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滂又被太尉黄琼征召去做官。后来皇帝下诏书要太尉、司空、司徒三府下属的主要官员，采访民间疾苦和地方官吏的善恶得失，向朝廷报告。范滂一下子就弹劾了刺史、太守和权门豪绅共二十多人。尚书责备他弹劾的人太多，怀疑他挟有私心，动机不纯。范滂回答说：“我所检举的都是贪污腐败、奸邪残暴、危害百姓极深的坏人，只因现在就要向朝廷汇报，时间急促，所以先检举那些急须检举的人。至于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正在反复核实。我听说，农夫铲锄了杂草，庄稼必定会茂盛起来；忠臣把奸邪除掉，国家的政治就会清明。假如我检举的不符合事实，甘愿当众接受死刑。”官吏们这才不再问什么。范滂眼看朝廷处在艰难时刻，知道自己的主张无从实现，就递上弹劾自己不称职的状子，辞官不干了。
曹操以发代刑
曹操有一次领兵出征，行军经过麦田，下令：“士兵不得损坏麦子，违犯命令的处死。”骑兵都下马步行，扶起麦子帮助马匹通过。这时曹操的坐骑受惊跃入麦田，曹操就吩咐主簿按法给自己定罪。主薄根据《春秋》上所记载的道理回答说：对于高贵的人不能施用刑罚。曹操说：“制定法令的人却自己去犯法，怎么能够统帅好部队呢？然而我是军队主帅，不能自杀，请允许我处罚自己吧。”就取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放在地上。
怜而不赦
曹操知人善用，可以洞察人们的虚情假意；发掘提拔奇才异能之士，不管他出身如何微贱，按照才干，交付工作，使对方胜任愉快。跟敌人作战时，面对敌阵，心意安详，好象不愿意作战。但一旦捕捉到时机，立刻乘胜追击，气势昂扬，威不可当。执法严峻急切，有冒犯的，一定诛杀，有时对犯人流泪哭泣，但绝不赦免。
今晚述私情，明天依法律
苏章，字儒文，南朝宋顺帝时调任冀州刺史。过去的一个老朋友任清河太守，苏章负责查办他贪赃枉法的案件。于是摆设酒宴，请这位太守来陈说二人平日的交情，甚是欢快。太守高兴地说：“人们都只有一个天，唯独我有两个天。”苏章说：“今天晚上，我苏儒文和老朋友欢饮，这是个人的交情；明天，作为冀州刺史审理案件，则是国家的法律了。”于是就依法判处了他的罪行。州内的人知道苏章公正无私，都对他的品德心怀敬服。
这样的臣属，是国家之宝
北魏皇帝拓跋焘，到河西打猎，尚书令古弼，留守京师。拓跋焘下诏，命他把肥壮的马送给狩猎部队，但古弼送去的，却全是老弱瘦马。拓跋焘大发雷霆，吼叫说：“笔头奴，胆敢改变我的命令，等我回去，先砍他的人头。”古弼的头，形状尖削，拓跋焘常把它比作笔头。古弼对手下官员说：“我为人臣属，不让君王沉迷于游荡狩猎，罪小。不防备万一事变，使国家军用物资缺乏，罪大。而今，蠕蠕国势正强，南方盗贼还没有消灭。我以肥壮马匹供应军队，把弱马供应狩猎部队，是为了国家的长久利益，死又何妨？”拓跋焘听到报告，叹息说：“有这样的臣属，是国家之宝！”赏赐古弼礼服一套、马二匹、鹿十头。
后来又有一天，拓跋焘再到山北狩猎，杀死及活捉麋鹿数千头，下诏派车五百辆运送。使节已经出发，拓跋焘对左右说：“笔头公一定不肯给车，你们不如早点用马运走。”遂回宫。走了一百余里，古弼的奏章已到，说：“今年秋季庄稼，谷穗下垂，颜色变黄，桑麻、大豆，布满原野，山猪野鹿，出来偷食，鸟雀飞雁，纷来啄食，再加上风吹雨打，损耗甚大。早上收割，比晚上收割，能多出三倍，请暂缓运鹿，使车辆载送食粮。”拓跋焘说：“果然不出所料，笔头公真是国家栋梁！”
长期羁押确非美事，草率处刑更为不妥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诏说：“顽劣的小民，凶恶暴戾，作奸犯科，从不顾及亲属亲戚。一个人做坏事，带给全家灾祸。我是人民的父母，深感怜悯哀悼。从此以后，除非是谋反‘大逆’、‘外叛’，其他犯罪，只罚一人。”于是，撤销“灭门”、“灭房”酷刑。
