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道哲学的历史真相之后，接下来问两个问题：一是道哲学能成为全民哲学吗？二是道哲学能成为时代哲学吗？对第一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构成了道哲学的全民意义。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构成了道哲学的时代意义。如果道哲学的全民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真实的话，则道哲学就能走向未来，此即“道”通未来。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道哲学本身不是全民哲学，而是道哲学作者劝谕最高统治者的哲学，你甚至可以将它理解为替最高统治者代言的哲学。道哲学本质上属于关于最高统治者的哲学，而非关于全民的哲学，属于指导最高统治者群体行为的哲学，而非指导全民行为的哲学。道哲学能否演绎为全民哲学，此时就成为一个真问题。
或许有人说，道哲学不早就成为全民哲学了吗？经过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经过庄子的“逍遥游”，经过道教徒的道行修炼，经过众多百姓官僚的变通与创新，道哲学至少在历史上的某个时代，就曾经成为过全民哲学。儒释道三位一体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似乎早已回答了这一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的道哲学一直被曲解，先是被韩非子曲解，被庄子和列子曲解，继而被道教徒曲解，最终被全民曲解，唯独没有人还原道哲学的历史真相。这样的一些哲学虽然借用了道的名义，本质上却远非道哲学本身。也正是为了还原道哲学的真相，本书的写作才成为必须。
一、道哲学的全民意义
道哲学的全民意义，应该是道哲学的历史真相加上全民对它的正确演绎。基于道哲学历史真相之上的、对道哲学的正确的全民演绎，方能构成道哲学的全民意义。在道哲学的全民意义中，“历史真相”和“正确演绎”两者缺一不可。没有道哲学的历史真相，所有对它的演绎都只能是演绎者自己的哲学，而非道哲学本身。此时的道哲学先是被曲解，然后再成为演绎者的工具。曲解者与演绎者往往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流派。即使有了道哲学的历史真相（本书此前的文字就是为了要还原道哲学的历史真相），也没有人能保证你对道哲学的演绎就一定是正确的。这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困惑，也是本章首先需要解决的理论背景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被描述为：我们要在什么样的理论背景下，将道哲学从劝谕最高统治者顺道而为的哲学，提升为全民共享的哲学。
（一）关系哲学成为道哲学全民演绎的理论背景
本书在《代自序》中曾提及关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宇宙关系”，现在我们则需要概括而系统地介绍一下关系哲学的主要理论主张，它们将成为道哲学演绎为全民哲学的理论背景。至于为何要选择关系哲学作为道哲学全民演绎的背景，只有在全面了解关系哲学的理论主张之后，才有可能寻找到答案，这一答案就是，关系哲学是目前能囊括全部人类哲学的新哲学。因而它也就具备囊括道哲学、并合理诠释道哲学的理论框架。
1.三大矛盾：全部人类哲学的理论基础
在关系哲学（也称和谐关系哲学）看来，人类的全部哲学都可以描述为哲学三大矛盾的系统诠释。不同的哲学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个哲学矛盾作为出发点，但最终都完整包含有关哲学三大矛盾的思想，哲学三大矛盾的思想作为整体在任何哲学中都不可或缺。道哲学当然也不例外。
哲学第一矛盾就是全部存在者自身的矛盾，可描述为“宇宙关系连续与离散的矛盾统一”，这一矛盾被关系哲学命名为“关系”，其宇宙形式即为宇宙关系。第一矛盾、关系和宇宙关系三位一体。关系哲学是以第一矛盾为出发点的哲学，是描述宇宙关系的哲学。古希腊哲学以及所有关于本体论的哲学，也都是以第一矛盾为出发点的哲学。
哲学第二矛盾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同作为客体的物之间的矛盾统一，也可描述为人在宇宙关系中如何同客体世界进而同整个宇宙实现连续和离散的问题。人类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宇宙关系中的一段过程，既短暂又偶然，这就决定了人类历史必然是在宇宙关系中连续着。所有关注人在宇宙关系中的命运的哲学，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尼采的意志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等，都是以哲学第二矛盾为出发点的哲学，其中以实践哲学最具代表性。
人如何实现同宇宙关系的连续与离散的统一呢？答案就是借助人类的知识工具，并因此引出了哲学第三矛盾：存在与意识的矛盾统一。更为准确的表述是：意识作为非物质存在，如何在宇宙关系中实现同物质存在的连续与离散的统一。所有基于意识（含认识、知识等）可靠性问题之上的哲学，都是从哲学第三矛盾出发的哲学，可统一被描述为认识论哲学。
