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第二次上台儿庄战场时，闵少东已经明白了他们这批出川的将士只有血溅沙场这一条路可走。“死于国难，值了。”罗家姑公的儿子说这是闵少东他们四个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民国二十六年秋，闵少卿第一百次出现在天龙庙的小巷里，这个赌棍身上揣着的地契已经没几张了，但他还是梦想着翻本，梦想着赢回输掉的地契。可是，他踏入福宝庄后的半年多时间一直是天龙庙赌徒最兴奋的时光。已经当家作主的闵少卿频频光顾此处，毫无忌惮地耗费着家里的积蓄。在很短的时间里，闵少卿就成功地拥有了那个时代纨绔子弟都具备的赌博技能，他对叉麻将、押大小、掷色子等赌博方法了如指掌。闵少卿赌博的最高境界是与三个赌友拼谁尿得远，在那场闻名四方的赌博中，有百十人亲眼见三个男人光着腚站在大街边，为了一张三十亩的地契而战。最后的结果是，闵少卿以二指宽的距离领先，获得了进入赌场以来最光辉的一次胜利。绝大多数情况下，等待他的是失败。他的每一次到来和离去，都是天龙庙赌徒无比热烈的话题，他们讨论着如何瓜分闵少卿家里的东西。起初，他们从闵少卿那里拿到了地契，闵少卿像分发纸片儿一样地将属于大房的上千亩田地毫不痛心地给了来人。接着，赌徒们又开始拿着扁担、大秤、绳子来了。最后，他们拆除了闵家坝上十间无人居住的古屋，巨大的椽子和青瓦让赌徒们叫苦不迭地搬了三天三夜。
这一次，偷偷摸摸的闵少卿还是被人发现了。几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娃娃挡住了闵少卿的去路，他们声称自己是省立隆昌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他们慷慨激昂地劝说闵少卿去当兵打日本鬼子。闵少卿定了定神，轻描淡写地对那些娃娃脸说了声滚开，厚颜无耻地说我才不去送死哩，要去你们去。说着说着就挤过几个娃娃的包围，进了福宝庄。
福宝庄并没有开局，场子里稀稀拉拉站了十来个人，老板袁四站在赌场中间，正要说话。袁四先向大家鞠了个躬，然后说：各位朋友，福宝庄开了40多年，害了不少人。现在，日本人站到咱们头上拉屎撒尿来了，我不能再干这昧良心的事，我把福宝庄卖了，加上原来收的场地费，一共是一万四千多个大洋。我给老婆儿子留四千，给政府捐了一万，我也要出川打日本了，从今后，这里再没有福宝庄，也没有我袁四，我要能活着回来，再来看大家，要是我死了，大家不要吐我妻儿的口水，他们跟赌场无关。袁四说着说着就流泪了，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指着门外那些举着旗子喊口号的学生说：我舍不得啊，儿子才三岁，要是我死了……袁四的嗓音刚一低沉下去，马上又高扬起来，像一个十分瞌睡又不敢放心闭眼睛的人一样，他抓起桌子上的一个茶杯摔在地上：怕啥，龟儿子才怕死！外头的学生娃娃都要去当兵，老子有后人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总不有让鬼子打进我们四川来吧。
赌场不开了，闵少卿觉得很无趣，悄悄退了出来，漫无目的地沿着那条小巷走，不知觉间来到那个茶馆面前。和赌场一样，茶馆里也人声沸腾，还夹杂着一片哭声。闵少卿奇怪地挤了进去，发现平日里说书的老头不说书了，兀自高高地站在桌子上，用扇子指着一个老汉说：你们看，这个秦老头，大儿子在二十军，二儿子在四十三军，两个月前，两兄弟都战死在上海。他的小儿子就是在外边发传单那个秦小七，还在读书，也报了名去打日本鬼子，后天就要走。那个叫秦老头的人爬上了桌子，对大伙说：大儿子窝囊废，被鬼子一炮炸死了的，连鬼子什么样都没见着。二儿子跟鬼子拼了刺刀，一命抵了一命，算是够本儿了。大儿子白死了，鬼子欠咱们一条命。我让三儿子去，杀一个鬼子，给他大哥报仇，杀两个鬼子，咱们家就清了。要是三儿子再窝囊废，我再去。我要是去了，婆娘老了没有人要，父老乡亲省一口给她吧，别让婆娘们说我们男人心狠，丢下他们不管。说罢，老汉就在桌子上给大家磕头，一声一声，撞在厚厚的楠木桌板上。下头立即就有年轻人不干了，大声地说：老秦，你都５０多了，打鬼子还轮不到你。除非天龙庙的年轻人都死光了，天龙庙的年轻人死光了还有四川的年轻人。另外一个声音又叫了起来：老秦，把你儿子那个账算在我身上。我打死的第一个，先替你们家还账。我要是窝囊废没打死一个鬼子自己先死了，我还有兄弟，他们会替你报仇。
