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修德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中矣。
“译文”
一个人的耳朵假若能常听些不中听的话，心里经常想些不如意的事，这才是敦品励德的好教训。反之，若每句话都好听，每件事都很称心，那就等于把自己的一生葬送在剧毒之中了。
“解说”
养生重在健心，健心重在培养品德，健全自己的人格。
培养品格，就要求人经历世事，磨炼意志，以精明心神。我们以纷扰复杂的世事作为培养品格的场景，身临其境，从中获得持守品格的经验，因为没有这种经验，就无法应变事物矛盾的侵袭，即使你自信已拥有了人们对你期待的品格，遇到了具体的事情，却有可能就此丧失掉。例如，历史上那些曾经为人民作过贡献的人，却在某一件事情上丧失了品格，其原因就是疏忽了对自己品格的磨炼。人的心性是在不断改变的，每一种因素都影响着人的心理。人们常有这样的体会，“我好像与以前不一样了。”由于缺乏对生活的参照，当突然发觉有不对的地方时，事情变化已有结果了。
听取苦口良言，是获取新信息的有效途径。唐太宗称魏征是他的镜子，就是视魏征为参照体系，以免治国有误。养生者听取别人的劝言，参照他们的经验，既可在养生实践中获得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又可引起警觉，以防范于未萌。
无论是不顺耳的言语，还是不顺心的事，养生者都应该接受并认真地对待，将它作为品格修养过程中的参照体系。
“多乐则意溢”、“乐事生淫意”。身处快乐之情景，人就心生意欲，丧精而疏志。人的本性都欲追求美好的生活，拥有丰厚的财物，以享受生活。生命在受到外界的压力时，就滋生了要解脱这种压力的意念，而美好的生活正是解脱压力的理想场地。但是，一个人真的生活在美好的环境中，他又感到了另外一种压力，即生理欲望的压力。生命总是受着内外环境的压力，养生者怎样去处理好这方面的压力，正是养生之道。面对不顺心之事的压抑，我们受到了激发，保全生命的意念使我们努力地去工作。而身处于美好的境遇中，由于他已经存在着不为物质或不必花心思去办事的心理，那么，他内心的活动就转向了另一种情感。人的欲望潜伏在深层的无意识之中，这种无意识却是向人的显意识传播来自人体生理信息的。显意识借助外界所提供的理由来控制无意识的欲望信息。可是，人处在事事顺心之境，就没有什么理由提供给显意识了，如此一来，内心的欲望就乘此机会而自然显露出来。
“例解”
子玉不听劝 落入敌圈套
为人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这是一个领袖人物的品行之大忌。古今中外，许多领导人就是因为这一性格毛病，贻误了国家，祸殃及自身。公元前632年农历四月三日，楚国令尹子玉率领五国的联合兵马进攻宋国，在与晋文公率领的军队于城濮进行的一次大战中，由于子玉性情暴躁，感情用事，致使楚军一败涂地，子玉本人也自杀身亡。
公元前638年，宋军因泓水之败归附了楚国。可是，公元前634年，宋国又开始背楚亲晋，这一行动引起了楚国的极大不满。第二年冬天，楚成王会合陈、蔡、郑、许四国的军队包围宋都。宋急忙向晋国求救。晋国当时正想联合中原诸侯，抵抗楚国北进，从而自己称霸中原，宋国主动来求救，这正好进一步争取宋国。所以，晋文公便很快地发兵救宋。
公元前633年春，晋军以问罪曹国为名，借道卫国。卫国不予借道。晋文公亲自率大军杀奔卫国，势如破竹。正月初九占领了卫国的五鹿，又派使者与秦、齐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接着又破了曹国，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晋军逼临宋境，企图迫使楚军主动北上作战，以解除宋围，同时，晋文公此举也避免了因援宋而受曹、卫的夹击，从而争取到了有利的作战形势。
此时，楚成王也看到，长期围宋，城坚兵顿，师劳士困；且救曹、卫不及，失掉盟国屏障；晋军逼临，大有晋、秦、齐联合攻楚之势。于是决定收缩兵力，撤除对宋的围困。并告诫前线统帅子玉，切勿与晋军交战。
但是，子玉觉得，这样撤军有损楚国的威望，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他还自负地认为，晋国新兴，实力不如强楚，因此极力要求楚王允许他同晋军作战。楚王也不甘心围宋失败，于是也就答应了子玉的请求，但却只派少数兵力增援子玉。
