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化生万物，人与禽兽并生焉。皆二气五行之所妙合而成形者也。乃在禽兽则以资生人之用，而在人则可以参天地而成位乎中，逮其顽灵之既判，则相去悬绝矣。乃其所以异者，岂甚相远哉？几乎希矣。禽兽之或趋而或避者欲也，人亦非能无欲也；禽兽之时喜而时怒者情也，人亦非能无情也；人之遇事物而辨者知也，禽兽亦未尝无知也；人之具才方以为者能也，禽兽亦未尝无能也；未有异也。其所以异者：于情动欲开之际，而心有安不安之殊；可知可能之时，有善不善之别。故一念之发，以至于念念之相承，其情欲之生，推之广远而得之从容，非是则抑之焉，则人也；不然，则汲汲以求胜，而禽兽矣。其知能之致，酌之必宜而持之不失，未至则勉之焉，则人也；不然，则贸贸以冥行，而禽兽矣。若是乎终其身之与禽兽相邻，亦危矣哉！故得天之秀而最灵者为君子，则时凛其近于禽兽之戒，而于其所以异者存之于心，而人道以立。若其貌人之形而为庶民者，则任其情欲而无节，听其知能之明昧得失而不恒，其所以异者荡然无闲而去之矣。
“夫庶民繁生，而君子不数见，则使庶民虽去而终不迷人于禽兽者，君子之存之，为治为教，有以立生人之大防，而使之犹存也。故予今日者，俯念此身之大，而吾性之微、吾情之危，以上推于古之君子而各见其心焉。陶唐以上邈矣，承危微精一之训，以开万世之道统者，则请自舜始。
“舜之存之也何如哉？舜知夫物与物并生，而此物不能明彼物，且并不能自明也，而人则汇万物而达其情理，故于庶物之宜，以上哲之聪而必勤问察。凡庶物之长育裁成，皆悉其攸当，以成万事。物与物为伦，而乍然而合其伦，且乍然而判其伦也；而人则相与为伦而有其爱敬，故于人伦之叙，以忠孝之至而尤竭其心思，凡人伦之贞常达变，皆审其所安，以定大经。则其知也，果尽乎人之知也。由是而行焉，本其心之无欲以溥其慈爱者，仁也，异于禽兽啕啕之爱也；本其心之忘利以制其中正者，义也，异于禽兽一往之气也；而大仁讫乎四海，至义着于万几，性焉，安焉，自顺乎仁义以行，而非遇物而始发其恻隐，以勉致于仁，见利而始思其可否，以勉趋乎义。此则舜以圣人而任君子之道，故易上古之朴直而开万世文明之治，则一时之庶民亦赖之以风动于下，而成可封之俗。非斯道之大统所自肇，而为后之君子所必承也哉？”
【元典】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译文】孟子说：“禹讨厌美酒而喜欢善言。”
【诸儒注疏】《战国策》曰：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书》曰：“禹拜昌言。”
【理学讲评】旨酒，是甘美之酒。孟子说：“古昔圣帝明王，莫不以忧勤惕厉为心。自舜开心学之源，而大禹继之，为能察理欲之几，得好恶之正，故于仪狄进酒才觉酒味甘美，便惕然深虑说道：‘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夫饮酒未便至于亡国，禹岂为是过计？其心只恐嗜饮不已，必将沉湎无节，以至于乱性情，妨政事，则亡国之祸皆从此而起矣。所以于旨酒则痛绝之，要以防嗜欲之端，戒荒湛之渐也，其忧勤惕厉之心，见于遏人欲者如此。及其闻一善言，但觉有切君身，有裨治理，便欣然听纳，甚至下拜以致其敬，不难屈己以服人，虚怀以受善。夫人言未便加于圣德，禹岂为是过谦？其心只恐取善不广，或致嘉言攸伏，则无以集众思，广忠益，而乐告之诚，皆从此而阻矣。所以于善言则笃好之，要以扩取善之，量为辅德之资也，其忧勤惕厉之心，见于崇天理者如此。”夫人主一心，众欲所攻，即其恶旨酒，则凡声色货利，快意滋毒者，无不深虑豫防可知已。朝廷之上，群贤毕集，即其好善言，则凡百司庶职亮采惠畴者，无不推诚委任可知已。理欲不淆，好恶克慎，此禹所以得统于舜，而俟后圣于无穷也。
【元典】
“汤执中，立贤无方。”
【译文】汤掌握住中正的原则，选拔贤人没有一成不变的常规。
【诸儒注疏】“执”，谓守而不失；“中”者，无过不及之名，“方”，犹类也。“立贤无方”，
惟贤则立之于位，不问其类也。
【理学讲评】执，是执持。方，是方所，有区别的意思。孟子说：“继禹而王者有商汤，汤之心，只是一个忧勤惕厉而已。以其行政用人言之，彼中道为揆事宰物之准，或居常守经，或处变行权，随事而应都有定理；若处事而徒任意见，将举措颇偏，上不免于有失政矣。汤则持一中之理，定万化之衡，疑似不能淆，始终不可易；观其制事制心，以建中于天下，则可知矣。贤人为修政立事之资，或近在州闾，或远伏岩穴，随处都有，原无定在。若求贤而拘于方所，则搜罗未广，下不免于有遗才矣。汤则大延访之公广登庸之路，亲疏不问其类，贵贱不计其资，观其三使三聘，求元圣于莘野，则可知矣。夫中以处天下之事，公以用天下之人，而一毫之偏私不得而与焉。推此念也，与大禹之慎好恶，其心一矣。此汤之所以得统于禹，而接道统之传也。”
【元典】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译文】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伤一样，（总是同情抚慰；）望见了‘道’却像没有看见一样，（总是不断追求。）
【诸儒注疏】民已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道已至矣，而望之犹若未见。圣人之爱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满足，终曰乾乾之心也。
