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言与穷理自别。“知”字是现成字，“穷”字是工夫字。穷理则为知性者人德之门，知言乃知性后全体大用之发。循本以知末与即末，以求本，迹同而实大异。程子斥人读史为“玩物丧志”，及自看史，一字不遗，其所以用心者不同，本末逆顺而已。
所谓“天地之间”者，只是有人物底去处。上而碧落，下而黄泉，原不在君子分内。圣贤下语，尽大说，也有着落，不似异端，便说向那高深无极，广大无边去。“间”字古与“闲空”“闲”字通。天地之化相入，而其际至密无分段，那得有闲空处来？只是有人物的去处，则天及之化已属于人物，便不尽由天地，故曰“间”。所谓“塞乎天地之间”也，只是尽天下之人，尽天下之物，尽天下之事，要担当便与担当，要宰制便与宰制，险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简，无有畏难而葸怯者。但以此在未尝有所作为处说，故且云“塞乎天地之间”。天地之间，皆理之所至也。理之所至，此气无不可至。言乎其体而无理不可胜者，言乎其用而无事不可任矣。
集注云“充塞无间”间者，隙漏之谓，言无一理一事之不周也。新安云“无有间断之者”， 有句无义。
天下固有之理谓之道，吾心所以宰制乎天下者谓之义。道自在天地之间，人且合将去，义则正所以合者也。均自人而言之，则现成之理，因事物而着于心者道也；事之至前，其道隐而不可见，乃以吾心之制，裁度以求道之中者义也。故道者，所以正吾志者也。志于道而以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盖志，初终一揆者也，处乎静以待物。道有一成之则而统乎大，故志可与之相守。若以义持志，则事易而义徙。守一曲之宜，将有为匹夫匹妇之谅者，而其所遗之义多矣。
义，曰生者也。日生，则一事之义，止了一事之用；必须积集，而后所行之无非义。气亦日生者也，一段气止担当得一事，无以继之则又馁。集义以养之，则义曰充，而气因以无衰王之间隙，然后成其浩然者以无往而不浩然也。
小注“父当慈、子当孝”云云，只是道，不是义；又云“道义是公共无形影的物事”，尤谬。义亦云公共，则义外矣。此门人记录失实，必非朱子之语。朱子固曰“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义则吾心之能断制者”，何等分明！
大要须知：道是志上事，义是气上事。告子贵心而贱气，故内仁而外义；孟子尊气以尽心，故集义以扩充其志之所持。于此辨得分明，更无混乱矣。
此“义”字，大段在生死、行藏、进退、取舍上说，孟子以羞恶之心言义是也。孔子说义处较不同，如云“行义以达其道”，则小注所云“父当慈，子当孝，君当仁，臣当敬”者是。亦止是此一理，孔子见得大，孟子说得精，故程子以孟子言义为有功于孔子。
孟子唯在羞恶之心上见义，故云“义内”。呼蹴之食，至死不屑，岂在外哉？唯此羞恶之心，人皆有而各自有，彼此不能相袭，袭如“袭裘”之袭，表蒙里也，犹今俗言“套”。集注引齐侯袭莒，非是。故宋、薛不受则为不恭，受齐之馈则为货取；有伊尹之志则忠，无伊尹之志则篡：唯不可袭，袭而取之必馁也。
亦为此羞恶之心，最与气相为体用，彼君臣父子之义，但与理合，不资气用。气柔者，大抵羞恶之心失也。故云“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只以保全此羞恶之心，内之无微而不谨，外之无大之可摇，则至大至刚之气自无所惴矣。
小注中一段，说“是集义所生”一段，甚为明快，集注却未能如彼清楚。“是”字与“非”字相呼应，盖以自白其如此而非如彼也。譬之南人知稻田而不知麦陇，乃告之曰“此麦也，是高田秋种而夏获者，非水田夏植而秋获者”也。此两句文字，直承上“其为气也”四字，一气赶下，不可以集注分节而割裂之。天下必无有低田潴水、夏种秋获之麦，犹之乎必无有以义袭而取之之浩然之气。麦陇之水一未分泻，种之稍后于秋，则麦不登矣，况水田而夏种之乎？行一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况可云以义袭而取之哉！
“取之”“之”字，指浩然之气说，非泛言气也。义惟在吾心之内，气亦在吾身之内，故义与气互相为配。气配义，义即生气。若云义在外，则义既在外，其可云气亦在外乎？义在吾身心之外，而气固在吾身之内，乃引义人以求益其气，则气有虚而义乘其虚以袭之，因挟取此气以为义用矣。