北魏太上皇拓跋弘，治理帝国，勤劳辛苦，赏罚严明，对州长郡长的遴选，十分谨慎，擢升廉洁官员，罢黜贪官污吏。从前，各单位有疑难困惑的事时，大多数都当面奏报，听候皇上裁决；然后再口头转达皇帝的决定，往往会歪曲或假传圣旨。拓跋弘规定，不管案件大小，都要根据法律，确定罪刑，不可以动不动就上疏请示。合法的，朝廷会批准，违法的，朝廷会批驳，都从宫中直接发出诏书。由于这个缘故，司法诉讼案件，都能得到精细的审理。拓跋弘尤其重视刑事判决。凡是死罪，很多都撤销原判，发回复审。有此囚犯在监狱中好几年都没有定案，很多官员颇有意见，拓跋弘说：“长久的羁押，当然不是件美事，但是，总比草率滥施诛杀要好。人在囚禁中受痛苦，一定全心向善，所以有智慧的人，把监牢当作学习的场所。我特别使囚犯们受一点苦楚，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然后再对他们宽恕！”从此，囚犯虽然囚禁的时间较长，但给他们的处罚，却十分恰当。
（评鉴）
秉公执法
秉公执法，是对执法者的职责要求，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一环。只要执法者秉公，纷争才会减少，社会才会安定。执法不公，人心不服，纷争增多，社会动荡。
秉公执法，也就是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亲朋故友，只要触犯刑律，就统统绳之以法。如孙子宫庭操演，处斩了皇帝的爱姬。“强颈令”董宣不顾冒犯皇亲国戚，严格执法。皇帝舍人犯罪，祭遵秉公执法等就是这种典型。当然在那个“刑不上大夫”的时代，法律主要是用来维持其封建统治和防治“小民”的犯上作乱的。所以，这些根本不能反映封建法律的本质。当然，法律对剥削阶级的行为也有一定限制作用，对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规范作用。秉公执法，无论如何也会使那些贪官污吏收敛一下行为。
在封建社会，要做到秉公执法，确实是很难的。要秉公执法，首先就得去私，做到不贪脏，方能不枉法。同时，秉公执法还得有一种不怕掉脑袋的碰硬精神。试想，如果张释之等人都为自己的乌纱帽着想，他们会在皇帝面前讨没趣吗？绝对不会。如果说这个都做不到，那么，石确、腹（黄享）等人的亲人犯罪，那还能崇尚公义，大义灭亲呢？那就更不会了。
（第十一节）克尽职守
（史事）
“君主了解音乐，就会忽略管音乐的官员”
魏斯跟田子方一块喝酒，宫廷音乐在傍伴奏。魏斯忽然说：“声音有点不调和，似乎钟声偏高。”田子方微笑不语，魏斯说：“阁下为什么笑？”田子方说：“作为一个君主，只要了解管理音乐的官员就够了，不必了解音乐。而今你了解音乐，恐怕会忽略去了解管理音乐的官员。”魏斯恍然大悟。
廷理茆门拒太子
楚庄王有事，急于召见太子。楚国的法律规定，车乘不能到茆门。但因这天下雨，宫院里有积水，于是太子就把车赶到茆门。廷理说：“车不能到茆门，这是违法的。”太子说：“大王召见急促，若不到茆门，除非宫院里没有积水。”说着就往前赶。廷理举殳，向马击去，破坏了他的车乘。太子进去，对着楚王哭泣说：“宫院里有很多积水，我就把车赶到茆门。廷理说：这是违法的，于是就举殳击臣的马，破坏臣的车乘，大王一定得杀他！”楚王说：“前有老王，而不超越法度；后有王储，而不阿谀顺从，很有德行吗，真是我的守法之臣呵！”于是就给他加爵二级，并让太子从后门出去，以后不要再从这里经过。
“可以得到我的头，但得不到御玺”
霍光辅佐年幼君王，他的命令就等于皇帝的命令，大政方针，都由他决定，天下人都想见到他的风采。一天晚上，寝殿忽然有怪物出现，引起一片混乱，官员们慌成一团。霍光恐怕有人乘机生事，紧急召唤掌玺官，索取御玺。掌玺官拒绝，霍光下令强夺，掌玺官手按宝剑，正包说：“你可以得到我的头，但得不到御玺。”
霍光对他的态度至为嘉评。第二天，下诏擢升掌玺官升级二等；天下人由此对霍光更为尊敬。
“我高兴做这些事，并不觉得辛苦”
东汉光武帝刘秀每天早晨主持朝会，中午之后才散。不断接见三公、卿、郎、将，讨论政治，半夜才睡。皇太子刘庄看见老父辛苦勤劳，不倦不怠，找个机会规劝说：“陛下有禹、汤那种圣明。可是，却没有黄、老那种优闲休养的福气。但愿您爱惜自己，优游岁月，自求静宁。”刘秀说：“我高兴做这些事，并不觉得辛苦。”
郅恽拒皇帝于城外
