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令人感到有趣，并且想要更进一步调查。纳维尔本想在下一个调查季接着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可惜战争爆发，连续几年都无法在埃及从事考古活动。一直到1925年，埃及考古基金会才重新组织考古调查队，但是新的队长不是纳维尔，而是一位年轻的古埃及学者亨利·法兰克佛（Henry Frankfort）。
法兰克佛的证据
后来成为伦敦大学前古典太古时代（Preclassic Antiquity）专家而名噪一时的法兰克佛教授，接下这个考古任务后，从1925至1930年，连续主持了好几季的欧希里恩考古活动，彻底地挖掘、调查了该地的古迹，并就他所知的，找到了足够的证据，“确定了建筑物的建造年代”。他找到的证据主要有：
①中央大厅主要入口处南端的上方，有一个花岗岩的鸠尾榫（dovetail），上面雕刻有塞提一世的徽纹记号。
②中央大厅的东面墙壁的内侧，有类似的鸠尾榫。
③北侧长方形房间的屋顶上，有一幅描写天文光景的图画，和一些塞提一世的碑文浮雕。
④南侧的长方形房间中，也有描绘着类似风光的浮雕。
⑤在入口通路上发现了一块石灰岩的破片，上面刻着“塞提侍奉欧西里斯”。
读者或许还记得列明集体自杀（lemming behavior，老鼠繁殖到达顶点后，便往海洋方向移动，大量溺死的行为）之类的社会行为。学者对于狮身人面像和河岸神殿的年代问题，也发生过向相反方向大移动的集体自杀行为（原因只因为发现了几个石像，和一个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法兰克佛在阿比多斯的发现，也造成了学界对欧希里恩的年代问题上，有180度态度大转变。1914年，学者还口口声声说欧希里恩是“埃及最古老的石造建筑”，到1933年时，他们却突然转而相信那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塞提一世统治时代的一座死者纪念碑了。
然后又经过了10年，古埃及学的教科书已普遍认定欧希里恩的建筑为塞提一世的丰功伟绩，而且写的就好像那是经验与观察而得到的史实，而非一种观测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它不但不是史实，而且只是法兰克佛基于他发现的物证，而发表出来的个人见解罢了。
对于欧希里恩，我们惟一能确定的便是一些塞提一世的碑文及装饰品的出土物，而可以让我们与人物、年代等连结的就只有这些了。从这些文物与塞提一世之间的关联，我们当然可以解释欧希里恩为塞提一世所建造的。法兰克佛便是如此主张。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那便是由于出土的装饰品其实相当的破旧寒碜，而碑文上的徽纹记号也并不丰富，或许这些并非存在于这些原始建筑时，而是在修缮、复原它的时候加在其上的（也就是说，采信纳维尔和一些其他学者的建议，欧希里恩是在塞提以前的年代所建的）。
也就是说，关于欧希里恩的起源，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抵触的假设：（A）它是埃及最古老的建筑物，（B）它是新王朝时代的作品。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假设分别有哪些优劣之处。
现代古埃及学者接受的为（B）假设，认定欧希里恩是塞提一世所建立的死者纪念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讨，会发现碑文、徽纹记号等均属间接证据，不但不能证明什么，有的甚至会与法兰克佛的见解互相矛盾。例如，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灰岩破片中，我们发现“塞提侍奉欧西里斯”的字样。这不像对一位原始建造者的赞美，倒像是对修复者的赞美，赞美塞提一世修复，甚至增筑了“开天辟地”的神圣时代所有的太古建筑。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其实相当棘手，也被学者忽略了。那便是被发现有塞提一世装饰及碑文的两间南北向的“扁长室”（transverse chambers）的位置，是在欧希里恩20英尺的厚壁之外。在厚壁之内的巨石建筑物中，并无任何的装饰。这使得纳维尔合理地提出怀疑（法兰克佛却有意忽略），认为后来的两间扁长室与建筑本体并不属于同一的年代，房间可能是在建筑本体完成后经过许多年，在塞提一世时代“当他建设他自己的神殿时”才加出来的。