【理学讲评】孟子说：“继汤而兴者有周文王。文王之心，也只是一个忧勤惕厉而已。以其爱民之心而言，文王发政施仁，怀保小民，当时百姓已自安了，乃犹不遑暇食，心里常常念说：‘民生甚众，博济甚难，若政教一有未修，刑罚一有未当，不免有妨害民生者。’看着那百姓，恻然常似有伤一般，所以汲汲孳孳，必欲无一民不得其所，而后其心始慰也。其爱民之深如此。以其求道之心而言，文王敬止缉熙，先登道岸，其于圣域已优入了。然犹不自满足，心里时时念说：‘道无终穷，学无止法。若点检一时少疏，进修一日少懈，便有与道背驰者。’望着那道理，歉然常如未见的一般，所以叠盛翼翼，必欲无一理不造其极，而后其心始惬也。其求道之切如此。”夫民已安而犹若未安，故圣政益宏，道已见而犹未见，故圣德益盛，此文王所以得统于汤，而接道统之传也。
【元典】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
【译文】武王不轻慢近臣，不遗忘远臣。
【诸儒注疏】“泄”，狎也。“迩”者人所易狎而不泄，“远”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理学讲评】泄，是玩忽的意思。迩，是近。孟子说：“继文王而圣者，则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个忧勤惕厉而已。盖近者易于亵狎，此常情也。武王心思缜密，凡近的所在，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轻忽。如侍御仆从必择正士，几杖户牖皆有箴铭，虽寻常日用之间，都有个检束防闲之意，是其敬慎之心，无时或怠也，何泄之有？远者易于遗忘，亦常情也。武王志虑周详，就是远的所在，耳目之所不及者，不敢一些疏略，如封建诸侯，怀远为近，启佑后人咸正无缺。虽天下万世之远，莫不有注措经画之方，是其并包之度无处不到也，何忘之有？夫近而不泄，则修之身心者严以密，可以见其德之盛；远而不忘，则施之政事者公而溥，可见其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丕显之谟，而成永清之治也。”
【元典】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译文】周公想要兼有三代圣王的功业，实践（上述）四个方面的美德；要是有不合当时情况的，就仰首思索，夜以继日；幸而想通了，就坐等天亮（以便立即实行）。
【诸儒注疏】“三王”：禹也，汤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条之事也。时异势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则其理初不异矣。“坐以待旦”，急于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历叙群圣以继之，而各举其一事，以见其忧勤惕厉之意。盖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称，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谓武王不能执中立贤，汤却泄迩忘远也。人谓各举其盛，亦非也，圣人亦无不盛。”
【理学讲评】四事，即上文禹、汤、文、武所行的事。孟子说：“禹、汤、文、武之后，以圣人而相天下者，则有周公。周公之心，亦只是忧勤惕厉而已。盖周公辅相成王，守成业而致太平，可谓盛矣。乃其心日有孜孜，不但近述诸今，觐扬文武之光烈；又欲远稽诸古，通求禹、汤之典型，务要兼着三王，把他所行的四事，件件都措之施行，无所遗失，然后望治之心始慰也。然古今之时势既殊，创守之规模亦异，容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便于此而不便于彼者，其间推移变化，宁无有不合者乎？周公则又反复思惟，求其所以然之故；日不足，则夜以继之，皇皇然真有夙夜匪懈者，何其思之切也。至于思极而通，这道理已融会于心，欣然有得了，则又勇往奋发，即欲见之行事，虽天尚未明，亦必坐以待之，汲汲然殆有不遑宁处者，何其行之决也。夫周公有圣人之德，又有辅佐太平之功，而其兢兢业业劳心焦思，乃至于此，其于禹、汤、文、武之心，岂非先后一揆者乎？”这一章书自禹以至周公，其事虽异，要旨皆以忧勤惕厉为心，故德业并隆于一时，而道统相传于万世。盖敬乃圣学始终之要，不可一息而不存者也。存之则为圣人，不存则几希一失，不免为凡人而已。《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希圣者宜绎思焉。
【心学讲评】孟子承舜而言三代存人道之君子曰：“嗣舜而为君子者，禹也。禹之存之也何如哉？禹以为人之异于物者，好恶而已矣。侈于欲，则好以淫；怙其私，则恶以隘。故旨酒所可欲也，而揆之于理，则迷性而废事，不可好也；见不可好而必恶焉，心之正而情定矣。善言非顺于己者，而审之以公，则导善而止恶，不可恶也；知不可恶而必好焉，心之虚而道宏矣。乃以立一代至正大公之道法，而有夏之庶民亦成乎崇俭朴、敦善行之风，则维禹之存之也。
