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七窍成而混沌死”——罗素对中国文化的忧思与期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一个沉重打击。不少人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出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哲学家、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他认为，为了使中国能有机会提供拯救危在旦夕的人类文明的妙方，就必须证明中国文化对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华民族至少也不比西方民族低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是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教训或惩罚，而是对珍贵文明的肆意摧残，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有忍耐力的，中国必须自救，不能依靠外人。罗素把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与欣赏之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忧思和期望。
“我愿为中国竭尽微诚”
一般西方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大都建立在书本或中国艺术品上，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也不例外。幼年时期他在父辈的藏书中了解到了中国极其古老文明，并对其有着朦胧的向往。因为那是一片美丽、富饶、神秘的土地，居住着文明、善良、勤劳的人民。
1920年罗素应邀访华，使他获得了更真切和直接地认识、了解中国文明的机会。不过在此之前他已发表过相关评论。曾任英国驻福州领事的瓦纳（E.T.C.Werner）写有一本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书，展现了他对中国的印象，这也引起了罗素的兴趣。1919年8月，他即以《一个英国人的中国》（An Englishman’s China）为题发表书评，借此表达了他的中国观，其中涉及到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评价。在罗素看来，儒家的伦理体系以孝道为核心，劝诫人们守法、顺从、注重礼仪，而完全无视人们自身的感情与品性。他认为这样的信条非常有害，进而对道家的思想推崇备至。他注意到与儒家扭曲人性的伦理相反，“道家崇拜自然、崇尚自由的发展……他们不能容忍对自然状态的任何干预。”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结果，在他看来，是非常残酷的。它“使得中国在政治上腐化衰败而无力抵抗外来的侵略；使得中国的政府残忍、无能和堕落；使中国人为诸如妇女缠脚之类的荒唐的苦痛所折磨；使得中国经书以外的任何知识都无法传播”。
在罗素心目中，既然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如此丑恶而有害，那他同情和支持现代中国那些反叛传统、慕求西化的人们，也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他指出，任何爱国的中国人，任何希望中国获得独立和富强的中国人，都会敌视中国的陈规陋习而崇拜西方文明。这与其早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整个世界在思想、科学、艺术、政治等方面所取得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应归功于欧洲以内或欧洲以外的欧洲民族；整个世界的未来前途，也主要是寄托于欧洲民族。”（《罗素自传》第二卷）然而，一战给人类文明造成极大破坏。正是带着对西方文明“破产没落”的哀痛、甚至是对西方文明行将在战火中彻底毁灭的恐惧，罗素试图找寻疗救创伤的良药。他先是对苏俄寄予希望。然而苏俄之行让他很失望，因为它并没有为西方文明开辟光明的前途。据他自己说，苏俄之行“让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的痛苦：西方文明的希望日显苍白。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我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也就是说让他产生了一种从古老的中国文明寻求某种积极因素以补救西方文明的强烈使命感。正好此时，罗素有机会来中国讲学，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他借此机会在中国游历了整整十个月，对中国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积极方面说，杭州西湖那梦境般的湖光山色，北京古城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楼宇亭台，还有那些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谦虚好学的中国主人，这一切都使罗素为之陶醉；从消极方面说，罗素也亲眼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灾难、落后和贫弱与这个文明古国是多么不相称。……罗素殚思竭虑地思索一个问题：如何能够使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备受奴役的地位，复兴其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明，并从而使中国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为了这，罗素诚挚地表示“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罗素致奥托琳，1922年1月31日）从1921年访华归国一直到20年代末，罗素接连不断地在英美一些较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探讨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驳斥旅华的英国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欺骗英国舆论的种种行为，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呼吁正直的人们为中国的独立作出各自的贡献。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向西方世界宣布：“中国的文明并不比我们差，我们不要自封为高等文明的布道士。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为中国请愿》）他向西方世界发出警告，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又是世界上存在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它在未来终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西方人继续激怒中国人并迫使他们染上西方人那种嗜血好胜的毒素，西方人将会自食其恶果。因此，罗素规劝西方人稍微明智一些，放弃那些有悖义理的在华特权，让中国获得完全的独立，让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有利于全人类的、更新更好的文明。
罗素为排除对西方文化失望的郁积，希望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认为中国对于构建未来的人类文明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而才向西方公众大肆宣扬中国文明的光明面。事实上，罗素在中国的日子并不都是欢快的，我们从他写给英国情人的信中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1921年1月31日的信）他逐渐感觉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够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1920年10月18日的信）同时，罗素认为北京太闭塞了，它本身如一潭死水，对外界的消息很不灵通，人在这样的地方住久了，智力将会衰退。（1921年2月21日的信）后来，罗素在北京期间生了一场重病，他的信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1921年4月28日的信）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1920年12月15日的信）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怕事。我并不真的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待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1920年12月3日的信）在《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里谈到中国人性格中的缺点时，罗素也说中国人待他不薄，不愿揭他们的短处。但出于对真理的负责，还是要说说中国人的三项主要缺点：贪婪、怯懦、冷漠。他们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使欧洲人用百分之一的精力能使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损害有所缓解。赈济灾民大多由白人举行，中国人很少做这种事，即使那么少的部分也被腐败侵占。