哲学的语言转向本质上是认识论V学的继续，准确地说是哲学第三矛盾在语言分析中的延续。分析哲学通过放弃对形而上学的思考而进入语言话题，用语言的“意义”和“用法”替代了“本体存在”和“认识关系”。但语言哲学并没有能清除掉哲学三大矛盾，三大矛盾最终以不同的形式在语言中现身。
哲学的关系转向即关系哲学，第一次将哲学三大矛盾完整呈现出来，并由第一矛盾推导出存在的本质，由第二矛盾推导出入的本质，由第三矛盾推导出入类知识的本质。哲学三大矛盾最终在关系哲学中获得完满统一。
2.存在的本质：宇宙关系的偶然存在层次
在和谐关系哲学看来，你所能看到的一切存在物都是转瞬即逝的，因而也都是不真实的；你唯一能确定的真实存在物是宇宙自身，你肯定看不全它，你也只能是感悟到它的存在，但你确定它是真实的。宇宙真实的思想不容怀疑。
宇宙是宇宙间全部个在物的总和，而并非是凌驾于全部个在物之上的怪物。这样的宇宙显然不是个在，宇宙本身只能以关系形式存在着，并因此被命名为“宇宙关系”。你可以将宇宙自大爆炸以来的时空过程描述为一组关系流，则宇宙间的全部个在物都只能是该关系流中的某个偶然形式而已。具体个在物在宇宙关系中的某段过程，构成了该个在物的层次规定。层次因此被描述为个在物同宇宙关系之间的关系，个在物本质上属于宇宙关系的偶然存在层次。
3.人的本质：真善美三大关系的完满统一
由于人类的诞生，原本混沌统一的物的世界分裂为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原本单一的宇宙关系进化为人的人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它们分别被描述为善、真、美。在关系哲学看来，真就是物与物关系的和谐，善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关系，美就是人与物关系的和谐。被描述为三大关系的真善美，显然是宇宙关系的“人的形式”，因而它们最终依然统一于宇宙关系。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人”意即“主体”，这里的“物”意即“客体”。主体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自觉、自由与和谐。自觉首先表现为主体对自身关系的自觉，其次表现为对客体世界的自觉，最后还表现为对整个宇宙关系的自觉。主体的自由一首先表现为他在哲学关系中的自由即精神的自由，其次表现为他在物质关系中的自由即实践的自由。无论是主体的自觉，还是主体的自由，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宇宙关系的和谐统一，即实现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和谐成为人类主体性的最高目标。
人类的诞生曾破坏了宇宙关系的原始统一，而人的主体性实践又再次恢复了宇宙关系的完满统一：宇宙间的任何存在物不仅成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还同时成为真善美三大关系的统一体。对主体来说，致力于实现真善美三大关系的和谐构成了主体的本质特征。对客体来说，任一客体既可以向主体呈现出真的价值、也可以向主体呈现出善的价值、还可以向主体呈现出美的价值。
4.三大实践：人类知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将第二矛盾和第三矛盾复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真善美三大知识系统。其中，真的知识就是以真为真，对应于人类关于物物关系研究的知识，大致可对应于自然科学。其典型形式就是研究认识关系的知识即认识论（狭义哲学），认识关系本质上属于物物关系。真的知识对人类生产实践和认识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善的知识就是以善为真，属于研究人人关系的知识，大致可对应于社会科学（被我们称为广义伦理学）。其典型形式就是研究伦理关系的知识即伦理学，伦理关系本质上属于人人关系。善的知识对人类的伦理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美的知识就是以美为真，属于研究人物关系的知识，大致可对应于广义的审美科学。其典型形式就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知识即狭义美学，审美关系本质上属于人物关系。美的知识对人类的审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广义的哲学就是真善美三大知识的统一，凌驾于真善美三大知识之上的哲学是不存在的。
真善美三大知识，共同服务于主体的三大实践。真的实践即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含通常所说的认识和生产实践，致力于实现物与物关系的和谐。需求、价值等人的因素在认识和生产实践中被作为物的一部分，同全体物物关系实现和谐。善的实践即人类组成社会、共创和谐的实践活动，也即通常所说的伦理实践，致力于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社会财富、伦理资源、社会制度等善的中介物在伦理实践中被作为人的一部分，同全体人人关系实现和谐。美的实践即人类把握客体、完善自我的实践活动，也即通常所说的审美实践，致力于实现人与物关系的和谐。无论是人（如人体）还是物（如艺术作品、社会行为等）在审美实践中都是作为人物关系的载体，不断递送着主体实现对客体关系的和谐与自由。
