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儒注疏】“必有事焉而勿正”，赵氏、程子以七字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读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于颛臾”之“有事”。“正”，预期也。《春秋传》曰“战不正胜”，是也。如作“正心”义亦同。此与《大学》之所谓“正心”者，语意自不同也。此言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其或未充，则但当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为以助其长，乃集义养气之节度也。“闵”，忧也。“揠”，拔也。“茫茫”，无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长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为者也。然不耘则失养而已，揠则反以害之，无是二者，则气得其养而无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义而欲强制其心，则必不能免于正助之病。其于所谓“浩然”者，盖不惟不善养，而又反害之矣。
【理学讲评】事，是用功。正，是预期其效。助长，是作为以助气之长。闵，是忧。揠，是拔。芒芒，是昏昧无知的模样。病，是疲倦。孟子说：“气由集义而生，非由义袭而取。则欲气之充者，其用功当何如？必须从事于集义，孜孜汲汲，专一在义上做工夫，庶几功深力到，自然充足。切不可预先期必，一面用功，一面便欲取效，使进修之志，或杂于谋利之私也。如或未充，亦是集义之功未至。但当勿忘其所有事，心心念念，到底在义上做工夫，庶几优游餍饫，自然生长。切不可躁进欲速，作为以助其长，使正大之体，反害于矫揉之力也。夫有事勿忘，则气得所养。勿正而勿助长，则气又无所害。集义养气之节度如此。善学者当循此而行，慎无若宋人的模样乃可耳，盖宋人有忧其苗之不长而拔起其根，使之骤长者。却乃芒芒然归，对家人说，今日我疲倦矣；苗之不长者，我助之长矣。其子信以为然，趋向田间视之，则见苗已枯槁矣。是宋人自谓助苗以长，而为苗害也。今天下之养气者，类先有个期必的心，都去做助长的工夫，其不若宋人之助苗长者少矣。不知助之为害，有甚于忘。彼以气为无益而舍之不养者，就如不耘苗的一般，虽无所益，未甚为害。惟是助气之长，正如揠苗的一般，非惟无益于气，又从而害之矣。盖其忽然而长，既勇猛粗暴，而不能以自制；忽然而馁，则又消沮退怯，而不复能以有为，其害可胜言哉？此可见义可集而不可袭，气可养而不可助。”孟子一生学问，皆从集义中来，其源固出于曾子之大勇；而告子强制其心，正蹈宋人之害者也。养气者其慎辨之。
【元典】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译文】（公孙丑问：）“什么叫能识别各种言论？”（孟子说：）“偏颇的言论，知道它不全面的地方；过激的言论，知道它陷入错误的地方；邪曲的言论，知道它背离正道的地方；躲闪的言论，知道它理屈辞穷的地方。（这些言论）从心里产生出来，会危害政治；从政治上表现出来，会危害各种事业。如果有圣人再次出现，一定会赞成我所说的。”
【诸儒注疏】此公孙丑复问，而孟子答之也，“诐”，偏陂也。“淫”，放荡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离”，叛去也。“穷”，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则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于心。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苟为不然，则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于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于道，而无疑于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于言而不肯求之于心，至为“义”外之说，则自不免于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无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犹未免杂于堂下众人之中，则不能辨决矣。”
【理学讲评】谀，是偏曲。淫，是放荡。邪，是邪僻。遁，是逃躲。这四件都是言语之病。蔽，是遮隔。陷，是沉溺。离，是叛去。穷，是困屈。这四件都是人心之病。公孙丑问说：“夫子之不动心，由于知言养气，养气之说，既闻命矣，如何谓之知言？”孟子答说：“人之言语，皆本于心，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若是任其偏曲之见，说着一边，遗了一边的，叫做波辞。必其心中见理不透，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我则因其淫辞，而知其心之所蔽焉。又有高谈阔论，放荡而无所归宿的，叫做淫辞。此其心中蔽锢已深，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我则因其淫辞，而知其心之所陷焉。又有好为异说，新奇诡怪，与正论相背的，叫做邪辞。此必其心中惑于他歧，与正理判然离异故也。我则因其邪辞，而知其心之所离焉。又有说得不当，却支吾躲避，屡变以求胜的，叫做遁辞。此必其心屈于正理，自觉其穷极而难通故也。我则因其遁辞，而知其心之所穷焉。这四者之病，不但有害于人心而已；既生于其心，则施之礼乐刑政，俱失其中，而有害于政。既发于其政，则凡一举一动，皆不当理，而有害于事。其机相因，断断乎决然而不可易；虽圣人复起，他见得道理分明，不过如此，我知其必从吾言矣。夫既知其发言之所自，而又知其贻害之无穷，吾所谓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则是冥然罔觉而已，何足以语此哉？此我不动心，所以异于告子也。”此可言出心，其发于是非邪正之端甚微，而关于理乱安危之机甚大。古之圣王，惟虚心以观理，据理以察言，是以权度不差而聪明不眩也。然则知言之学，图治者岂可忽哉？
