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法国开始传播霍乱，传染病这种战争的伴生物，随着克里米亚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抒情剧院塞维斯特经理染病身亡，成为霍乱的头一批牺牲品。塞维斯特之死，使儒勒失去一位挚友，一位默契的合作者，令人痛心。但也可以从此摆脱使他心力交瘁的剧院杂务，可以获得自由，自由地支配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当时，塞维斯特在世之际，碍于友谊情面，他没有提出辞职，也摆脱不了这种重负。
由于塞维斯特太太请求，请他在新经理到来之前，不要撒手不管。既然做出了承诺，就应履行义务。塞维斯特死亡之后所产生的脱离剧院意愿又落空了，儒勒·凡尔纳的原有秘书工作再加经理的责任，经理的统筹和秘书的繁琐，一担挑。而此时，儒勒对于戏剧的兴趣大大衰减。世间的事情，总是难如人愿，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你苦苦追求的东西，总是得不到，你不希望的事情，偏偏接踵而至。
直到1855年10月，抒情剧院终于来了一位新秘书，也是儒勒的朋友菲利普·吉莱接替儒勒·凡尔纳的工作。此时，儒勒·凡尔纳在演出界已不是无足轻重的人了，他的意见可以影响一个剧作者的沉浮，在经理中间也有一定的威信，而且剧院希望他继续经营工作，月俸按经理待遇，还可以分得红利，然而，儒勒·凡尔纳还是拒绝了这份盛情，决心走自己的路。最后，儒勒·凡尔纳摆脱各种羁绊，终于获得自由！
面对自由，他总结1848年11月2日来到巴黎七年有余时间，他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他总共写过8部剧本和5篇小说。8部剧本有一半是与人合写的，《断草》是与小仲马合写的，《加利福尼亚城堡》是与皮特·舍瓦埃合作完成，而《捉迷藏》和《马若兰的伙伴》是与米歇尔·卡佩的合作产物。儒勒·凡尔纳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诗歌写作技巧，能够运用自如，但都是八股式地程式化的东西，没有作者的个性可言，即没有凡尔纳这个人的独特风格。说到小说创作，似乎好些，虽说凡尔纳的4个短篇和一个中篇中都有库柏、阿拉戈、爱伦·坡、霍夫曼的影响痕迹，但他毕竟能按自己的愿望进行创作，并且获得了尽管不多也不突出但毕竟只属于儒勒·凡尔纳自己的特点。但前此所有一切努力和成绩尚不足以证明儒勒·凡尔纳已经走进他多年向往的未知世界的大门。
儒勒·凡尔纳自己称作“科学小说”的新型体裁小说，已酝酿多年，他想把科学与艺术、技术与文学结合起来，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把今天和明天结合起来，把现实人和未来人结合起来，塑造一批既脚踏实地又富于幻想、诚挚忠贞、侠行仗义、乐观向上、不断进取的未来人的形象。他的“科学小说”不仅描写巴黎和法国，还要进入北极和赤道、陆地和海底、天空和地心，还要囊括月球以及整个宇宙空间。他在走着前人没有走过的崎岖又漫长的路，通过荆棘榛莽，越过陵夷峦壑，需要面壁10年20年，也许是终生的不知疲倦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了美好的愿望和宏伟的抱负，还说不上是个良好的开端，儒勒·凡尔纳要想实现他的理想，必须使自己具有科学家的头脑，发明家的想像力，观察家的眼光，诗人的激情，预言家的气质。1855年的儒勒·凡尔纳虽说具有幻想家的若干要素，却不具备应用素质。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懈地努力。事实上，儒勒·凡尔纳为了取得跨入未知世界的许可证，早已有所准备，虽然这种准备还不算充分，更缺少实践体验。他在1855年5月3日给他父亲的信中，除了说他“热切盼望离开这令人生厌的歌剧院”之外，还说他现在“更多地在学习，而不是工作”，“因为我发现了一种新的体系”。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大知识面，儒勒·凡尔纳广泛涉猎各种知识，注视学科的新进展，同年给他父亲的信的附言中说：“请把我留在南特的加塞新著《机械学基础》寄给我。”为积累知识，寻找素材，他这几年做了两万余张资料卡片。