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约翰中国佬的来信——静观迪金森对中国文化的理想信念
16世纪葡萄牙游历家平托曾提出一个利用中国的概念，即用中国来批评欧洲的社会风习，这成为17世纪以来欧人涉及中国题材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传统。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18世纪的哥尔斯密如何假托中国人检视与讥讽英国现状，也注意到了19世纪的兰陀借助于两个中国人的对话表明了英国状况多么混乱和不协调。这里我们会再次感受到20世纪的英国作家迪金森对中国文化的理想信念，他所创造的那个乌托邦中国的图像，让人体会到它的传统历久弥新，不断泛着诱人的光辉。比之于以往的欧洲作家，他对中国的赞美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为何如此袒佑中国，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感到自己的血管里似乎流着中国人的血，或则上辈子就是一个中国佬。
上辈子我是一个中国佬
迪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1932）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远古的希腊让他明白了英国政治和社会混乱的事实，而异教的东方中国则使他体会到了正义、秩序、谦恭、非暴力的理想境界。他服膺启蒙主义思想，也读了一些政治书籍。欧洲作家中为其特别仰慕的是柏拉图、歌德和雪莱，尤其是雪莱那种具有革命思想的激进观点对迪金森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信念的形成影响巨大。这些都促使他试图从根本上对西方文明进行批评。为此他力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艺术形式，也实验了各种方式。后来他的好朋友，英国画家和美术评论家弗赖（Roger ElliottFry，1866～1934）建议他采用中国人的背景，果然这一建议后来玉成了迪金森。
迪金森对中国有些了解。他读过翟理斯的《中国文学的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西蒙（Eugene Simon）的《中国城市》（La Cité Chinoise，1890）。后来，他曾亲口告诉辜鸿铭说，他那本《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1901）是受到法国人西蒙《中国城市》的启发和激励而写成的。西蒙曾任法国驻华领事，他的《中国城市》把中国描写成一个幸福安康的理想国家。说它虽然没有众多官吏和庞大的军队，但凭借悠久的文化，足以征服或同化入侵者。这样一种对中国的理想化的评价并不新鲜，我们早就在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者那里听到很多，但是在19世纪末西方一片“黄祸”声中，西蒙的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就比较显眼了。难怪竭力维护中国传统文明的辜鸿铭要将这部著作称为是用欧洲文写字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最佳著作了。而迪金森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也因借鉴这部书的观念，批评西方近代文明，赞美中国文化，而一举成名。
《约翰中国佬的来信》里一共有八封信。其中前四封信曾先期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发表，引起普遍关注。《星期六评论》的记者指出这些信并非真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但人们还是不信，说无法想象这些信件不是出自一个中国人之手。大家急切地盼望下封信的内容。于是，迪金森又增加了四封信，不久由他的朋友R·B·约翰生出版。
这些书信结集印行，反响更为强烈。其时迪金森正在美国访问。一天，他躺在旅馆的床上，他的哥哥亚瑟兴冲冲地走进来。“我哥哥说，他已经读过了这本书，感觉‘极其好’。他还不知道这本书是我写的，当我说出真相时，哥哥感到有点尴尬。我记得一时间颇感兴奋。人们那时开始猜测这本书是否真是一个中国人写的，而很多本书正在书店销售。”当时英国正面临着布尔战争（Boer War）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压力，人们对侵略外国和殖民剥削方式比较敏感。而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并遭到欧洲远征军的镇压。在此形势下，迪金森大张旗鼓地称颂中国文明，替中国人辩护，认为义和团叛乱及其抗击洋人，并不是中国人的错。1903年他又以《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Letters from a Chinese Official）抗议义和团运动中西方势力对中国事务的横加干涉，展现了在此事件中西方国家的贪婪嘴脸，这也使他成为了一个国际主义和国家联盟的鼓动者。一时间，他的话传得很远，跨过了一般的文学与学术领域。