汉光武十三年，刘秀忙里偷闲地出去打猎，直到晚上才回来。到了上东门，城门早已关了。士兵们叫管城门的开门。郅恽拒绝了。刘秀亲自到了城下，让郅恽看个明白，吩咐他赶快开城门。郅恽回答说：“夜里看不清楚，不能随便开门。”刘秀碰了钉子，只好绕到东中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说：“皇上跑到遥远的山林里去打猎，白天还不够，直到深夜才回来。这么下去，国家社稷怎么办？”刘秀看了奏章，赏他一百疋布，还把那个管中门的官员降了级。
“这是官员的职责，用不着麻烦我”
马援做事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威望，待人有恩，严守承诺，对下非常宽大厚道。任用官吏，完全分层负责，而由自己总揽大纲，虽事务繁忙，宾客故旧，每天都挤满大门。各部门负责主管，有时向他报告公事，马援总是回答：“这是下属管员的职责，用不着麻烦我。如果有土豪劣绅，欺负小民；或者有官员贪脏枉法，那才需要郡长过问。”
“自有负责人”
诸葛亮曾经亲自批阅公文、检查帐目，主簿杨甬，一直走到桌前，进言说：“国家有一定的制度，官员职权分明，不允许上下侵犯。请问明公用一个家庭作为例证：主人教奴仆耕田，教婢女烧饭，鸡早晨啼鸣，狗吠叫盗贼，牛去载重，马去长途跋涉。这样的话，财产没有浪费，所追求的都能满足，从从容容，高卧堂上，每天只不过吃饭饮酒就够了。忽然间有一天，他打算所有工作全由他一个人来做，不再交付别人。于是，体力劳苦，事务繁琐，身体疲惫，精神枯竭。结果，每一件事都做不好。并不是他的智慧能力不如奴婢鸡狗，而是他不能了解分工的精义。所以，古人说：‘坐在那里探讨国家大事，称为三公，站起来执行三公的决策，称为士大夫，丙吉不过问街上死人而忧虑牛只发喘，陈平不知道全国粮食出入的数目和价格，而说：‘自有负责人’。他们都深刻了解分工的精义。而今，明公负责国家大事，却亲自核算校对文书帐目，整天汗流浃背，岂不是过度辛苦！”诸葛亮表示感谢。后来，杨颐逝世，诸葛亮哭泣三天。
陶侃运砖
晋愍帝建兴三年，陶侃在广州刺史任上比较空闲，常常早上运一百块砖到书房外，晚上又把它运回书房里。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陶侃回答道：“我正要努力去恢复中原，过于安闲，以后恐怕担负不了重任。所以要使自己劳动劳动。”
晋明帝太守三年，任命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地方的男女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都互相庆贺。陶侃秉性聪明机敏，对人恭敬，做事勤恳，一天到晚十分认真严肃地坐着办理公事，营署里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检查管理，没有一点疏忽的地方，也没有一点空闲的时候。他常常告诫别人道：“古代治过洪水的大禹是个圣人，他尚且爱惜一寸光阴；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应当爱惜一分光阴，哪能只管尽情玩乐、过多喝酒以至大醉呢！活在世上对社会没有贡献，死去以后也没有留下美好的声名，这是在糟蹋自己啊！”
岂可独断一人之虑
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璃道：“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
回答说：“隋文帝克己复礼，兢兢业业处理政务，每当坐朝听政就忘了疲惫，有时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召来当面商讨大事。侍从人员，往往因此传餐而食。即使称不上慈爱明察，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