子玉得到楚王派来的增援，更坚定了与晋军决战的决心。为寻找与晋军交战的借口，子玉派使臣宛春向晋文公提出：若允许曹、卫复国，楚将即行解除宋围。
这时的晋国，由于受到秦、齐等大国的默许和支持，又占据着曹、卫的大片土地，因此也不肯罢兵。但是，又不好回绝楚国提出的让曹、卫复国的条件，于是，晋文公同曹、卫国公“商谈”，私下允许曹、卫复国，但条件是曹、卫必须与楚断交。同时，还扣留了楚使宛春，以此来激怒子玉。
子玉见晋军扣留使者，又挟持曹、卫与楚断交，气得暴跳如雷，怒气难遏。他立即下令撤去对宋国都城的包围，全力追逐晋军。
晋文公见楚军来势凶猛，马上下令退避三舍。这时，宋国也派兵出城，配合晋军作战，秦、齐两国也派来了部队。农历四月初一，晋、宋、秦、齐四国联军在城濮驻扎了下来。
楚军将士见晋军退去，自己已经占了上风，便纷纷要求停止进攻。但此时的子玉已是头脑发热，固执己见。他不顾士兵的疲倦劳累，在晋军后面一直紧追不舍。楚军一直追至城濮，刚刚选择有利地形安营扎寨完毕，子玉就派人向晋军挑战。
晋文公很有礼貌地回复说，楚君的恩惠（晋文公流亡时，曾得到楚成王的礼遇）鄙人不敢忘记，正是为了回报贵国君王的恩惠，所以我们才退避到此？？既然大夫你还不肯谅解我们，那就请整顿好部队，明天战场上相见吧！
四月初二大清早，晋文公就登上废墟，检阅自己的部队。只见晋军士气高昂，700辆战车，装备齐全，排列有序。于是，晋文公命令排开阵势，派胥臣带领下军进攻楚军右翼，狐毛、狐偃带领上军进攻楚军左翼，自己和先轸、却臻率领中军进攻楚军中军。
子玉见晋军打来，立即指挥部队迎战。他亲自率领中军，子西率领右军，子上率领左军，大家一齐杀了出去。子玉满有把握地说：“今天晋军一定会完蛋！”
战斗开始，胥臣所部将虎皮蒙在马背上，冲入敌阵，很快就冲溃了楚军右翼的陈、蔡两国军队。狐毛、狐偃在上军中虚设中军大旗，渐渐后退，栾枝派人用车子拖着树枝奔驰，扬起满天尘土。时适冬末春初，东北风将尘土猛烈地吹向楚军，使楚军睁不开眼睛。子西误以为晋中军退却，即率军奋力冲击。狐毛、狐偃且战且退，子西紧追不舍。突然，子西被晋先轸、却臻统领的中军禁卫军拦腰袭击，二狐迅速回头夹击，子西军大乱。就这样不大功夫，楚军左翼又垮了下来。子玉见左右翼都已崩溃，只有中军尚存，再战下去一定不堪设想，于是急传令撤军，连夜南逃。
晋军随即起而追击，直追到楚军后方屯粮之地，利用楚军粮秣、营舍休兵三日。然后又毁其营舍，于四月初十还师。子玉由于吃了败仗，也觉大失脸面，最后引咎自裁了。
总结城濮之战楚军失败的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子玉的怒气所致。当楚军围困宋都并行将灭宋之时，晋国竟联合秦、齐出兵曹、卫，直逼楚军翼侧，迫使楚兵罢围，这确实损伤了楚之大国的地位。但是，这时楚成王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看到中原形势已发生了不利于楚国的变化，从而采取收缩兵力、暂时避免决战的方针，这是对的。然而，由于前线统帅子玉被晋军作战行动所激怒，骄傲自负，不顾变化了的形势，更没有理解楚成王的意图，执意与晋军决战。楚成王也存在着侥幸心理，当子玉请战时，竟然允许了其所请，但又顾及形势对楚不利，不愿给子玉较多的兵力，这种最高决策的失误，就给城濮之战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由于子玉被晋军所激怒，刚忿用兵。特别是在宛春被扣，曹、卫两国与楚绝交后，子玉更是怒不可遏，急于求战。在晋军避其锐气时，他指挥部队紧追不舍；对晋军为选择有利战机，退避三舍的举动，子玉由于为怒气所迷惑，错误地认为晋军是怯战；在作战中不察对方行动虚实，不识对方的诈谋，更听不进部将的劝告；最后终于跌入晋军的陷阱，以致酿成城濮之败的大过错。
被人们誉为兵圣的孙子曾经这样说：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无义伐高丽 隋朝危四伏
隋炀帝大兴土木，使阶级矛盾激化，隋政权岌岌可危。但炀帝无视这些，反而认为经过自己的一番治理，帝国巩固，政权稳定，隋朝已是“统一寰宇，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富强国家，因而“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大肆扩张，甚至穷兵黩武，发动大规模侵伐高丽的战争。
大业元年三月，刘方奉命率军大战林邑（地处今越南中部的古国），四月攻占其首都，林邑王逃入海。隋军士兵肿足而死者十分之四、五，刘方亦在归途中病死。