人们争相议论着他笔下的那个约翰中国佬的来信，欣赏着东方文明诱人的芳香。他自己也觉得与中国人息息相通，有一次在夏日学校里他就对他的学生们说：“我现在跟你们说起中国，不是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知道得很多，也不是因为我曾经访问过这个国家，而是因为我上辈子是一个中国佬。”看得出，迪金森是一个酷爱中国之人。据说他很喜爱一种中国式的小帽子，即便是在国王处进餐时也常常戴着它。正是出于对东方中国的神往，1913年他终于有机会踏上了他心目中那片神奇的国土。他经锡兰去新加坡，又到爪哇和苏门答腊作了短暂旅行，折回新加坡后，去了香港和广东。继而北进上海，会晤了孙中山先生。然后在扬子江上经历了十天孤独的旅行，又乘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到达北京。在北京他停留了几周时间，见到了不少的英国人和中国人。离开北京后，他与伙伴们一起去了东岳泰山，登山眺望。当他们爬到山顶时已是黄昏时分，就住在一座庙宇里，观赏月升日出。在这里，他有种强烈的宗教神圣性感觉。像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成百上千个朝圣者一样，他也渴求神圣的崇拜。至于崇拜谁，又如何崇拜，他的《外观》（Appearances）里有详细讨论。他在写给韦勃夫人的信里说，我躺在这座中国圣山的峰顶，按照中国人的传说，这里是四千年前上帝朝拜过的地方，孔夫子来过，历朝历代帝王拜谒过，还有那年复一年的潮水般的朝拜者，真让人难以平静。我们睡在道教老君的庙里，观看太阳升出地平线的壮观景象。他们又到了孔夫子的诞生地——曲阜，访问了第76代衍圣公。尽管有很多语言障碍，但会谈还是进行了：“迪金森先生多大啦，为什么没有结婚，为何没留胡须？”等等。然后还进行了一个象征性的仪式：赠送一本书，那本《约翰中国佬的来信》。约翰中国佬终于回到了孔夫子的故乡，而且与孔夫子的后裔交谈，这怎能不让迪金森既感慨又兴奋呢？
迪金森的某些说法也确实与孔儒思想相近。比如他曾把人类分为两种人。一种是禀性狷洁，总是与众人处于对立地位，而一旦事情来了，则又左右顾虑，毫无实践能力，可对那些实践者的言行又吹毛求疵；另一种人则和光同尘，随时俯仰，只把成功作为唯一的准则，这样的人如果生在尚武的时代，则为军人，生在宗教时代，则为僧尼，生于拜金时代，则是银行家和巨商。迪金森对这两类人均不赞同，相比之下对第二种人更为厌恶。
迪金森这里所说的第二种人，与孔子所讲的“乡愿”近似。孔子是非常讨厌“乡愿”这类人的。所谓“乡愿”是指那些没有什么见识的人。孔子恐其乱德，所以在《论语·洋货篇》里说：“乡愿，德之贼也。”也就是说，那些没有是非标准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孟子·尽心下》对“乡愿”有比较具体的解释，指出这类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梅光迪在《孔子之风度》一文里也指出，我国数千年社会，就是此种投机分子的大舞台：“在昔日，则开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八股试帖，皆其优为，而真学问，真经济，则无之。故能博普通帝王之欢心，而取其高官厚禄。在今日，则开口进化，自由平等恋爱科学方法，而为新官僚，新名流矣。”
1913年6月8日，居留北京的迪金森给他在剑桥的同窗好友——也是他的传记作者——E·M·福斯特写信说，大家皆称中国既脏又穷，但他仍然深感中国之可爱，中国人民充满了人性，贫困度日而仍能保持有宽容与安详的快乐：
中国是人类的定居之所。而在遥远的过去发着微弱之光的印度则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可怕的、极端的、恐怖的、单调的，布满了高山和深谷，到处是高地和深渊，永远让人琢磨不定。可是中国！她是一个让人愉快、友好、美丽、明智、希腊式的、优秀的、人性的民族。很脏吗？对。最近两天的北京到处是泥塘水泊，即使乘人力车也是不可能的。此时人们可以理解一百五十年前欧洲发明的轿子和墙堤的重要性。贫穷吗？是的。可我从未见过贫穷的人能够如此幸福地活着（随便你说我怎样肤浅）。北京的房屋精致得无以形容：它的庭院、树木和花丛、小房间和厅堂，它的纸做的窗子比例大小和设计完美无缺，它的彩绘木回廊……是的，中国正是我所想象的模样。我本以为我太理想化了，可我现在对这种想法感到怀疑。当然喇嘛僧是坚定的乞丐，佛教僧侣也好不了多少。可是整个国家非同凡响！环游北京，真仿佛置身于意大利一般！你可以出城去登山，从一座寺院走到另一座寺院，每座都只会比上一座更精美。那些有幸到过内地的人可以讲讲许多更有趣的故事。罗斯告诉我说一个省就是一块由美丽的山脉、鲜花，或耕耘着自己土地的一群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农民组成的奇妙乐土……他们是唯一在礼仪和组织上平等的民族——非常自尊、礼貌和友善，总是谢绝做任何他们认为不理智的事情。如果这样一个民族能够发展到较高的经济水平而不失却这些品质，那么我们就拥有了这个星球最美好的机会。