三大实践的最高目的，就是最终全面实现和谐的主体世界同和谐的客体世界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三大实践成为人类知识的出发点，也成为人类知识的归宿点。
（二）最高统治者与道的和谐是全民演绎的起点
有了理论背景，还得确立全民演绎的出发点，该出发点就是最高统治者集团（即圣人、侯王们）与道的和谐。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最高统治者集团同宇宙关系、进而同真善美三大关系的和谐统一。这里的宇宙关系就是道，真善美三大关系属于宇宙关系的三种形式，因而也属于道的三种形式。
为什么道哲学不是从单个的人出发描述单个的人与道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描述出整个社会与道的和谐关系呢？倘能如此，则同关系哲学的思想相去不远了。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和道哲学所建立的时空逻辑有关，与道哲学的劝谕对象为最高统治者有关，也与道哲学对现实社会等级制度的认可有关。在道哲学看来，作为宇宙关系的道是遵循天、地、人的时空顺序化生万物和人类社会的，道在人类社会中是遵循圣人、侯王、大夫等的空间顺序化生出道德秩序的。所以就人类社会来说，只要最高统治者集团实现了与道的和谐，则全社会实现与道的和谐就不再是问题。这样的一幅理论图景，显然是道哲学所处时代的社会图景的翻版。
但是在今天，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要求我们关注每位个体的伦理学地位。合乎人类理想的伦理学，也应当是从个体伦理关系（即从人的本质）出发的伦理学，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将道哲学所规劝的最高统治者还原为人类社会中的普通一员，并将道哲学针对最高统治者的全部主张，提升为对所有人都适用的理论主张。倘能获得成功，我们就已经将劝谕最高统治者的道哲学演绎为全民的道哲学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属于不属于一种全民演绎？发源于道哲学的庄子和列子的哲学是不是一种全民哲学？道教中关于天人合一的修炼行为能不能成为一种全民哲学？如果它们是，该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如果它们不是，那真正的全民道哲学又该是如何模样？
首先，韩非子将道哲学歪曲为“黄老之术”，实际上是假托圣人之名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你老子不是劝谕最高统治者们要无为而无不为吗？统治者不是听不进去吗？那好办啊，经我韩非子一改造，不仅统治者们爱听了，还纷纷乐意效法呢。接下来，韩非子跑到统治者面前说，你们切不可误解了老子的一番美意啊，他劝谕你们了吗？没有啊，他是在给你们支招呢。要是给这招起名字的话，那就叫“阴柔之术”好了。谁要是学会了这“阴柔之术”的话，那就可以统治天下于无形之中了。
中国哲学史上最诡异的一幕思想悲剧发生了。道哲学中原本对最高统治者的劝谕，被韩非子逆用为替最高统治者服务的权术。人的权术恰恰是道哲学所极力反对的阴谋，道哲学不仅没能有效阻止阴谋在社会上的泛滥成灾，连它自身竟然也被后人阴谋了。倘若老子知道韩非子会这样侮辱他的哲学，他是绝对不会贸然出关的，至少也得多强调几句吧，让后来的韩非子没有可乘之机。
所以，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绝对算不上是道哲学的全民演绎，只能算是道哲学的统治者演绎，准确地说，是韩非子替最高统治者逆向演绎了道哲学。
那么，庄子和列子的哲学算不算得上是对道哲学的全民演绎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庄子和列子的哲学充其量只能算是下层知识分子对道哲学的演绎，且其演绎的方式并没有因为最高统治者与下层知识分子之间的巨大差异而有所变通，而是下层知识分子对最高统治者之道的直接效法。所以，这种演绎本质上属于下层知识分子对道哲学的错位演绎。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最高统治者的道外无为（也即顺道而为），变成了庄子和列子们的真的无为——因为无奈所以无为。劝谕不了统治者，又改变不了现实，所以选择了逃避，只要在个人的内心深处能做逍遥游就足够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道教徒们对道哲学的演绎结果。道教徒们注重的是身体和心灵的修炼，且其修炼行为的理论依据是道哲学的“道”论。在关系哲学看来，道哲学所关注的道，应当属于社会领域，侧重于宇宙关系的善的形式，即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善的关系。而道教徒所关注的道，则更多的属于自然领域，侧重于宇宙关系的真的形式，即侧重于物与物之间的真的关系。道教徒们的修炼行为，追求的是物与物之间的真，是人的精气神（作为物）与物理之道的和谐。道教徒所追求的“真人”，是在物的层次上与道相和谐的人，也即通过修炼获得物质之道的人。
（三）主体三大和谐的实现构成道哲学的全民意义
