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是西方文化哺育出来的有自由思想的先哲之士，其思考的起点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当然首先对西方文明表示忧虑。这种以科学及其派生出来的工业主义为代表的文明，在经历了朝气蓬勃的发展之后，其人道主义的理想正在萎缩和消失，现代战争有可能会把整个西方文明毁灭掉。他之所以要到中国来，就是为了寻找解救这一危险的希望。他希望西方学习中国人的沉思性的智慧和忍耐精神，认为中国文明中最值得西方学习的是她的和平主义。
在其著述中，罗素多处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天性爱好和平的民族。而一个民族爱好和平，是由这个民族的文化和崇尚的理想决定的。中国人也爱财，但不像白人那样，为了财去掠夺其他人种。中国人奉行的准则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是人类最高尚的精神境界。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征战不断，但中国人爱好和平的天性没有改变。由于中国的政治一直操纵在有文化的宗教怀疑者手中，他们没有西方执政者那样活跃和破坏的素质，所以虽然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中国人追求的是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像白种民族那样迷恋战争、掠夺、毁灭和支配。“中国如果受其他民族逼迫，去为自由而战，这也不是不可能。”“但现在，中国人民虽是两千年帝国后裔，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薄了”。
罗素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他们的和平主义扎根于他们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今天，那些守旧的中国文人交谈时仍然用他们最早的圣贤的书面语。有人对他说，这样下去几乎不会有进步，他肯定会说：“予等已臻于完美之地位，何故再求进步耶？”欧洲人初听之下，肯定会认为他过于懈怠。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则不得不反省我们的所谓进步也不过是一场不息的变更，根本没有把我们朝着向往的目标带近一步。
罗素还说，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又弱小。中国如能够幸免于战争，那么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垮，中国人能够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进而罗素认为，从人类整体的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经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如果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当然，以上这些话与其说是对中国人“最富忍耐力”的赞美，不如说是对西方人过度追逐的一种警告。我们不可把罗素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误以为是对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赞美。
再比如，罗素说，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他们都不自我肯定；他们的骄傲过于深厚，无需自我肯定。虽然也承认兵力上敌不过外国列强，但并不因此而认为先进的杀人方式是个人或国家所应重视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里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最完美的文明。
罗素对中国人的这种忍耐力赞誉有加。他说：中国人所有性格中最让欧洲人感到惊讶的就是“忍耐”性。中国既不以硬拼方式抵抗外来势力，又不听命于外国势力而无所作为。他们的思考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而是万年。他们曾经被征服过，最初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两次都同化了征服者。中国文明未经变化地保存了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者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罗素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忍耐力，这是力量、自信、远虑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它现在“贫穷而又弱小”，但“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等待他们的压迫者那丧心病狂的精力在互相残杀中耗尽。
罗素还说，久居中国的英国人会渐渐获得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标准。初来乍到的人会震惊于明显的罪恶：乞丐、极度贫穷、疾病流行、政治混乱腐败。每一个踌躇满志的西方人一开始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根除这些罪恶。但是，中国人，即使是受害者，对于白人的热心也是消极漠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困惑的旅行者的心灵逐渐袭入一种奇怪的踌躇；愤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反省一向不假思索就采用的格言是否有错。
中国人能够置贫苦、疾病、混乱于不顾，但仍然保持着欣赏文明的能力，逗乐的闲暇，以及沐浴阳光进行哲学讨论的快乐。所有的中国人从世间万事中都找到欢乐，一句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接着罗素举了一个典型例子：
我记得有一个热天，我们一行人出游，坐轿登山。山道崎岖难行，轿夫十分辛苦。到了旅行的最高峰，我们休息十分钟，让轿夫也可休息一会儿。他们于是就座成一排，取出烟管，互相取笑，仿佛世间万事都已了无牵挂。如果在任何一个工于心计的国家，他们肯定会乘机抱怨酷暑难当，以求增加小费的。
罗素从“轿夫含笑”之中，看出了中国人乐天知命，与世无争的民族性，而大为激赏。我们也应该相信罗素的这一感受是真切的，同时也相信中国苦力的“美德”是出于自然。但这正是由于这点乐天知命，与世无争的态度，令众多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感到有改造国民性的必要。1925年4月29日，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鲁迅最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在他心目中，改造国民性是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主题，因而认为“轿夫含笑”绝不是中国值得骄傲的事情，正是中国人不觉悟的阴影。而罗素怀着的是浪漫的想象，美化了轿夫在苦难中的不得已。把中国人的“不得已”，说成“乐在其中”，是许多洋人谈中国问题的“一厢情愿”与“浅”。这种一厢情愿又往往借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发出一种“但恨不为古人”，或“但恨今人不古”的感慨。这种贵古贱今的态度与守旧是一拍即合的。