不少对中国怀有美好感情的西方人一踏上中国国土，就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贫困落后的中国现实打破了他们心目中那种对东方文化古国的乌托邦印象。还有不少西方人根本不愿意到东方游历，历史的、文化的中国是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梦想，所以宁可遨游在对神奇东方想象的世界里。从上述给福斯特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迪金森与这些西方人都不一样。1914年出版的旅行日记《外观》里，他也不断谈到对中国的美好印象。比如他写道：“我以前从没有到过这样一个国度，这里的人民是如此的自尊自立和如此的热情。比如在美国，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向你保证，他和你一样和善，可事实上他们却很粗暴地对待你。而在中国却不同，因为你能感觉到他们对你都很和善。他们没有那种个人权力的自我意识，但却不像人们在印度到处可看到的那种趴在地上的卑躬屈膝。中国人民是民主主义者，从他们怎样对待自己和怎样对待同胞中就能看到，他们已经实现了民主主义者期望西方国家所达到的水平”。
迪金森到过东方后，不仅向西方人表明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而且还论及了在中国的英国人状况。《外观》一书谈到了当时居住在中国的英国人对“少年中国者”所作所为的看法。迪金森指出那些英人对“少年中国”的革新潮流没有表示丝毫同情，而这是由于英国人一贯重视实践而又轻视理想的缘故。他说这些英国人之所以被少年中国者的行为所激怒，是因为他们（少年中国者）总是遵从理想而行。迪金森还说那些不能获得实效的智慧，英国人均把它们视作纯粹无用的东西。因为英人最务实，他们都注意实际的问题而不空谈什么理论。
梅光迪在《西方在觉醒吗？》一文中批评有些西方人，“虽然他们可能曾多次周游世界，也曾见过各种各样具有不同地方风俗的人，但是他们的思想境界却不比他们的钱袋宽广多少。”迪金森所描述的那些在中国的英国人正是如此：
他住在这个国家，却对它的宗教、政治、生活方式及传统习俗一无所知，丝毫不在意，除非与他有切身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他将永远不会离开租界。他本人总是往返于家、办公室、俱乐部和赛马场之间；而他的思想则只专注于他的生意和体育。关于所有的、很一般的话题，他的观点都是拐弯抹角得来的。这些观点无不带有英国人的陈腐的偏见，要不就是他们不假思索地从国外的英国人那儿套来的。它们被不断地传送着，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直到人尽皆知。你只需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把目前一个大洲里外国人所有的想法一览无遗。
养育我的那个民族的特征
《约翰中国佬的来信》里集中展现了迪金森对中国文明方方面面的美好看法，延续了18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与向往。与其他作家一样，迪金森对异文化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目的是批评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弊端。西方现代文明是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裕和舒适，但是单纯的物质追逐造成了客观世界的动荡不安，以致侵蚀并逐渐占据了人们的精神领域，由此造成了人的异化。迪金森正是看到了西方人这种精神上的现代病，希望在东方中国文化里寻觅西方文化缺失的东西。他通过约翰中国佬说：“我们谆谆教诲着各阶层的民众，让他们时时要尊重心灵精神方面的事情，而这些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则很难发现同样的情形。”接着迪金森借约翰中国佬之口发表了一通对中国人特性的看法：
许多许多代以来，我们的诗人和文学家教导他们的后来人，寻找真善美的东西，不是靠财富，不是靠权力，也不是靠其他活动，而是靠对于生活的最纯朴最普遍的关系的一种受过训练的、上等的和高雅的鉴别能力去体会，以及为了感受与表达，或者至少懂得表达大自然中一切可爱的事物，表达人的一切深刻的、敏感的东西，这对我们来说，本身就足以成为目的。月夜花园中的玫瑰、草坪上的树影、盛开的杏花、松树的香气、酒杯和吉他；这些以及对生与死的同情、长久的拥抱、孤立无援伸出的手、永远消逝的时刻，连同它伴随的音乐与光芒，溜进梦魂萦绕的过去的阴影与静寂之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从我们身边溜掉的一切，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一缕在微风中散溢的香味——对这一切我们要训练自己去做出感应，而这种感应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这些是你们无法给我们的，但是这些你们很容易会轻易抛开。在织布机的轰鸣声中无法听到，在工厂的浓烟里也不能看到。它已经被西方生活的车轮扼杀了。
在迪金森看来，现代人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扼杀了对生活里那些美好事物的感受力。而中国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人对大地亲切的依存关系，文学不可避免地会传达出与大地声息相通的纯朴体验，这近乎是一处先天获得的创作素养。在第三封信里，迪金森更以其具有高度想象力的诗一样的语言，展现了他心目中的中华民族的特征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