平日里扯鸡骂狗的茶馆变得如此陌生，闵少卿很茫然地退出了茶馆回了家，一路上，他怎么也想不通，远在天边的战争，跟这里的人有什么关系。
战争的影子，最初只是在像天龙庙一样交通发达的地方才有，在道士们替阵亡者招魂的灵幡上，在少数人家的号啕痛哭中，在保长提着的那片慰问阵亡将士家属的猪肉上。一个又一个夜晚，天龙庙街上的狗一次又一次地惊醒熟睡的人们。渐次明亮的窗前，人们辩听着发出哭声的人家后，一个接一个往这家里赶。悲愤、无奈、安慰都在默默中进行，人们按部就班地做着早已熟悉的一切。战争正式到达闵家祠堂是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夜晚，保长提着的不是一片猪肉，而是国防部的公函。先是祠堂里传出低低的啜泣声，然后五大房人都闻声聚集到了祠堂，人们把国防部的公函供在了放置灵牌的房间后，年轻人就哭着喊着要为闵四成报仇。四个已经成年的闵家子弟聚在祠堂那间供奉先人牌位的屋子里，悲愤难抑彻夜难眠。在他们看来，闵家的人可以死于病痛，死于灾难，甚至死于土匪，独独不能死于日本鬼子之手，那是闵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第二天大清早，他们没有跟家人打招呼就前脚跟后脚地出了举人湾，跑到天龙庙街上，在入伍花名册上争先恐后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等他们心神不宁地回到举人湾时，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斥责，而是两桌简单的酒席。那是闵家祠堂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酒席，酒席的焦点不再是长衫白发的长者，而是一个个即将远征的后生。闵少卿的父辈们第一次感到了后生的力量，他们在叮嘱和唠叨后将数不清的赞美之词给予了这些年轻人。四个子弟中年龄最大的闵乾东哭着说：我们要是死了，祠堂里给我们留个牌位；我们要是活着，不把日本人打败，绝不回来。第三天早上，四个子弟站成一排，参差不齐地向祠堂的牌位和长辈晚辈们鞠了三躬，闵乾东说：忠孝难两全，你们保重。然后，头也不回地出了祠堂。多年以后，我听罗家姑公那个左半边身体被日本鬼子炸毁却逃了回来的儿子说，他们的第一仗不知道在哪儿打的，或许是河南或许是山东，反正是在一个土堆后边，四五个人合用一条枪。他们甚至连鬼子什么样子都没见着，炮弹就像蝗虫一样扑了过来，连长被炸死后，他们就做了鸟散。那一仗把他们所有新兵都打懵了，他们原以为可以拼刺刀，原以为大不了两三个人对付一个日本鬼子总行吧，要不然拉响手榴弹冲入敌群，一要命换十条命。可没想到对方连机会都没给，鬼子还没见着，钢铁和炸药直接就倾泻过来，把他们的刚毅和勇气打得魂飞魄散。熟读诗书的闵乾东带着大家一口气跑了十多里地，才在散兵收集处找到当兵的感觉。然后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们不知道那个叫日本的蕞尔小国怎么能生产出如此多的炮弹，他们也搞不清楚泱泱华夏，地广人多，怎么就打不过这个东瀛小国。等到第二次上台儿庄战场时，闵乾东已经明白了他们这批出川的将士只有血溅沙场这一条路可走。“死于国难，值了。”罗家姑公的儿子说这是他们四个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一年之后罗家姑公的儿子才拖着右半边身子，带着国防部的公函来到了早已流干泪水的举人湾，通报了闵乾东他们的死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