反的大副，最后落水身亡。
在这篇小说中出现若干题材和情节，以后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海底两万里》中又重现过；也可以说是《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雏形。《冰上过冬小屋》发表在《家庭博览》1855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