将最高统治者还原为普通的伦理主体，是道哲学全民演绎的出发点；发生在历史上对道哲学的几种错误演绎，本质上都只是实现了人的片面和谐甚至是逆向和谐；只有主体真善美三大本质的完满实现，才是道哲学全民演绎的正确方向。
就主体的“真”的本质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物质主体的“真”本质，道教徒所追求的价值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包括：物质主体内部关系的和谐，也即常说的身体健康；物质主体同营养源之间的和谐，即健康科学的饮食；物质主体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没有（空气、水、光、粉尘等）污染；物质主体同社会环境之间的和谐，没有焦虑、痛苦、愤怒、绝望等不良情绪。二是认识主体的“真”本质，即现代科学所追求的认识价值，在道哲学中体现为人们对道的认识。
就主体的“善”的本质来说，是指充分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善”，善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应该包括：每一位伦理主体与自身的和谐，单个主体之间的和谐，个人与组织的和谐，全民与国家的和谐等。在道哲学中即涉及最高统治者对全体人民的和谐，而没有涉及全体人民之间的和谐。
就主体的“美”的本质来说，是指充分实现主体同对象物之间的和谐。它包括：主体拥有基本生活资源的自由，准确把握、改造甚至创新对象物的自由，以对象物为载体尽情表现自我的自由等。美的本质就是主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
应该说，道哲学并没有关于上述内容的系统规范，但它却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涉及了这些问题。如何根据道哲学的思想基础，充分挖掘道哲学关于上述内容的价值规范，就构成了道哲学的全民意义。
二、道哲学的时代意义
如果说道哲学的全民意义源自于道哲学（作为最高统治者集团的哲学）进行全民演绎的需要，那么道哲学的时代意义是指道哲学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贡献。更准确地说，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存在有问题，而这些问题或其根源又正是道哲学所极力反对的，由此可以看出道哲学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贡献。
笔者将这一贡献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在主体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工业社会对自然界的片面掠夺，突显出道哲学关于人类社会向自然界和谐的思想价值。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由于西方文明过于强调个体的自由价值，突显出道哲学强调个体向社会和谐的价值。将以上两点合并起来，就构成了道哲学人向自然和谐的思想价值。二是在人与科学知识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工业社会对科技的片面崇拜，突显出道哲学将知识纳入道的体系内的理论价值。三是在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方面，道哲学追求人在道（即宇宙关系）之内长生长久的思想对今天乃至未来的我们仍然有非凡的启示意义。
（一）主体向自然的和谐
在道哲学看来，自然界、人类、知识等所有存在，都只能是存在于道之中，即存在于宇宙关系之中。将这一事实移植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即要求社会向自然界和谐，因为构成社会的人类主体只能是存在于自然界中。该命题的时代价值，就是今天的环保意识。将这一事实移植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即要求个体向社会及各类组织和谐，因为个体只能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组织中。该命题的时代价值，就是今天的团队意识。人类社会向自然界的和谐与个体向社会组织的和谐，在道哲学中被统一为主体向自然的和谐。
此处的“自然”二字，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任何存在者自身的样子，推而广之，即是指宇宙关系自身的样子。道法自然，说的是道遵循每一个事物本来的样子运行，也即道按照宇宙关系自身的样子运行。如果将道转换为宇宙关系，则道法自然的意思就是：宇宙关系只按照宇宙关系自身的样子运行。推而广之就是：任何事物都只按照其自身的样子运行。翻译成现代术语就是：任何组织系统都有着自己应该有的运行规律，事物发展得最为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指所有事物都按照自己应该有的运行规律运行。既非按照人类价值最大化的要求运行，也非按照个体价值最大化的企图运行。道哲学所主张的理想图景就是，任何事物都实现了与自身的和谐即“得一”，也实现了与“道”的和谐即“得道”。
