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尔于1709年4月创办《闲谈者》（The Tattler）报，目的是要揭开人世间的假面具，把狡诈、虚荣、矫揉造作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并力荐服饰、言谈以及行为诸方面的一种普遍的简洁风气。该报每周三期，到1711年1月2日停刊，共出了271期。除了斯蒂尔外，后来艾狄生也参与投稿。
《闲谈者》报停刊后，艾狄生和斯蒂尔两人正式合作，于1711年3月1日创办《旁观者》（The Spectator）报，改为每日的刊物。据说安妮女王每早必读《旁观者》，要求它和早餐一起送到手边。这份报刊所刊载的都是一些短小精悍的“谈心式的文章”，有时是含有教训的故事，有时是带有讥讽的杂话。当然也刊登过若干背景或素材涉及中国的文学作品。
《旁观者》第1期里，那位旁观先生首先介绍自己的家境、教育、经验，然后介绍自己的习性：“没有一处公共场所不是常有我的踪迹的。……只要是有一群人的地方，我老是混杂进去，可是除非在会里我是决不开口的。我在世上做一个人类的旁观者，不能算是人类的一分子，这样我当了投机的政治家、兵士、商人、工匠，却实际上并未履行任何责职。我很明了做一个丈夫的方法，或做一个父亲，也能察觉出旁人在经济、职务及娱乐各方面所犯的错误，比他们自己还看得清楚，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是艾狄生的手笔，他描写这样一位以旁观为职业的编者，无形中画出了自己的性格。
在《旁观者》第10期里，艾狄生又谈到它的使命：“为了希望读者的道德与智力不成为片刻的、过渡式的、偶然的意念，我决意每天唤醒他们的记忆，要把他们从目前这样恶劣昏聩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才算达到我的目的。我们的脑子只消一天不修剪，就会长出许多昏聩的苗芽来，若不勤于耕耘，是无从铲尽的。”他说：“曾经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取了下来，使之在人间生存；我却大胆地希求将来人们说我把哲学从学院书斋带到俱乐部和会场，带到茶桌和咖啡馆，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该刊的宗旨和宣言。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随着宫廷影响和宫廷文化的逐渐衰弱，俱乐部和咖啡馆为贵族圈外的男性提供了讨论和争辩的重要场所，为其成员提供了一种卓有影响的生活模式，《旁观者》杂志就以此模式来定位读者，事实上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从这份刊物每期在伦敦一地就能有大约六万读者就可以验证着他们的选择。其虚构作者“旁观者先生”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对政治敏感，以他为中心，“旁观者俱乐部”聚集了现代英国各社会不同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是个自豪的爱国者，对前途充满信心，他是办刊者理想的代言人，对社会的观察不偏不倚，富有教养，又不自以为是，既向那些不善言谈的同胞施教，又代表他们的观点。
斯蒂尔、艾狄生醉心于阅读各种关于中国的记载与报道，尤其是17世纪末年一个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e Comte，1655～1728）所著的《中国近况新志》。他们在一些文章里就常引李明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守卫报》上有一篇文章谈到国王对属下臣子的封赏时说：在所有爵禄中，对于封赏者没有什么损害与危险性的，要算中国的封赠制度。文章援引李明的话说，这些封号，是要等到臣子去世后才能授予的。假如一个臣子始终能得到主上的欢心，那么他死了之后，主上就给他一个封号。不但他的牌坊牌楼等一切纪念物上可以用这个封号，他的子女们也得袭取这封号。这样一来，那些野心家就得兢兢业业，听命于君主了。我们知道，当时的欧洲各国存在着有别于国王行政机构的贵族和僧侣特权阶层，特别是一些骄臣悍将恃功而傲，甚至威胁着君主的权威。这个故事即是以中国的封赠制度来讽刺当时的情形。
其实，李明在给红衣主教德斯特雷（D’Eslrees）的一封信中，提到中国人的政策和政府时还说中国的“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除了他们执掌的公务所形成的地位之外，人们的地位之间没有差别；所以除孔子家族之外，全国只分为官员和平民。没有土地是不实行租佃制度的，甚至规定给和尚或属于寺庙的土地也是如此。所以他们的神和人一样，都隶属于国家，并且由于纳税和贡赋而承认皇帝至上的权力。当一个省的总督或省长死去，他的孩子以及其他人一样地要为自己的前程奔波；如果他们没有继承自己父亲的美德和才智，那么不管他们所继承的父亲的名字多么显赫，对他们也无济于事。”这段文字同样要结合18世纪欧洲各国的社会结构去理解。用中国的情况来批评欧洲的社会状况，这是当时相关著述的通例，在斯蒂尔、艾狄生的笔下也是如此。