因此，我们认为假设（B）的基础是建立在法兰克佛从少数的出土文物中做的一些不足采信的解释之上。
相对地，假设（A）的欧希里恩的中心建造物是在塞提一世时代以前好几千年便已完成的说法，则是建立在对建筑物样式的观察上。根据纳维尔的观察，欧希里恩和基沙的河岸神殿形式相近，显示两者是出于同一时代，同一个用巨石建筑的时代。”同样地，玛格丽特·穆瑞至死仍相信，欧希里恩不是死者的纪念碑，更不可能是塞提的纪念碑。她说：
这座建筑物是为赞美欧西里斯的秘迹而建，在埃及现存的建筑物中极为特别，显然年代非常久远。它使用的大型石块，正是古王朝时代的特征。而且简单的式样，正说明了它来自一个古老的时代。装饰为塞提一世所加上的。塞提用这个方法来主张他对建筑物的所有权。过去很多法老都以放上自己的名字，来主张对以前法老的建筑物的所有。因此，名字的意义并不大。在考证埃及建筑物的年代时，有意义的是建筑物的式样、石工技术的种类、石块切合的方法等，而非上面刻着的国王的名字。
法兰克佛对这一番忠告应该更注意倾听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禁对他所谓的“死者纪念碑”有所困惑，而曾表示过：“我们必须承认，第十九王朝中并无类似的建筑物。”
其实不止第十九王朝。和欧希里恩类似的建筑物，除了河岸神殿和基沙的巨石建造物以外，在漫长的埃及历史中，竟然一座也没有。而河岸神殿等几个所谓老王朝建筑的巨石作品，似乎独树一格，互相有很多的类似点，但和其他地方的其他建筑便截然不同，而它们原始的建筑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无人知道。
为什么我们非要将这些建筑物派给法老时代，而不愿意承认它们可能是在史前时代时便已完成的？从狮身人面像、河岸神殿，到现在的欧希里恩，没有一样直接证据，可以断然证明它们是由谁建起来的。仅凭着一些模糊假设和少数的证物，我们便硬将这些建筑与某个特定的法老（如卡夫拉、塞提一世）拉在一起。除了徒增这些建筑物的神秘性外，有什么好处？
那些少数的证物，难道不会仅为后来的法老，在修复古老的建筑物时，为与古老时代建立连结，而故意遗留下来的物品？
张帆航向砂与时间的海
离开阿比多斯之前，我还想去确认一样谜题。那谜题被埋没在离欧希里恩西北1公里左右的沙漠中，被滚滚黄沙包围的古代坟场之下。
坟场的大部分坟墓属于王朝时代初期，或更久以前时代的统治者，胡狼之神阿奴比斯和乌普奥特统治时代的文物。身为开道者、灵魂的守护者的胡狼，一直是很多神秘故事的主角。阿比多斯每年都以阿奴比斯的神话故事为蓝图，演出祭神仪式，而且这仪式显然从有古埃及历史以来便已存在。
阿奴比斯守护的似乎不止亡灵，还有更多的谜题，而欧希里恩便是最大的不解之谜之一。难道学者们不该做更深入、详细的调查？学者的任务难道不就是要解开这类的谜题？沙漠中埋藏着12只船首高耸的航海船，难道不是一个大家都急切想知道答案的谜题吗？
而我要做的正是通过胡狼神的坟场，到埋藏那12艘船只的地方，一探究竟。
英国卫报（Guardian），1991年12月21日：尼罗河深处发观古埃及皇家舰队。一队由美国及埃及考古学家所组合的探险队，最近在离尼罗河岸8英里的阿比多斯地方，发现了12艘古埃及木船……根据专家表示，每艘船大约长50至60英尺，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是观在所找到的埃及最古老的船只……专家还说这些9月份便发观的船只，可能是为陪葬法老，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到远方旅行而造的。“我们从来没想到会发现这种船队，尤其在离尼罗河这么远的地方。”探险队长，同时也为宾州大学博物馆埃及文物组长的大卫·欧康诺（David O’Connor）说……