同时，为建立他个人的创作风格、充实科学词汇，启用专门术语，要去掉转弯抹角、缠绵拖沓、无病呻吟的表现方法，从而达到要言不繁，辞约而旨丰。这种作法自然引起一些人的异议。那些崇尚人的动物本能细致入微刻画的自然主义者们，那偏爱卿卿吾吾、艳妇美酒、粉黛流俗的鸳鸯蝴蝶派们，那些钟情相思苦和失恋痛、悱恻凄清、深沉低抑的言情诗人们，对于儒勒·凡尔纳致力于不事雕饰、直写情愫，贵在天然的写作风格的努力，当然不屑一顾，甚至久久地不肯承认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始终不公正地对待儒勒·凡尔纳的贡献，只把他安置在儿童读物的位置上。有一个诗人更露骨地评价说：“儒勒·凡尔纳的风格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那些名词。”积累卡片和充实术语的工作，是单调、乏味又耗时、费力的事情，却十分必要，儒勒·凡尔纳还觉得自得其乐。1855年11月20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他“整天在工作，只有必要时才出家门”。同期另一封信中说，他“整整四个月，闭门不出”。
这中间，有甘苦和辛劳，又忍受着孤独和寂寞，也有过动摇和失望，还有痛苦和眼泪，加上疾患的折磨，个中滋味又有谁能理解呢？儒勒·凡尔纳在他的咫尺小天地里顽强奋斗！
1855年的法国，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国内的高压政治毫无放松的迹象，不仅国内报刊不得讨论政治，而且大学又取缔了哲学和历史学课程讲座，进而所有的大学教授无一例外地都要剃掉胡须，以便“从服饰和风尚方面清除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余毒”。
19世纪中叶，还存在另一法国，一个生机盎然的国度。巴黎不只是拿破仑三世的走卒的首都，也是工业和商贸中心，科学和思想文化京城。19世纪60年代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工业商业突飞猛进的年代。如果说儒勒·凡尔纳1848年晋京时坐马车到图尔转乘火车才抵巴黎，如今火车直达南特。铁路四通八达把法国与欧洲大陆联接在一起。如果说1848年火轮船首航大西洋两岸之间，如今大西洋、印度洋乃到太平洋中已有不少定班航船行驶。轮船把法国与世界联接起来。
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是良性互动关系。科学发展促进了技术和生产水平提高；反之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又为科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手段。19世纪中期以来，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十分活跃。科学发展遵循的规律是，当科学发展较低阶段，科学向分化方向发展，各学科纷纷建立；当各个学科发展处于高峰期，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不断涌现，于是科学又向综合方向发展。所谓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熟的学科交叉之产生的一门全新的学科。19世纪三大发现大多在60年代成熟。焦耳测定了热的当量，为建立能量守恒定律做出了贡献，巴斯德推翻了自然发生学说，建立细胞学科，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动摇天主教的根基。此外，麦克斯韦尔用微分方程计算出电磁波的存在，门捷列夫创立了化学元素周期表，并准确预见尚未发现的化学元素，莱维利叶靠数学计算出冥王星的存在等等。目睹耳闻这些科学成就，使儒勒·凡尔纳觉得，通过科学这个“望远镜”可以预测到未知世界各个侧影。