如实求之，吾身之气，岂身外之物可袭而可取者哉！其有谓义袭而取气者，则告子之说是已。告子以吾心本无义，但有此昭昭灵灵之体，堪为主而不为万物所摇，则心既恒宁，而气亦顺适，泊然无争而天下莫之能胜。今无故外求一义，闯入吾心之内，使吾气不得以宁，而挟与俱往，以与物争胜于是非得失之林，则吾之气不得以顺安其居，与心相守，而受夺于义，以纷纭而斗构。故我唯不得于心，抑唯务安其心，而不外求义以袭取夫气而妄用之，则心不动而气亦不伤。
此告子之邪说固然。而孟子曰：我之养此浩然之气者，非义在外，使之人袭吾气而取之也，乃义在内而集之，则气之浩然者以生也。明其是，白其非，而告子之诬其所不知，以妄讥吾养气之非，其失自见矣。盖告子不能测孟子之所得，故妄讥孟子以外求义而袭取夫气。
实则孟子既已不然，而天下亦必无外求义以袭而取气之人。且外之与内，不相为配，则不相为取。既云义外，则义固无为者矣。无为者安能致其袭取之事哉？
乃告子之致疑于袭取者，由其不知有义，而以天下之是非得失为义，则且曰大道既隐，人心之纯白者既失而后有此也。是其徒以当世无实之是非为义，而于其心羞恶之见端者昏不自知久矣。夫告子而岂无羞恶之心哉？乃由其蔽陷之深，则虽有所羞恶而反自诬其固有之、良，以为客感之所生。固将曰呼马应马，呼牛应牛，而又何羞？食豕无异于食人，盗跖不殊于伯夷，而又何恶？是如己有目，不知其可以视，乃以谓白黑之班然者足障吾明，而欲弃之！
告子盖自有义而不自知，因不自知而义以丧。非然，则义本在内，与气相配而生其浩然，而何以云义外哉？由其不识义，是故外义；如子久逃，不识其父，故以父为外人。由其不识义而外义，故以养气者为义袭取气。则亦犹夫不识麦者之谓麦为水田夏种之苗，遂谓种麦者必潴水以防夏旱，我所耕之田，皆平原爽垲，本无水之可潴，不当种麦也。
以不种麦故，虽旱而无可槁之麦，乃曰赖我之不种以免于槁。孟子所谓“不芸苗”者，正此谓也。故于此而深辨之，以自明其长答“恶乎长”之问。集注“事皆合义”，“一事偶合”云云，俱未得立言之旨。
说“必有事勿忘”处易，说“勿正、无助长”处，不知养浩然之气当何如用功，则人鬼窠臼去。黄四如说“如炼丹，有文武火，惟慢火常在炉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真鬼语也！孟子说养气，元不曾说调息遣魔，又不曾说降伏者气，教他纯纯善善，不与人争闹，露圭角。乃以当大任而无恐惧者，其功只在集义；集义之事，壹整日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何怕猛火炽然。
塞乎天地，须穷时索与他穷，须困时索与他困，乃至须死时亦索与他死，方得培壅此羞恶之心，与气配而成其浩然，此火之有武而无文者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则得天下而不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则一介不取，一介不与；恰紧通梢，箪食豆羹与万钟之粟，无不从羞恶之心上打过，乃以长养此气而成其浩然，则又火之有武而无文者也。今云“火猛则丹走”，其将一半拿住，一半放松，遇肉三片，遇酒三杯，且教浑俗和光而可乎哉？
黄四如者岂以为然，特其茫然不知何者为“养气”，何者为“勿正、无助长”，黑撞着便与他比方两句。恰得此村道士口头内丹语，随便胡铳出来，故曰“鬼语”也。
此“勿正、无助长”，是明白分晓，有可指证语，与前义袭取气，为有其言而必无其事者不同。孟子固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须于此看出天下之人是如何助长。
盖尽人之情，自非奴隶佣保之不堪者，与夫巨奸极险之夫，以阴柔而济其恶，则虽无志可持之人，亦未尝不以其气而求胜于物；而当其求胜之时，则皆有不惧之心。若此者何也？气之至大至刚者，人所共有而与性俱生者也。乃又唯暴戾凶很之人，则不论曲直而概施其血气之勇。若其较为自好之士者，固且以义自居，而折人之不义矣。乃方其以义自居，则亦用其羞恶之心以为制，不可谓“不芸苗”矣。而所守之义，不过刻苦以自树立于一日，遂恃此以为可以折人之具而无所惴，以任其非所任而敌。其非所敌此宋人所谓“今日病矣”，亦未可谓为之不力也。而所任非所堪，所敌非所胜，根本不固而枝叶徒繁，则果有千驷万钟以诱之，得生失死以胁之，而义力未厚，气焰徒浮，将有摧挠屈折，一挫而不能更振者矣。此助长者之无益而反害乎气也。