【元典】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
【译文】（公孙丑说：）“宰我、子贡擅长言谈辞令，冉牛、闵子、颜渊擅长阐述德行。孔子兼有这两方面的特长，（却还）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老师既然说擅长识别言论，）那么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吧？”孟子说：“唉呀！这是什么话！”
【诸儒注疏】此一节，林氏以为皆公孙丑之问，是也。“说辞”，言语也。“德行”，得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亲切而有味也。公孙丑言数子各有所长，而孔子兼之，然犹自谓不能于辞命。今孟子乃自谓我能知言，又善养气，则是兼言语、德行而有之，然则岂不既圣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谓不能于辞命者，欲使学者务本而已。”
【理学讲评】说辞、辞命，都是言语。夫子，指孟子说。恶，是惊叹辞。公孙丑闻孟子知言养气之言，乃疑而问说：“当初孔门弟子，如宰我、子贡这两人说的言语，皆能合道理，当事情，而善为说辞。如冉牛、闵子、颜渊这三人素有德行，故说着身心上的道理，便亲切有味，而善言德行，数子各有所长如此。然在宰我、子贡兼不得德行；在冉牛、闵子、颜渊兼不得说辞；惟孔子则言语德行都兼有之。然犹不敢自任，尝说我于辞命之事，则不能也。今夫子既说我能知言，便是长于言语，又说我善养气，便是长于德行，以众贤所不能兼，而夫子兼之，以圣人所不敢任，而夫子任之，然则夫子岂不既圣矣乎？”孟子不敢当公孙丑之言，乃惊叹说：“圣人岂是容易说的，子不察我之言，便轻以圣人许之，是何言也？”盖孟子知言养气，虽得之圣学，而亦不敢自比圣人如此。
【元典】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译文】从前子贡问孔子道：‘老师是圣人了吧？’孔子说：‘圣人，我不能做到，我只是学习不觉满足，教人不知疲倦。’子贡说：‘学习不觉满足，这样就有智慧；教人不知疲倦，这是实践仁德。既有仁德又有智慧，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圣人，孔子尚且不敢自居--（你说我是圣人了，）这是什么话呀？
【诸儒注疏】“昔者”以下，孟子不敢当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贡问答之辞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学不厌”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理学讲评】孟子因公孙丑尊己为圣，既责其失言，又引子贡之言以晓之说：“圣人之名，莫说我不敢当，就是孔子也不敢以自任。昔子贡问于孔子说：‘夫子道高德厚，天下莫及，其殆圣人矣乎？’孔子答说：‘圣者大而化之之称，岂易得到，此非我所能也。我所能者，只是将圣人之道，学习于已，汲汲敏求，而不敢有厌敦之意。将圣人之道，教诲他人，循循善诱，而不敢有倦怠之心。此则我之所能而已，岂可谓之圣乎？’然孔子虽不自任，而实有难掩者。子贡乃赞美之说，常人为学，始初或能奋励，久则厌心生矣。夫子学而不厌，正是聪明天纵，深知义理之无穷，故能深造而不已，乃夫子之智也。常人设教，始初多能启发，久则倦心生矣。夫子诲人不倦，正是仁心自然，不见物我之有间，故能曲成而不遗，乃夫子之仁也。既仁且智，则是体用兼备，道大德宏，既已优入圣人之域矣，虽欲辞其名，岂可得乎？子贡之言如此。可见圣人之名，虽实有圣德如孔子者，尚不敢居，况我之学，远不及于孔子，而子轻拟以为圣，是何言也？”大抵古之圣人，皆有望道未见之心，虽圣而不自以为圣；惟不自圣，此所以益成其圣也。学圣人者，诚不可有自足之心矣。
【元典】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
【译文】（公孙丑说：）“以前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子夏、子游、子张都有圣人的一部分特点，冉牛、闵子、颜渊具备了圣人所有的特点，只是还嫌微浅。请问您处于哪种情况？”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问题。”
【诸儒注疏】此一节，林氏亦以为皆公孙丑之问，是也。“一体”，犹一肢也。“具体而微”谓，有其全体，但未广大耳。“安”，处也。公孙丑复问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则于此数子欲何所处也。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数子所至者自处也。
【理学讲评】一体，是一肢。具体，是具有全体。微，是不广大的意思。安，是处。公孙丑见孟子不敢以圣自居，又问说：“昔者丑尝窃有所闻，孔门弟子个个都学圣人，但其学力不同，所得亦异。如子夏、子游得圣人的文学，子张得圣人的威仪，都有圣人之一体。如冉牛、闵子、颜渊则气质不偏，义理完具，已得圣人的全体了，但局于形迹，尚未广大，不若圣人大而化之，无限量之可言耳。今夫子既不敢比孔子，不知于这数子，欲何所处乎？”孟子答说：“立志要大，取法要高，这数子虽贤，且都置之而勿言，此非我之所欲处也。”夫以颜、闵之徒，犹非其所安，则孟子虽不敢当圣，而愿学圣人之意，固有在矣。