“嗣禹而为君子者，汤也。汤之存之也何如哉？汤以为立人之道，在乎行政；成人之能，在乎用人。政有偏倚而失中，则人极不立；官人以世而有方，则人材不兴。故其建制治之法，酌乎两端之极致，而定一不易之轨则，未尝任意以或偏也。其定求贤之制，因其德器之所宜，而不拘族姓之贵贱，必有能之必达也。乃以定一代事理物情之规范，而有伤之庶民守其矩矱，兴如贤能，则维汤之存之也。
“嗣汤而为君子者，文王也。文王之存之也何如哉？文王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此心之与天下同休戚而不忘者也；此心之求合乎斯道，日进而不已者也。故西土之民，在其怀保；有二之众，依为父母。本无伤也，而视之如伤，则所以矜恤而生全之，无不至已。声色之表，有其独契；闻谏之外；有其自得。已见道矣，而望之如不见，则所以深造而体备之，无不极已。乃以尽君子修己治人之德，而使污染之庶民远于戕贼而革其骄悍，则维文王之存之也。“大业未成，而武王继之。武王之存之，又岂异于文王之心哉？武王以为习焉而不相狎，人情之贞也；睽焉而犹在念，人性之恒也。相狎而失其贞，不相念而无有恒，则人之所以为人亡矣。故人有近也，而不弛其敬；事有近也，不废其慎；人有远也，怀集不遗；事有远也，图维必至。乃以集文考将成之绪，而启一代之治焉。则周之庶民，益摄持于君子之心而成就理矣，维武王之存之也。
“功成矣，治定矣，而邦家未靖，礼乐未兴，则周公相成王，而知君子之道在己也。周公当帝降而王之世，不敢侈大舜之生安，乃集三代盛治之成，则必会四圣之道法。三王者，所当兼也。而三王之有四事也，好恶不可不贞也，用人行政不可不审也，敦仁体道不可不力也，慎微图远不可不谨也：凡此四者，推而施行之，以自治焉，以治人焉，政教于此行，礼乐于此兴，施之而尽其君子之实者，且施之而以锡庶民之极。乃其中则或有不合者矣。心何以备道，而得于此恐失于彼；道何以制事，而尽于己恐未宐于人。而周公未敢以意为裁制也，恐其道有偏失，心有偏至，而天之所以与人之全体大用不备也。乃圣同此人，人同此心，则尽吾心以思，必有其通者矣。于是仰取三王之道而思之，夜以继日，其心之慎有如此；乃幸而得之矣，此人心之固有，而三王之同归者也，则坐以待旦而举行焉，其行之敏又如此。于是而人道乃大明大行于天下，而垂之无穷，以定君子之极而作庶民之则，乃使化行俗美，而人异于禽兽矣。
“盖在舜以性之之圣，开中天而创人道，故尽其性而尽庶民之性。自禹以下，则必兢兢于人禽之异，忧勤惕厉，以自立于人纪之上，而为愚贱争异类之防。后之君子，又将何以承之哉？”
【元典】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
【译文】孟子说：“圣王采集歌谣的做法废止后，诗就没有了；诗没有之后，就出现了《春秋》一类史书。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一样的。”
【诸儒注疏】“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日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其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
【理学讲评】熄，是灭。诗有体：作于列国谓之风；作于王朝谓之雅；作于宗庙谓之颂。这诗，指二雅说。乘字，解做载字。祷杌，是恶兽名。孟子说：“群圣之道莫备于孔子，孔子之事莫着于《春秋》。《春秋》何为而作也？盖自成周盛时，王道大行，朝廷之所作，列国之所贡，其诗具存，莫非治世之音也。及平王东迁，政教号令不及于诸侯，而王者之迹熄灭无存，由是朝会宴享之乐，不奏于朝廷；规谏献纳之诗，不陈于卿士。黍离以后，体制音节与列国无异，而雅亡矣。此时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乱，将不知其所止。孔子忧之，于是作为《春秋》，详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明一王之法，使王者之政虽不得行于当时，犹可以昭示于来世，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然是《春秋》虽孔子所作，亦非始于孔子，乃因《鲁史》之旧而修之耳。盖当时列国诸侯，各有史书，以记一国之事，其取名亦各不同，如晋国之史，叫做《乘》，谓其纪述事迹，如车之载物也。楚国之史，叫做《椿杌》，谓以恶兽比凶人，记之以垂戒也。鲁国之史，叫做《春秋》，谓记事者必标年月，故错举四时，以为所记之名也。这三国之史名虽不同，其为记事之书则一而已。使《春秋》不经孔子之笔削，则与晋、楚之史亦何以异乎？”
【元典】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窃取之矣。’”
【译文】上面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事，上面的文字，都是由史官记录而成。孔子说：‘各国史书（褒贬善恶）的原则，我私下里取来（运用到《春秋》中去）了。’
【诸儒注疏】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
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