抑或见义思为，而无久大之志，立一近小之规，以为吾之所能乎义如此，而苟善是，是亦足以求伸于天下矣。如戴盈之所谓“请损之”者，则其义易成，而其气亦易振，以刻期而见巧。此所谓“正”也。
未欲去二者之病，则亦唯一倍精严，规恢广大，于其羞恶之本心，扩而充之，如火始然，愈昌愈炽，更无回互，更无贬损，方得无任不胜，无难可畏，而以成其气盛大流行之用。若畏火之太猛，从而缓之，又从而伏之，一日暴而十日寒，亦终身于首鼠之域而已矣。斯唯异端之欲抑其气为婴儿者则然。故曰“为善无近名，文火带武。为恶无近刑武火带文”，以遁于“知雄”常在炉中三十年。“守雌”伏火。之诡道。其绪余以为养生，则于取与翕辟之际，不即不离，而偷其视息。若圣贤之学：无论经、大经立大本、云行雨施、直内方外者，壁立万仞；即其祈天永命以保其生者，亦“所其无逸”，而忧勤惕厉，以绝伐性戕生之害。又奚火之必伏而文武兼用者乎？
在四如本不知而妄言，窃鬼语以欺人，亦非果有得于异端之教。乃读者不察，或反屈诬孟子以证彼内养之邪说，则其害大矣。若此类，愚读大全而深有惧焉者也。
“勿助长”原不与告子对治，集注语自未审。告子只是不芸苗，以气为无益而舍之，故“勿求于气”。由他错认苗为稂莠，谓其不可以充食，故遂不芸。且不芸矣，又何助长之有？前段“告子未尝知义”二句，已辨尽告子之短。“必有事焉”四句，孟子自言其集义、养气之功，不复与告子相比拟。前段集注“行一事偶合于义”云云，正好在此处作注。
集义、养气，却不是拼一日之病，须终岁勤动，方得有力田之秋。若如齐桓之定王世子，晋文之伐原示信，陈仲子之与之齐国而不受，以一日之劳表一日之义，遂鼓其气以陵天下，而不顾本根之拔，此则助长者也。告子却不吃者茶饭，方且疑孟子之为助长，而彼岂其然？
诸儒之失，在错看一“养”字，将作驯服调御说，故其下流遂有如黄四如伏火之诞者。孟子之所谓养，乃长养之谓也。直到北宫黝恁般猛烈，亦谓之养，岂驯服调御之谓乎？孟子于此，看得吾身之有心有气，无非天理。故后篇言养心，而曰“无物不长”，直教他萌蘖发达，依旧得牛山之木参天。此言养气，只是以义生发此不馁不惴之气，盛大流行，塞乎天地之间而无所屈。
异端则不然。将此心作猕猴相似，唯恐其拘桎之不密；而于气也，则尤以为害苗之草，摧残之而唯恐其不消。庄子木鸡，沩山水牯，皆此而已。古人即在闻和鸾、听佩玉时，亦不作此蚰蜒倒缩气象。森森栗栗中，正有“雷雨之动满盈”在内，故曰“立于礼”。“立”字中，便有泰山岩岩意。
后人不察，夹杂佛老，遂有静养气之说，极为害事。圣贤静而存养，乃存养此仁义之心于静中，虽静不息。岂撞机息牙，暴害其气而使不能动，如三日新妇，婉娩作闺态邪？
“愿学孔子”一段，自“宰我、子贡善为说辞”起。孟子但从大架步说，却未显出示人，集注、语录亦未为发明。双峰谓“孟子章句长，须看教前后血脉贯通”。如此“愿学孔子”一语，乃通章要领，若于前后贯通有碍，则不但文义双踬，而圣学吃紧处亦终湮晦，令学者无人手处。
夫愿学孔子，则必有以学之矣。孟子曰“可以仕则仕云云，孔子也”。然则将于此而学之邪？乃此四者则何易学也？仕、止、久、速之可者，初无定可，而孔子之“则仕”、“则止”、“则久”、“则速”也，自其义精仁熟，由诚达几，由几入神之妙。倘无其圣功，而徒仿佛其化，则亦王莽之学周公矣。夫化由德显，德自学成。孔子曰“下学而上达”，达者自然顺序之通也。达不可学，而学乃以达，孔子且然，而况学孔子者乎？
既明夫非于仕、止、久、速而学之，则将日知言、养气，其学孔子者也。此固然矣。然其云养气者，集义是也。夫集义而气以不馁，则至大至刚，无所贬挠，而两间之事，皆足以任之，孔子固然。而伯夷、伊尹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君百里之地，而足以有天下”，其气之配道义以终无馁者，夫岂有让哉？而孟子又何以略二子而独学孔子也？故养气者，圣功也，抑圣者之所同也，非孔子之所以异也。
今但从末一段文字原委看来，跌入子贡问圣一段孔子自言处，则孟子之所以学孔子者，固可考矣。公孙丑“夫子既圣”一问，先以“辞命未能”发端，则其疑孟子之圣也，固在圣人复起之所不易。而子贡信夫子之圣也，以学不厌而教不倦为仁知之大用。即此观之，则可直词以决之曰：养气者，夷、尹、孔子之所同也；知言者孔子之所以异也；学孔子者，知言而以养其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