舰队被埋藏于一个由泥砖围起来的庇荫中，而这一块地方则被认为是公元前2700年左右，统治埃及的第二王朝法老卡色卡汉维（Khasekhemwy）的葬祭殿（mortuary temple）。不过，欧康诺却很有把握地认为那些船只和卡色卡汉维没有直接关系，而与附近（而且大都崩坏）的“第一王朝初期的法老德贺（Djer）的王墓有关。船墓不像比王墓更为古老，有可能就为德贺土所建，不过还需要经过证明”。
沙漠突然吹过一阵强风，细沙满天飞舞。为了避风，我躲到卡色卡汉维王殿堂的围篱墙壁下。这里与宾州大学的探险队重新将船只埋入的地点（他们在正当的防护理由下，再度将船只埋回地下）已非常接近。1991年偶然发现那船队以后，考古学家们原本希望1992年能够回来继续挖掘，但是在许多事情的拖累下，一直到1993年的现在，他们还没有重新回来的计划。
在我做研究的过程中，欧康诺曾经寄给我他1991年正式的挖掘报告，中间提到那些船只其实可能长达72英尺。他同时还提到，埋葬这些船只的船形砖墓，在早期的王朝时代，很可能是在地上，一个个挺立于沙漠中。在全新的时候，那种砖墙林立的景象，必定相当壮观：
每个坟墓，原始时候，必定都抹有厚厚的泥土，并涂上白色外装，因此，视觉上就好像12艘（或更多）巨大的船只“停泊”在沙漠上，在埃及灿烂的太阳光下，大放光芒。这些船只处于停泊状态的意识强烈，在数个坟墓的船首和船尾下，发现有形状不统一的玉石。这些玉石不可能是偶然或天生，而必须是有意摆放在那里的。从位置来看，玉石也一定是故意，而不是无意放置着的。我可以把它们想成是帮助船停泊的“锚”。
正如同基沙的大金字塔旁地下发现的140英尺航海船（见本书第33章），从阿比多斯的船只构造上，我们不难发现，它们足以应付大洋上任何恶劣的天候和激荡的波浪。得克萨斯州A＆M大学的航海考古学家雪儿·海丹（Cheryl Haldane）认为这些船只的设计精良，“使用高度的技术，而船姿优美更不在话下”。因此，和大金字塔的船一样的是（不过至少要更古老500年），阿比多斯船队似乎很明白地显示，埃及人在3000年悠久历史的最初期，便已积蓄有丰富的航海传统。而从早在埋藏阿比多斯船只的1500年以前（也就是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在尼罗河谷中发现的最早的埃及壁画中，我们便已看到了流线型高性能的大船在水上航行。
是否有可能，早在有正式文字历史前的公元前3000年，便有一支具备丰富航海经验的人们，来到尼罗河谷，并与当地的土著住民有了接触？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便不难解释从埃及沙漠中发现船只这种重复出现、无法解释的怪现象了（金字塔经文中也描写到非常复杂的船只构造，有的长度更达2000英尺）。
在提出这些疑问的同时，我还怀疑船只在古埃及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很多学者都先后指出过，船只是为了载运法老的灵魂而建造的。不过，我觉得，象征意义并不能够解答为什么埋藏于地下的船只，是以如此高度的技术水准制造而成的。这种高超的设计与制作技术，必须是有多年的经验发展出来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探究一下——就算为了否定有这种可能——基沙和阿比多斯的船只，不是由那些热爱自己土地，在河边定居，从事农业的古埃及人所制造出来，而是出自于另外一批更高等的、有航海文化的人手中？
既然有高度的航海文化，这批人必定知道如何从星象的观察探知方位，并且为能航行远洋，而发展出制作地图的技术。
是否有可能，这个文化，同时也精于建筑与石工，专门制作以多角形的巨石盖起如河岸神殿、欧希里恩之类的建筑物？
而且，有没有可能，这些人与“开天辟地”创始万物的神明们，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不但带给埃及人文明、建筑、天文、算术与文学的知识，而且还传给他们许多实用的技术，包括埃及人受惠最深的农业。
我们从各种迹象中发现，尼罗河谷在北半球冰河期的末尾曾经有过农业文明，以大规模的农业栽培实验，创造了地方的“飞跃”性发展。然而，从它飞跃的特质来看，这个农业文明不是由本土发展出，而只有可能是经外来、不知名的思考的引介，才得以发展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