如此一来，也就杜绝了人的肆意妄为。在道哲学中，自然的反义词就是人为，准确地说是人的肆意妄为。人为何会肆意妄为呢？一是因为智（和贤、巧等），智让人觉得有能力为。二是因为私（和己、欲等），私鼓动人为自己为。近现代工业科技的发展，就是人因智而妄为的代表，导致了地球环境的巨大破坏。对个人幸福的过分强调与财富追逐，导致了极端自私主义的泛滥。人类价值最大化和个体价值最大化，在道哲学看来都属于人的肆意妄为，所以都应该被杜绝。
（二）知识的价值与地位
和“道法自然”观点相对应的，是道哲学关于知识的价值与地位的思想。在道哲学看来，人类知识只能是帮助人类实现自身同宇宙关系相和谐的工具——也只有那些帮助人类实现自身同宇宙关系（即道）相和谐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不是人类用来破坏宇宙关系和谐的工具——那些唆使人类破坏宇宙关系和谐的知识都属于人的肆意妄为（即智）；更不应该成为人类的主宰——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知识的奴隶。
为什么必须如此呢？道哲学给出的答案是只有那些与自身相和谐的知识（即“得一”的知识）才是与道相和谐的知识（即得道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而人类的自私本质（即心）加上自以为是的聪明（即智），会诱惑人类偏离真正的与道相和谐的知识。道哲学虽然没有明说只有人类才会生产知识，但这一观点被道哲学视为当然，并被处理为立论的前提了。至于人为什么会生产出知识呢？道哲学也并没有直接回答，倒是在它关于人必须同道相和谐的理论观点中予以间接的回答了。因为人必须同道相和谐，所以就必须要拥有同道相和谐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在道哲学中就不再是多余的知识，甚至也不再是“智”，而是同道本身融为一体，是道本身在人类意识中的“映射”。
道哲学所担心的事情后来还是发生了。近现代科技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人类在认识宇宙关系过程中的短视和自大。我们过于注重向自然界索取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自然界内部的生态要求；只看得见眼前的近短期利益，而漠视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过于张扬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而忘却了人只是物理宇宙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都可以归之于上述三个原因。按道哲学的话来说，近现代科技知识属于人的肆意妄为，而非与道相和谐统一的知识。
（三）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道哲学所极力追求的是人在宇宙关系中的长生长久，就其本意来说，是劝谕最高统治者们获得长生长久。如将其升华到人在宇宙关系中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则道哲学实际上是在讨论着人类社会如何在宇宙关系中长生长久的问题。
人终究只是宇宙关系中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不仅只可能来源于宇宙关系，也只可能存在于宇宙关系内。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就必须使得自己统一于宇宙关系。但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特征又赋予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动性。近现代科技成就让我们相信，人即使不能成为宇宙的创造者，至少也能成为宇宙的改造者，并最终成为“万物的尺度”和主宰者。
现在回过头来看，近现代科技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和深刻的，过分信赖人对物理宇宙的能动性，会反过来威胁人的生存环境，甚至会威胁到人在宇宙关系中的安全。按照道哲学的观点，过分强调入的能动性的近现代科技，本质上属于人的肆意妄为，是应当极力予以避免的。两千年后的人类困惑，被两千年前的道哲学不幸言中。道哲学关于人在宇宙关系长生长久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在两千七百多年前就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实现人同宇宙关系的和谐统一。只有那些实现宇宙关系整体和谐的知识，才是人类可以使用的知识，才是与道相和谐的真知识。
以上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类自身的和谐问题，二是人对环境与对象物的和谐问题。前者涉及伦理关系的和谐，道哲学主张上对下和谐；后者涉及主体对环境和对象物的心灵自由，道哲学主张无我无心。只有同时做到了人对自然界的和谐、人类社会中上下和谐、主体对物的充分自由，人类社会才有光明的前途。也只有同时实现了在宇宙关系内的物与物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物和谐，才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命运。