【元典】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译文】公孙丑问：“伯夷、伊尹怎么样？”孟子说：“处世的方法不同。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天下安定就入朝做官，天下动乱就辞官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方法。可以侍奉不好的君主，可以使唤不好的百姓，天下安定去做官，天下动乱也去做官，这是伊尹的处世方法。该做官就做官，该辞官就辞官，该任职长一些就任职长一些，该赶快辞职就赶快辞职，这是孔子的处世方法。（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还做不到他们这样；至于我所希望的，那就是学习孔子。”
【诸儒注疏】伯夷，孤竹君之长子。兄弟逊国，避纣隐居，闻文王之德而归之。及武王伐纣，去而饿死。伊尹，有莘之处士。汤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复归于汤。如是者五，乃相汤而伐桀也。三圣人事，详见此篇之末，及《万章下》篇。
【理学讲评】公孙丑又问说：“夫子之学，既不欲以孔门诸子自处矣，进而求之，若伯夷、伊尹，都是有道德的人，夫子以之自处何如？”孟子答说：“伯夷、伊尹之道，与我不同，试以其出处之大节言之。如上则择君而事之，非可事之君则不事；下则择民而使之，非可使之民则不使。世治便进而仕，世乱则退而隐，超然独立，有高世绝俗之行，此伯夷之道也。如以为得君则事，那一个事的不是我君；得民则使，那一个使的不是我民；世治也进而仕，世乱也进而仕，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为心，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处不系于一偏，行藏惟于所遇，时可以仕，即仕而用世；时可以止，即止而洁身；时可以久留，即久留而不以为迟迟；时可以速去，即速去而不以为悻悻；恽然无迹，无意必固我之私，此则孔子之道也。这三人之所造，皆不思不勉，从容中道，都是前古的圣人，我岂能全体而遂行之哉？但我之心，只愿学孔子。盖伯夷虽圣之清，然偏于清，则不免于窄狭。伊尹虽圣之任，然偏于任，则不免于迁就。惟孔子员神不滞，变化无方；未尝不清，而不泥于清；未尝不任，而不倚于任；乃万世道德之宗，我之所愿学者也。伯夷、伊尹，道既不同，岂吾之所愿学者哉？”夫孟子虽不迳以圣人自居，而尤必以学孔子为愿，可见趋向贵正，立志贵高。为学者当以仲尼为师，图治者尤当以尧舜为法也。
【元典】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其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译文】（公孙丑问：）“伯夷、伊尹相对于孔子来说，是同等的吗？”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公孙丑问：“那么他们有共同之处吗？”孟子说：“有。如果能有方圆百里的一块地方而由他们做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如果要他们干一件不义的事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让他们得到天下，他们都是不愿去干的。这些是共同的。”
【诸儒注疏】“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主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心之正也。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根本节目之大者，惟在于此。于此不同，则亦不足以为圣人矣。
【理学讲评】班，是齐等。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伯夷、伊尹于孔子，既皆古之圣人，则其人品，果是齐等而无高下否乎？”孟子答说：“伯夷、伊尹，岂可比于孔子。盖凡行造其极，皆谓之圣，而分量大小不同。若孔子之道德事功，就是从古到今，许多圣人，都未有如此之盛者，非伯夷、伊尹所得而班也。”公孙丑又问说：“孔子虽称独盛，然与夷、尹皆谓之圣人，不知也有同处否？”孟子说：“也有同处。盖谓之圣人，则其根本节目之大，自异于人。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临之，这三圣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安民之略，能朝服诸侯，而一统天下。盖其德既盛，则天与人归，自能得众而得国也。然虽有君天下之德，而初无利天下之心，若使他行一不义之事，杀一无罪之人，而可以得天下，这三圣人必不肯为。盖其心既正，则内重外轻，必不苟取而贪得也。此则根本节目之大，三圣人无有弗同者。于此不同，则乌在其为圣人哉。”然观孟子以辅世长民自任，以仁义劝时君而岩岩气象，虽万钟千驷不可夺，非其所造几于圣人，安能言之亲切如此？
【元典】
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
【译文】公孙丑说：“请问孔子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孔子，即使有所夸大，也不至于阿谀吹捧他们所敬爱的人。”
【诸儒注疏】“污”，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誉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