儒勒·凡尔纳前几年曾热切地向往“平等、博爱、自由”的共和国，但第二共和国的种种行径，尤其路易·拿破仑，使他感到失望；而第二帝国的倒行逆施又令他感到厌恶，把他挤到空徒四壁的咫尺斗室之中。于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真幻想吸引了他。这个时期，他认识一位叫纳德的朋友，他的本名叫费利克斯·杜诺逊，二人过从甚密，成为至交。此人以纳德这个笔名闻名于世，他多才多艺，勇于冒险；他是小说家、素描画家、漫画家、摄影艺术家，他把摄影这门技术提高到艺术高度，堪称法国第一人，同时，他酷爱冒险，是气球飞行先驱之一。他曾拒任过苏伊士运河工程建筑师雷塞布的秘书，而雷塞布是圣西门的热情追随者，纳德亦然。儒勒另一位好友作曲家埃列维也是圣西门的信徒。圣西门通过科学可以建立一个人人能享受平等权利的理想社会，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式的理想社会；欧文于1924年在美国试办共产主义新村；卡贝1847年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移居区即“伊加利亚”公社的试验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第一国际召开。凡此种种，在当时对共和国深感失望、对第二帝国感到愤恨的儒勒·凡尔纳的头脑中引起阵阵波澜。他在政治上更接近那种空想的平等社会。这一点，在他以后作品常有反映。但当时帝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种种行径，使得儒勒·凡尔纳的一些看法比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理想更符合实际。
儒勒·凡尔纳在生活道路的十字路口上，彷徨多年，苦苦摸索，终于在科学上才找到了他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找不到、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也难于找到的人生理想。但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引路人，他心目中的诗圣仍然流亡海外，而那位热情的戏剧导师彻底破产后远走他乡。库柏、阿拉戈、爱伦·坡和霍夫曼，这几位早期的启蒙老师，业已完成了他们历史使命。今后人生路，全靠自己的摸索。
儒勒·凡尔纳长年独处，日久孤寂，加上夜以继日地不间断地学习和写作，又患上忧郁症、失眠病、胃痛、耳朵隐隐作痛。面部神经麻痹又波及到左眼和嘴角，而且常常发烧。何况这个人人自危、世态炎凉、人性冷漠的社会更使他心灰意冷。心中烦闷无处倾诉，病痛无人理睬，渴了无人递杯水，饿了啃口面包。儒勒多年来期盼有个伴侣，此时更加急切。他说：“两个人在一起，贫困无疑更易于忍受。”
儒勒·凡尔纳不必自愧弗如人，世界上男女各半，阴阳总会相遇。爱神虽然姗姗来迟，终于到来。1856年5月8日，鬼使神差，把儒勒·凡尔纳送上巴黎的北行列车，前往庇卡底省的亚眠城。他的好友勒拉尔热要同埃梅·德·维亚纳小姐结婚，约他一起壮行。
庇卡底向以善吃、好吃、贪吃著名，卷野兔肉馅饼又是一种特色食品。而儒勒·凡尔纳这些年来，除回南特省亲能吃到可口饭菜，而在巴黎因为口袋干瘪，糊口亦难，称不上餐餐果腹。一到亚眠，他见到这样的丰盛食物，这样殷勤的招待，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要是我没因消化不良而撑破肚子，可算是幸运……”
在巴黎，儒勒·凡尔纳近八年，除了玛耶·阿巴内斯那位美丽善体贴人的西班牙犹太姑娘，给过他爱抚，给他温柔，更多的时间，面对四壁，形影相吊。而今在亚眠，“……盛宴、亲吻、握手、拥抱、快乐的啜泣，欢愉的眼泪，喜厌的激情，亚眠的馅饼，全肉小香肠……”他像一个长年游荡在荒原上的飘零人，突然闯入一个温馨、暖和的、亲切的人家，被热情的主人的丰盛晚餐陶醉了，再也不想走进那茫茫的荒野中去，备受孤独、风吹雨淋之苦。当儒勒·凡尔纳心满意足、恋恋不舍地回到巴黎以后，在家信中说：“……我爱上了那个26岁的年轻寡妇！她为什么偏偏带着两个孩子？我真没有运气！”
据说，年轻的寡妇，奥诺丽娜·德·维亚纳，像卡罗利娜一样，非常妩媚，婀娜多姿，笑口盈盈，但年轻的寡妇没有令他神魂颠倒的姑娘那么轻佻；她虽没有处女那么矜持，倒也有少妇的秀丽端庄。成熟的女人，像一只熟透了的多汁樱桃，更懂得情爱。
后来发生的事情勿须赘言，无非儒勒·凡尔纳两边做工作，主要说服他的正统保守的老爸皮埃尔·凡尔纳老先生，因为他母亲不须动员就会自动地成为说客。最后，尽管不心甘情愿，老凡尔纳先生还是屈服了。