三、从道哲学到和策论
本书行将结束之前，我突然向自己提问说：如果用一门学问来诊释道哲学的话，那该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结果我发现了“和策论”三个字，你也可以说成是“和策”两个字。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照道哲学的基本思想，去尝试着建立一门名叫“和策论”的学术，以代替目前盛行的“战略学”。
（一）和策与战略的异同
我之所以提出“和策”二字，是相对于战略而言的。在道哲学看来，“战”当属于人的肆意妄为，而“和”则可描述为人的顺道而为。不再是过去那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是今天和未来的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能如此，则道哲学的全民演绎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和策”与“战略”的异同。先说同。第一，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最大化，当然也包括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人说，我提出一种学说，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的最小化，估计没有人会去了解它，更谈不上被人接受了。第二，战与和本身都不是目的，本身也都只是人的工具。第三，两者经常相互融合，谁也离不开谁。
如何才能实现人的利益最大化呢？和策与战略的出发点开始发生分歧，准确地说是背道而驰。这就形成了战略与和策的诸多差异。第一，出发点不同。战略是以人甚至包括个体为出发点的，人或个体皆为自己而战。而和策则是以外在的关系为出发点的，这一外在的关系就是道，它有自己的规律，而人或个体只能是顺应道的规律行事。第二，方式不同。战以侵占别人为方式，谋求的是“多”，且多多益善。和是以守住自己为方式，谋求的是“一，超过”一“的多则是有害的。第三，结果不同。战的结果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要靠持续不断的战来维持或改变战的成果，最终的结果是人类陷入无穷的战乱之中。和的结果则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只要天下人都和，则可保永久和谐。
（二）和策论的基本思想
和策论的哲学基础应当是关系哲学，在关系和谐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才是和策论的唯一出发点。或许有人会反问道：为什么我要同外在的关系实现和谐呢？难道不能让外在的关系同我实现和谐吗？道哲学与和策论给出的答案可能是：第一，外在的关系已经先于你存在，它本来就在那儿，你只是一个后来者加入了该组关系而已。第二，你不可能脱离关系而存在，你也只能存在于关系之中，既不可能超越于关系之上，更不可能游离于关系之外。第三，你决定不了关系，而只能是关系决定你。看上去你可以自由选择，但实际上你的自由是很有限的，即你必须依据关系自身的和谐进行选择，否则你的选择就不再是顺道而为而是人的肆意妄为，最终你还得为自己的肆意妄为付出代价。因此，正确的结论只有一条，那就是你必须与外在关系实现和谐。和策论因此成为必需。
和策论虽然注重个体同外在关系的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和策论中的个体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和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因而和策论是一门可以普遍适用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单个人的学说。
虽然不同层次结构的人类组织都可以适用和策论，但和策论最初的出发点依旧是单个人同外在关系的和谐。该和谐也当然成为和策论的基本构件。因为人类社会的“和”，是从单个主体的“和”出发的，且以单个主体的“和”为基本构件的。按照和谐关系哲学看来，该基本构件就是单个主体真善美三大关系的和谐。
（三）和策论的基本框架
因此，和策论也只能是从宇宙关系出发，宇宙关系论也就成为和策论的立论基础，实现个体乃至全体人类同宇宙关系的和谐，也就成为和策论的全部目的所在。
接下来，和策论将要全面论述人的真善美三大和谐。在这一部分里，和策论将要打造好自己的基本构件。以人为背景的物与物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物和谐，不仅成为人的真善美三大本质的统一体，也统一成为和策论的基本构件，同时成为和策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再下来是对外在关系的分析，对主体的和策资源与和策目的的分析，最终将对关系的分析和对主体的分析整合起来，制订和策的宏观目标和具体操作手段。最终使得和策论成为一门可操作的学说。
也正是这后一部分内容，不仅见出和策论同和谐关系哲学之间的不同，也见出和策论与战略学之间的共同点：他们都属于实践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