斯蒂尔、艾狄生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里提到中国的地方很多，我们在下面的介绍里只以《旁观者》杂志刊登的文章为主。总起来说，主要有四类论及中国情况的文字：（1）关于中国的故事；（2）中国的物质文明，如瓷器、茶、长城等；（3）中国园林艺术；（4）中国政治道德，如孝道，以及上面已经谈到的封赠制度等。
其他还有不少提到中国的文字，比如，《旁观者》第73期上提到中国人的偶像；第252期上提到中国软绒等。另外，艾狄生还讲到中国妇女裹脚的习俗，认为这是一种专制的恶果，因为这样的话，妇女就不能在傍晚自由散步了，也不能出入乡间的舞会了。
洪水以前的中国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旁观者》杂志里涉及到的“中国故事”（Chinese Tales），主要有三篇，“洪水以前的中国故事”所提到的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当然，这三篇所谓的“中国故事”，你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它们的本事的。就像其他相关故事一样，只不过是借了“中国”之名而已，增进阅读兴趣，以引起人们对遥远国度的好奇心。
《旁观者》511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鞑靼将军凭武力攻占了中国的一座城池，并计划要把掳来的所有妇女全部卖掉。于是就把这些女人分别放在一个个袋子里，扎起袋口，标上价码，放在那些小伙子经常聚集的地方，以待买主。有一个商人挑选了标价颇高的一只袋子，经过讨价还价后成交。他就带着它往家里赶。等到走了一半路时有座桥，他坐下来歇息，并决定看看买来的东西如何。他打开袋子，一个又矮又老又丑的女人映入眼帘，他的头脑嗡的一下弄昏了，继而狂怒，即刻要把这个女人扔到河里面去。那个老女人乞求他先听听她的故事。原来，她是一个大官的姐姐，而一旦她的胞弟知晓她目前的处境，绝对会设法帮助她的。经她这么一说，商人重又扎起那个口袋，带着她回到家里。果然后来这个老女人成了他非常贤惠理想的妻子，而且正如她当初所许诺的那样，这位商人也从她弟弟那里得到了很多财富。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满清入关后汉人所受的血泪与辛酸。意大利籍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于1654年以拉丁文出版后，一年之内曾在欧洲各国连续再版十几次，影响广泛。书中涉及到了清军入关南下征服全国的史实，也揭露了清兵的残暴行径。在艾迪生时代，这本书的英译本早已出版，因而他有可能读过，加之他的想象，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以飨读者。
如果说这则故事尚有点眉目的话，那《旁观者》545期刊登的一封信里所说的这个“中国故事”，就纯属虚构。这封信是中国皇帝写给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Clement Ⅺ）的，建议中国与教会建立联盟。信的原文是拉丁文，并由一个耶稣会士译成英文，其实，这不过是斯蒂尔的游戏之作。斯蒂尔模仿中国诏书的体裁，我们且看看方重先生的译文：
“致受天恩最厚者，教皇之皇，耶教之父，全欧君主之膏油掌施者，克立门第十一。”
“天帝之友基阿纳他第七天地间强者之强，日月下尊者之尊，坐镇大中国百级金阶，玉座宝位之上，为上天授意一切信徒，手掌百十五国，百七十岛万姓生死之权；以刍牝鸵鸟之戎翎缮书，愿尔康强增寿。”
“朕年齿已增，宜有承嗣，以副民望而安民心；故欲择一高贵钟爱的女秀，曾饮野狮驯羊只乳者；忆贵国人民多生无上的贞女；朕今伸我御臂，欲得其一，尔之亲侄，或罗马其他教皇之侄，皆天帝之宠，当即朕心之所钟。……她应有鸽子的眼，以端倪天地，有介虫的嘴，以啜清晨之露；其年龄不可过两百月圆；其身长应同青麦的穗一样，其后应仅满一手握。……”
这封信初读时很令人发笑，因为斯蒂尔捏造出这种体裁来作为中国诏书的文调，又虚构些无稽的事实。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译介中国诏书，而是希望激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开阔一般社会人士的眼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种写法属于“伪信体”，这种体裁后来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里极为普遍，斯蒂尔这一篇可谓是这种体裁的“先驱”，在文学史上有一定价值。