儒勒·凡尔纳知道，凭他写小说，连他自己一个人也养活不成，那将如何供养一个家庭？聪明的儒勒虽然掉到德·维亚纳家设置的“陷阱”之中，可他又给他的老爸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设了一个“圈套”。其实，如何养家之事，老凡尔纳先生比他的儿子更操心，恐怕在通过什么途径上存在分歧。
大约1856年5月中旬，儒勒·凡尔纳略施一个韬略，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德·维亚纳一家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庭。这个家有一个非常可亲的年轻寡妇……还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年轻人，他是亚眠的证券经纪人，赚钱很多……同时，还是巴黎证券经纪人的掮客，在巴黎一个证券交易所持有10万法郎股份。……他愿意也有可能使我加入巴黎的一个代办所，只需很少的钱。”况且，“我已年近三旬”，在巴黎“既无家庭又无亲人”，“需要改变处境”，“物价上涨，每月生活费尚缺一半”，而且“这种飘零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老凡尔纳先生对于儿子渴望成家之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因为这是一个青年必由之路。但使他伤心的是，儿子年近三旬，仍然朝三暮四。早年，他憧憬大海，后来选择了法律，再后决定当作家，继而搞戏剧，今天又要进证券交易所……他为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
1856年5月29日，儒勒针对父亲的担心，复信中说：“从一方面说，我看出你非常乐意帮助我建立某种地位；但从另一方面说，你把我看成一个轻率的孩子，对某种新观念容易激动，随幻想之风转来转去……”“我压根儿没有泄气不干的意思，更谈不上放弃文学，……再不搞滑稽戏、歌舞剧或其他别的戏。我的雄心壮志，是要搞出一种重要的、需要多年雕琢的……”“20岁追求100个苏就很有意思，但到30岁，就有失尊严了。我需要一种地位……”
老凡尔纳先生，作为南特律师公会会长，最有威望的律师，向以谨慎、严正著称，但在儿子的婚姻和进证券交易所之事，只好让步，并同意垫付。
凡尔纳家和德·维亚纳家交换了礼仪信件，这桩婚事终于于1856年11月22日定下来。
婚礼于1857年1月10日举行，公证仪式在第三区政府，宗教仪式在圣欧仁教堂，婚礼十分简单，人数有限，只有儒勒的双亲和妹妹，德·维亚纳一家，外人只有哈塞和英亚。
婚后，奥诺丽娜的两个女儿寄放在娘家，新婚夫妇在巴黎度蜜月。
儒勒·凡尔纳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地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这几年，因为剧院工作巨细，由他一手操办，一直抱怨没有写作时间，最后他总算获得自由。而今他又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由，作为一家之主，要养家糊口，去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当掮客，难道就不会影响写作么？而他已经向他父亲夸了海口，他能兑现诺言么？我们拭目以待。
从生活上说，儒勒·凡尔纳形影相吊的日子已经结束，有了伴侣。为了这个家，他必须拼命赚钱。老凡尔纳已经慷慨地支援5万法郎，难道他还能指望父亲周济么？他必须当牛做马。也许像儒勒·凡尔纳所说的那样：“两人在一起，贫困无疑更易于忍受。”但愿如此，祝他们幸福！
在创作上，仍须由儒勒·凡尔纳独自孤军奋战。在这个战场，既无人来统帅，也无并肩战斗的战友！他，儒勒·凡尔纳，一共只写过四个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的28岁的小说家，家无隔日粮，囊中无金币的外省青年，他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么？殊难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