罗素说，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很容易将中国误解为像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是一个文物博物馆。在中国的欧洲人除了感兴趣的动机之外，还非常的保守，因为他喜欢每一样特别的，与欧洲大不相同的东西。他们把中国看成一个可欣赏的国家而不是可生活的国家。他们更看重中国的过去，而不为中国的将来考虑。
赵元任曾做过罗素的翻译，他也说，许多外国人到了中国，见不得中国有任何进步或改变，他们恨不得中国人至今过的还是明末清初的生活，对这种心态，赵元任称之为“博物院的中国”的观念。他对这种怀有博物馆心理的人是非常气愤的；“你一年到头在自来水、电灯、钢琴的环境里过舒服了，偶尔到点别致的地方，听点别致的声音，当然是有趣。可是我们中国的人得要在中国过人生常态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着人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来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罗素在《中国人的道德》（Chinese Morals，1932年）里说：“大家都知道威尔斯写的题名为《时间机器》的那本书。那机器能使持有者在时间上向前或向后旅行，能使他看见过去曾是如何以及未来将是如何。但是人们没有悟到在今天那种机器的好处是在环球旅行中也能获得的。一个去纽约或芝加哥的欧洲人能看见未来，那种欧洲也能到达的未来，假如能逃脱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当他去亚洲的时候，他就能看见过去，有人告诉我，在印度他能看见中古，在中国他能看见18世纪。……只有到了中国，他才会有如归的感觉。在中国，在他幽灵的漫游中，他将第一次发现一些依然相信‘生活、自由及幸福之寻求’的人群。”可以说，罗素有时不自觉地也是带着类似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人的，当然我们在毛姆那里也能看到。
中国必须自救
《中国问题》卷首引了《庄子·应帝王》中的一段寓言，说南海之帝王名叫倏，北海之帝王名叫忽，中央之帝王名叫混沌。倏与忽常常到混沌的国里遇会。混沌待他们很好。倏与忽计划报答混沌之美意，道：“人都有七窍（耳朵眼睛嘴和鼻孔），用了去看、听、饮食和呼吸，独有他没有，我们试替他凿开七窍来。”于是他们每天替混沌凿开一窍，到了第七天，混沌就死了。
《庄子·应帝王》是针对帝王而言的，认为作为帝王应当“游心于淡，顺其自然而无容私”，这样天下方能大治，即如郭象所说：“没有成心，任随自然变化的，应当做帝王。”如果像倏与忽那样，想有所作为，去替混沌开凿孔窍，就会把混沌凿死，就会贻害天下。
罗素尽管在书里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在卷首援引这段译文，不过只要联系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实际状况，就不难猜测此处的幽默与讽刺。当时中国正是“混沌”一片，而许多笃信科学万能，并努力于中国全盘西化的苦心人士，正是南海的倏与北海的忽。他们眼见西方文化都有“七窍”，唯独中国却“混沌”一片，于是他们努力为中国凿与西方亦步亦趋的“七窍”。大概在罗素看来，这样的举动即便令中国不死，也无疑让中国变得没有了本来面目，失去其文化的根基。
因此，罗素在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时说，中国必须自救，而不能依靠外人。世界列强的利益与中国的幸福和中国文化的昌盛是无法相容的。因此，中国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千万不能依靠外国人发善心。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重要。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高出一头，但是，中国人为了保持国家独立而降到与我们相同的程度，这无论为他们自己考虑还是为我们考虑都不是好办法。寻求政治独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中国的传统美德和西方的技艺结合的一条途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政治上的独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罗素认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至于中国，如果我们视之为学生，可能又是一例。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这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应该互相学习，中国应当学习西方的长处，学习“具有伦理的和社会的价值的、具有纯粹学术兴味的”科学方法，而西方人应该学习中国人对人生目标的看法。
当然，罗素也注意到了中国旧的本土文化已近死亡，中国的艺术和文学已有所不同。孔子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必须使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而欧洲文明正好投其所需。中国的文化正发生着飞速的变化，这种飞速的变化无疑是必需的。他相信，中国人如果对欧洲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未来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而这两种危险则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产生的。
罗素高度评价“中国新青年的觉醒”，对中国青年学生以热忱而谦逊的态度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精神十分赞赏，并且以此为根据来推测中国的前途。他说：“如果中国能免受外国的戕害，那么，从现在起，这一复兴的精神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新青年所应该确立的目标：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去。”同时，他又告诫说：“没有采纳西方的人生观的必要。如果中国人采纳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那时，汉唐时代远征中亚细亚的历史又将重演，或许仿效忽必烈而去攻击日本。他们将利用天然资源，在国内造就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而在国外却让上百万的人饥饿而死。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学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不能说罗素的担忧毫无道理。其实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关键是应让它为人类造福，而非满足私欲，危害他人。对来自西方的罗素而言，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在精神与文化上的迷惘与危机，已让他对支撑西方精神世界的人生观产生深刻的焦虑，失望之下将之咎为灾难的渊薮。所以，这样的担忧与其说出于对中国前途的善意提醒，毋宁说与他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他当时的心境及文化观念调整有直接关系。
2.“四海之内皆兄弟”——李约瑟重塑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