这年八月，契丹（游牧于辽河上游的古族）侵扰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市），炀帝命韦云起发突厥（古族名）兵将其击败，获男女四万余人。
大业三年三月，炀帝派朱宽、何蛮等入海访流求（今台湾），次年又派朱宽去抚慰。大业六年正月，又派张镇周等率军万余进驻流求，招抚不从，隋军“蒙犯瘴疬，馁疾死者十八九”。
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北巡，出动“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借以煊耀武力，震慑突厥等少数民族。并命宇文恺等制作了可坐千余人的大帐；“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的观风行殿；“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的行城；后又造了触绳能连发弩箭，敌近能自动报警的行宫“六合板城”。这些，“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出巡几达半年，耗费无计其数。
这年十月，炀帝命吏部侍郎裴矩掌管西域事。时地处西域要冲的吐谷浑经常骚扰，使商路堵塞。第二年七月，裴矩游说铁勒击败吐谷浑，炀帝派安德王杨雄、许公宇文述乘机追杀，斩三千余人，俘王公以下二百人，男女百姓四千人。大业五年，炀帝亲率大军再征。隋军撤退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二省交界处扁都口隘道）时，兵卒冻死过半，马驴冻死十分之八、九。
炀帝对周边的经营，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派人去台湾，密切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开通西域商路，加强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然而，由于炀帝好大喜功，兴师动众，也给人民带来巨大的负担。如他为了保护西域商路，经常屯戍转输，弄得西京诸县和西北诸郡人民家破人亡，“百姓失业，西方先困”。
隋炀帝被一系列成功冲昏了头脑，更加歇斯底里，又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侵伐高丽的战争。
高丽是邻近隋朝东北的强国，隋朝统一全国后，其国王高汤“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开皇十八年（598年）又兵侵辽西，文帝下诏征伐，但无功而还，高丽遂扩张至辽河，并曾侵扰营州，炀帝狂傲暴烈，又以天朝大国自居，如何容得下高丽的扩张。大业三年，炀帝北巡，在突厥启民可汗帐中见到高丽使者，便威胁他回国告知国王高元：要诚心归顺朝贡，不然，将率领大军巡行高丽。高元不理，炀帝遂发动了战争。
高丽地远路遥，炀帝作了长时间的战争准备。第二年，命开通永济渠，漕运直达涿州，以运送军需物资；又命大造军械兵器。第三年，在涿郡建临朔宫，作为亲临指挥的行宫。“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第五年，又在全国各地征调部队和民夫。
战争尚未开始，军民已被弄得疲惫不堪。元弘嗣督造战舰极为严酷，诸州役丁“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民夫往涿郡运送军需，往还于道路者数十万，“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往泸河、怀远二镇运米的牛车都不能返回，民夫大半死亡。六十多万鹿车夫，二人运米三石，仅够二人途中充饥，无米可交，只好逃亡。炀帝又“扫地为兵”，农民大都被征为兵士。致使广大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百姓穷困，财力俱竭”，“相聚为群盗”。炀帝征兵严急，“四远奔赴如流”，举国仓惶应命。大业七年秋，“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炀帝不但不抚恤，反而征役更急，人民忍无可忍，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在章丘县界长白山举兵起义，随后，起义军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隋炀帝不顾人民的反抗，仍然一意孤行，坚持发动了战争。