唐太宗说：“二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杨坚这个人本意想洞察一切可是他内心并不明达，内心不明就有察看不到的地方，自以为透彻也就经常疑忌他人。因为他自己是欺负孤儿寡妇得到天下的，也就以为群臣不可信任，什么事情都由自己决定。虽然他耗尽精神劳累身体，所作所为仍不能都符合事理法度。朝廷大臣既然了解隋文帝的心思，也就再也不敢讲真话了，宰相以下的官员，只是按上面命令办事罢了。我认为这样不对。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凭一个人的想法独断专行？我正在挑选天下有才识的人。一起处理天下的事，任命官职指派任务，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这样差不多可以妥善了。”因此命令各地官员：“朝廷颁发的文件有不合时宜的，应当立即报告上来，不可一味顺着文件上的意思去做。”
朱元璋看奏折
明太祖朱元璋权力高度集中，样样亲自过问。他对每天的奏折，都要加班加点地认真过目。当时，有的官员为了卖弄学问，写起奏书来洋洋万言，废话连篇，一念就是几个时辰。有一次，他看奏折已经很累了，正好这时，刑部主事茹太素又上了一封奏折。朱元璋看的眼花缭乱，便叫人读给他听。当读到六千多字的时候，朱元璋还没有听出个头绪，非常恼火，不等念完，就把茹太素叫来打了一顿大板。但是没有听完仍不甘心，第二天晚上，他躺在榻上，叫人继续念下去，直念到一万六千多字后，才涉及主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可行的，朱元璋向茹太素指出，你说的五件事，只需五百多字就可以讲清楚。何必罗嗉了一万七千字。从此，他规定奏章只讲实事，不许写得冗长，并规定格式，如有违反就受罚。
（评鉴）
为政要各司其职
每个朝代都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范围，但执行起来却各有差异。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事无大小，皆由我断”的包揽情况；如隋文帝对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召来当面商讨。朱元璋权力高度集中，样样亲自过问。这样搞，弊端很多：一是工作繁忙，没有抓住纲目，往往因小失大；二是自身负担过重，丢了根本，如诸葛亮因为过度劳累，病死沙场，如果诸葛亮多活十年，三国的局势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三是影响下级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容易造成盲目服从，不动脑子、不负责任的习惯，田子方就说：“君主了解音乐，就会忽略管音乐的官员。”因此，不能发挥大家的智慧。究其原因：一是喜欢抓权；二是消极吸取教训，如隋文帝杨坚就是因为自己是前朝的大臣而篡位的，所以很不信任大臣，事无大小都由他一人专断；三是自以为是，只有自己正确、能干、不信任下属，因此，工作不放手；四是习惯于埋头苦干。
另一种是建立层层负责制，放手让部属去干。马援总揽大纲，虽事务繁忙，却做到有条不紊，“这是下属官员的职责，用不着麻烦我。”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凭一个人的想法独断专行？”这样做，有二利：一是可以超脱事务，集中精力抓大事；二是可以发挥各级官员积极性和能动性，集思广益。李世民说：“我正在挑选天下有才识的人，一起处理天下的事，任命官职指派任务，充分发挥他们各自作用，这样差不多可以妥善了。”
当然，作为一个官吏，在职责范围内要尽职尽责，敢于负责。要做到这一点，也要有一种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精神。要有廷理茆门拒太子，掌玺官的“可以得到我的头得不到御玺”，邱恽拒光武刘秀于城外的克尽职守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