《旁观者》584、585期上有一篇他取材于古代中国神话的很有趣的故事，题目叫《一篇洪水以前的故事》：
故事说，有个叫希尔巴（Zilpah）的女子，出奇地美貌动人。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就有好几个人来求婚，那时她才七十岁。求婚的人中间有兄弟二人，老大哈怕斯（Harpath）和老二夏勒姆（Shalum）。老大有好大的产业，中国南部一座山下肥沃之地都是他的，在此片土地上他养了无数的牛羊。而老二所有的尽是荒山。老大的脾气高傲怪僻，老二却平和温柔，招人喜欢。但那个美丽的希尔巴，却是洪水以前的女子里最爱财的；所以，她看上了老大，没过多久，在她一百岁的那年上，嫁给了他。哈怕斯得到了美貌的希尔巴，就嘲笑弟弟。弟弟怨愤填胸，愿他的哥哥哪一天走过他的山下，山忽然倒了下去把他压死。哥哥从此不敢走出自己的山谷，但他活到二百五十岁，竟然淹在河里死了。这条河原来就是弟弟祈愿压死他哥哥的一座山上流出来的。那时希尔巴才一百六十岁，所生的儿女才五十个，所以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寡妇，自然又有一批人来向她求婚。夏勒姆也在内。他在希尔巴和他哥哥结婚之后，就将他的荒山栽满了树木，许多年来，这地方竟然变成天堂一样，希尔巴从山下看去，不禁为之神往。夏勒姆请她上山赴宴，这一顿足足吃了两个年头，吃去羚羊五百头，鸵鸟两千只，牛奶一千桶；还有山上的土产，最鲜甜的水果蔬菜。这一餐之后，希尔巴仍不能打定主意嫁夏勒姆，因为有另外一个人也有心于她，而这个人有一所大城，是一个极有财势的人。哪知道，这人的大城里一座木塔触了雷电，烧塌了全城，重修这座城所用的木料，却不得不仰仗于夏勒姆的山上的树木。于是夏勒姆立即发了财，比那个人还要富足。希尔巴才决定嫁给夏勒姆。
这样一篇故事，诙谐中含着讥讽，正是艾狄生最擅长的艺术，却未见什么老生常谈的说教，倒是把读者引到想象中那瑰丽奇异的中国境界里驰骋一番。
在地图上留下痕迹的东方奇观
艾狄生提及中国物质文明的情况，主要是指中国的长城、瓷器和茶。
中国瓷器是欧洲人一向喜爱的物品。18世纪由于大量输入中国瓷器，瓷器逐渐成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行后，每年运入大批瓷器，其中以家庭用具为最多。当时家庭妇女对中国的瓷器特别关心，也非常爱惜，偶然打破了就要伤心和发脾气。1714年艾狄生在《恋人》杂志写了几句来取笑她们：“女性的热爱瓷器，同样是另一种麻烦的事情，它能够令她们发脾气和伤心。她们为了打破一件脆薄的用具，发了多少脾气，惋惜了多少回啊！……我劝她们暂时抑制着，不去购买这些容易破烂的商品了，直至她们能够以理智克服感情，见到一只茶壶或茶杯跌落地上而不发脾气的时候为止”。
《冒险杂志》上登了一篇讽刺文章。作者假设跟随讽刺文豪斯威夫特去参观疯人院，他们看了每一个疯人，并打听每一个发疯的原因。后来走到一小间，只见里面陈设着瓶瓮之类的东西。他们探询到这间屋里的疯人原来是一个集古玩的妇人。她曾以重价搜得一个瓷做的中国官兵及一个和尚，古玩界既羡慕又嫉妒她。有一次她把这两件贵重物品装运出去，预备放在一座中国式的石刻小庙之旁，作为无上的陈列品。那知道无情的车夫不小心把车子翻了，两个瓷人都压成碎片。这妇人受了刺激，发起疯来。朋友为她陈设了几只本城所造的瓶瓮在房里，她却以为是地道的“南京货”。
艾狄生在《旁观者》第336号上讲了一位瓷器店服务员的来信，谈到爱好古瓷者的活动。信上说，那种女子一天到晚无事可为，但总在荡来荡去，每天总要到他店里光顾两三次，一会儿说是要买一个屏风，服务员就得把屏风搬出来让她看；一会儿又说要些上好绿茶，一套茶杯、一个盘子、一个钵子，服务员就得把那些东西从架上搬下来，或从橱子或柜子里搬出来，让她看看摸摸。到了后来，她说这个太贵了，不能买；那个太土了，不便买；另外一个倒还好，但是暂时还用不着。原来跑来的不是主顾，而是“非主顾”（Non-customer），是“浪荡女子”。东方货物散在一地，只能等她去重新整理。……可是，整理还没有完毕，她又来了。
《旁观者》第323号上公布了时髦女子几天来的生活时间表。星期五上午10点到12点打破一只蓝色中国瓷杯；星期六上午九点到十二点要喝武夷茶一盅，到了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又坐在茶桌子旁边了。艾狄生本人也爱好品茶。1712年6月19日他为《旁观者》第409号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他说，老茶客能分辨各种名茶；如果有两种茶叶合在一起，他在品尝之下也能分辨，并能说出合在一起的是哪两种茶。他说，对文学作品有鉴别能力的人，对各种文体、各种风格，也能分辨清楚，同茶客品茶一样。在这一期里，指出提高鉴赏能力的途径是阅读经典作品，与有德有识的人交流，研究古代优秀批评家的文章等等，而他自己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提高了鉴赏能力，并愿意把自己的心得告诉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