大业八年正月，年关刚过，炀帝便下诏，要各路大军“总集平壤”。出军这天，炀帝在蓟城北郊祭祀马祖，亲授节度，然后号角齐鸣，第一军高举战旗向东北进发。此后每日发一军，每军相距四十里，连营渐进，经过四十天，二十四路大军才从涿郡出发完毕，首尾相距九百六十里。炀帝亲率的内、外、前、后、左、右六军随后出发，又绵延八十里。同时，水军由来护儿统领从东莱出发，浮海前进，舳舻相接数百里。出兵共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再加上成倍的转运军饷的民夫，总共达四百万人以上。大军鼓角相闻，旌旗蔽空，军容之盛，前所未有。
刚愎自用的炀帝不信任诸将，于东下前告诫诸将：“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勿得专擅。”因而使诸将失去了许多战机。大军进到辽水，经过一番苦战，才得以过河，包围了辽东城。这时炀帝又约束诸将说：“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辽东城将被攻破，高丽军便声言投降，隋军驰报炀帝，等接旨回来，城内又作好了守城准备，这样反复了好多次，炀帝仍然不省悟，反而责备诸将不尽力，扬言要杀他们。但各城仍然久攻不下。这时，水军进到离平壤只有六十里的地方，并大败高丽军。来护儿骄傲起来，轻率地带领四万大军进攻平壤，被高丽伏兵击败，他仅率士卒数千人逃到船上，不敢久留，仓惶撤退。宇文述、于仲文率陆军三十万五千人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渡过鸭绿江，向平壤推进。可是，兵士要自带武器粮食，每人负重三石以上，无奈只好弃粮而行。宇文述下令“遗弃米粟者斩”，军士便偷偷地挖坑埋掉，因而大军行到中路，粮食就快吃光了。再加上高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高丽人民四面抄袭，隋军饥困交加。隋军进到离平壤只有三十里的地方，乙支文德遣使诈降，宇文述见士气低落，不可复战，便下令退军，高丽军乘机追击。七月的一天，隋军撤到萨水，半渡时遭高丽军痛击，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诸军溃逃，一天一夜急奔四百五十里，只有二千七百人逃过了鸭绿江，资储器械“失亡荡尽”，战争最后失败，炀帝只好撤军。
然而，隋炀帝并未接受教训。他把责任全部推到诸将身上，受降使者刘士龙被杀，于仲文被囚致死，宇文述被削职为民。返回东都后，又随即筹划了再征高丽。
大业九年正月，炀帝下诏征天下兵马集结于涿郡，并召募骁勇卫士。二月，恢复宇文述等人官职，集朝臣共议再征高丽。三月，炀帝从东都出发，四月到辽东，命宇文述、杨义臣率大军进趋平壤。水军则仍由来护儿统领，稍后出发。
水军尚未出发，隋朝内部却大动干戈，不仅起义烽火遍地燃烧，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四分五裂。杨素的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乘炀帝远在辽东之机，从黎阳起兵围攻东都。这时，炀帝正率军即将攻破辽东城，听到杨玄感起兵的消息，吓得他手忙脚乱，连夜密令诸将回救洛阳。开始，高丽军不敢追击，后发现隋军是狼狈撤退，便在辽水袭击其数万后军，杀死数千人。再征高丽又以失败告终。
镇压杨玄感后，炀帝仍抱“拔海移山”之志，于第二年二月集百官再议征伐高丽。这时，隋朝危机四伏，百官知不可再战，但迫于炀帝淫威，数日无敢谏止者。炀帝遂下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三月，炀帝到涿郡，七月到怀远镇。由于士兵厌战，进军路上纷纷逃亡，炀帝杀掉一些逃跑士兵以衅鼓（以血涂鼓），仍不能禁止。所征士兵也大都不按时到达。七月，来护儿率水军在毕奢城击败高丽军，将逼平壤，高丽王高元见国内困弊，很恐惧，急忙遣使求降。炀帝遂借梯下台，下令班师。回朝后召高元入朝，又被拒绝，炀帝大怒，即“敕将帅严装，更图后举”，但因国内已无法收拾，“竟不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