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
19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文化成见和偏见甚嚣尘上，为此还新创造了一个词：“黄祸”。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道德品质最恶劣的民族，要想公平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就应要求不让中国人安居在他们的土地上。直到20世纪初，一个英国佬在上海还对辜鸿铭说：你们中国人非常聪明并有奇妙的记忆力，但尽管如此，我们英国人仍然认为你们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罗素对诸如此类的带有欧洲中心论烙印的看法难以苟同。他说，“没有任何理由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而且大多数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也都会同意我的观点。”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假如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安适，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中不仅承认亚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认亚洲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我不知道，这种事情要引起什么变化，但是我确信，这些变化将具有极其深刻和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样，他分析中国问题的切入口也是文化。他在《中国问题》里开宗明义地说：“我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中国也许可以视为一个艺术家的国度，她具有艺术家所具有的所有善恶之德：其善主要有利于他人，而其恶却足以危害自己。中国人的这些美德能流传下去吗？抑或，中国为了生存下来，反而不得不去选择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德。如果中国真的照搬她正在与之打交道的这些外国的模式，这个世界又将会变得怎样呢？”他还说，中国在丝毫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若要使西方各国与中国的交流产生良好的结果，我们就不应该自命为高等文化的使者；更不应该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而自以为有剥削、压迫和欺骗他们的权利。“中国现在虽然政治无能、经济落后，但它的文化与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而我们却大有将它毁坏的危险。”罗素之所以要赞美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中国，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而人生的乐趣，正是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人，受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因而，在他看来，知识、艺术、人生乐趣、友谊或温情，不仅是实现某些目标的途径，而且本身就是有内在价值的事物。
正是从这一角度看问题，罗素觉得中国人不比西方人低劣，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都能有补于世。中国人的思想能丰富我们的文化，就像同他们做生意能使我们的口袋鼓起来一样。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的幸福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多得多。另一方面，中国人在科技上不如西方，他也并不讳言。而中国缺乏科学成就曾被认为是中国低劣的一大原因。
在比较中国与西方各国情况后，罗素说，“不幸的是，中国文化有个弱点：缺乏科学。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与天朝相媲美。……英国虽有莎士比亚、弥尔顿、洛克、休谟和其他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比中国人更优秀。使我们处于优势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后起的科学家。我们之所以胜人一筹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更熟练的杀人技艺。一个英国人杀一个中国人比一个中国人杀一个英国人要容易，所以我们的文化比中国的更优越……。”
罗素接着分析道，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在现代工业社会到来之前这或多或少是有点道理的。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则毫无用处。战舰也许可以算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而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缺点，认为良好的用意是唯一必要的。罗素举了一个中国政府森林顾问演讲的例子后说，“由于植树造林并不能激励中国人道德上的热情，所以要让最愿意改革的中国人对此有兴趣是很困难的。……那些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国学生们在我们的大学里潜心研究政治理论而对于植树造林这样的小问题就比较轻视。……我们西方的政治理论（如果有的话）只适用于西方，而我们的森林学却适用于全世界。但中国的留学生急切想学的正是我们的政治理论。同样，学习制造方法或许是很有用的，但中国人偏好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而实际上理论经济学只适用于工业已经很发达的国家。”
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别就在于科学的思想。中国人，即使是最先进的分子，也在向白人民族（尤其是美国）寻求道德格言以代替孔子的语录。他们还没有想透彻一般人民的道德都是差不多的：有多大胆就能干出多大的坏事，却只做非做不可的好事。我们的道德与中国人的道德并不是没有区别，区别就在于我们的道德更恶，因为我们的精力更充沛，因而每天都能做出更多的恶。
所以，罗素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教中国人的并不是我们的道德，也不是治国箴言，而是科学与技术。也可以说，中国人可以在“道”的层面上维持“中国本位”，而在“器”的层面上吸收西洋的技术。当然，这段话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以当时中国的落后，学点造林和工业技术足矣，至于学什么政治学理论和理论经济，又何必好高骛远呢？
不仅如此，罗素还为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学习西方人的知识开了药方。他认为这种学习千万不要染上西方人机械的人生观。机械的人生观把人看做一堆原料，可以用科学方法加工处理，塑造成任何合我们心意的模式。而中国人的人生比西方的残暴人生更文雅、更宽容，更多反省。中国对外国人、本国人都同样的宽容。中国人与人谈话注重理解别人的意思而不是改变或干涉他人的言论。他这样的做法也许意味着讥讽或赞扬，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充满了善解人意和淡淡的幽默。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不利于战争。但这种性格实在是无上的美德，可惜在我们西方世界绝少见到。中国人的这种性格再加上他们对美的敏锐感受，使中国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国家。所以，我每天都希望西方文化的宣扬者能尊敬中国的文化。
罗素对中国一直是充满信心的。在他看来，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永远忍受外国人的压迫。他们不会为了获取军事力量而一并采纳欧洲人的缺点，但是，为了发展智慧，他们愿意吸取欧洲人的优点。罗素相信，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开化的原因。
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