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以下简称《集王圣教序》碑），30行，行80余字不等，咸亨三年立。因碑首著七佛头，世称“七佛圣教”，今存西安碑林。终唐之世，此碑颇为士林所重，学者翕然风从，入宋，俗手之临仿虽有“院体”之訾，亦未减此碑之光华。至有明弘正间，士大夫“购求一本，往往倾囊倒箧”。
以此碑为行书入门范本之习书者，可谓众矣，至如以碑中字为怀仁一手摹勒王羲之真迹而成，进而迷信此碑者，亦复不少。然详作钩稽，笔者发现此碑问题很多，值得深入探讨。
按：此碑所刻内容计6部分：
1.唐太宗《三藏圣教序》
2.唐太宗笺答一
3.唐高宗《述圣记》
4.唐高宗笺答一
5.玄奘奉敕所译《心经》
6.润色“经”“论”于志宁等五人名衔
上列诸条，除太宗之《序》而外，其余各部分均存疑窦，兹分陈如次：
（一）高宗笺答及《述圣记》文题问题
贞观19年，西游上国的玄奘法师取经返回长安，奉太宗敕于弘福寺翻译梵典。20年秋7月，法师进新译众经、论于太宗，恳求“曲垂神翰，题制一序”，太宗未许，贞观22年，玄奘再请，太宗方神笔自写，成“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文，凡781字，其时，皇太子李治奉观圣文，为制《述圣论》一篇。玄奘对父子二人所作之文，均曾上表陈谢，文皇、太子各有笺答。
今碑中所刻文皇笺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续高僧传·玄奘传》、《文苑英华》、《全唐文》、《四库全书》诸本所载完全相同，与史实亦无乖。但碑中所刻高宗笺答却颇值商榷。兹移录碑刻如下：
“治素无才学，性不聪敏，内典诸文，殊未观揽，所作论序，鄙拙尤繁。忽见来书，褒扬赞述，抚躬自省，惭悚交并，劳师等远臻，深以为愧。”
此笺答《文苑英华》、《续高僧传·玄奘传》不录；《全唐文》、《四库全书》所录与碑刻同；惟《慈恩传》卷七所录此笺答，“论序”二字作“序记”。此二字之差，似从未有人注意。
检《慈恩传》卷七，贞观22年，太子李治奉太宗敕为玄奘所进《菩萨藏经》亦制有一序。此文即《全唐文》卷十五所载之《三藏圣教后序》（毕沅《关中金石记》谓此文不传，为之失笑！）。揆之以理，玄奘亦必表谢，太子亦必笺答。笔者以为今碑中所刻高宗笺答乃是为此次谢表而答，而非为前玄奘谢《述圣记》之表而答（玄奘谢《述圣记》表，见《慈恩传》卷七，有“皇太子殿下，发挥睿藻，再述天文”云云）。
何以见得？试细读《述圣记》，未云：“伏见御制众经、论序，照古腾今。……治辄以轻尘足岳，坠露添流，略举大纲，以为斯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太子此文乃是依文皇之作而加阐发，名之为“记”而非“序”甚明，则太子“所作论序”者，当别为一事！其所指，也就只能《三藏圣教后序》了。
既然如此，碑中所刻高宗笺答附于《述圣记》之后，则风马牛不相及，可谓答非所答矣！
《慈恩传》计十卷，前五卷慧立撰，后五卷为彦悰增益，时在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上距咸亨立碑16年。所以说，彦悰有可能是发现碑中笑话之第一人。《慈恩传》卷七录此笺答，彦悰移花接木，更以“序记”二字，信乎天衣无缝矣。
其次，碑中所刻《述圣记》文题，作“皇帝在春宫述三藏圣教序记”或“述圣记”均无不可（《全唐文》、《四库全书》称前者；《续记僧传·玄奘传》《玄奘塔铭》称后者）。惟是碑称“述三藏圣记”不妥。盖“圣”者，太宗天文也，太宗文前以“三藏”，不亦谬乎？且前置“皇帝在春宫”云云，亦非通文辞者所为！检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碑，题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王行满《圣教序》碑，题为“皇帝述圣记”。褚、王所题，“春宫日制”均未置文题之中，文辞雅训，与是碑相较，优劣自彰。第二，是碑文题“三藏”后空两格再续以“圣记”二字为一行（碑之第14行。大部分剪裱影印本无从察觉，须看整拓或原碑）。唐碑殊无此例，此又一纰。
（二）《心经》问题
武汉古籍书店影印《宋拓第一圣教序》前，环山方士庶录苏东坡一跋，谓贞观末“弘福寺僧怀仁，……征右军笔札，有投只字，赉以寸金，……不阅岁而得二千余字，鸿业竣焉，……高宗咸亨时，续以般若多心经，摹勒上石。”意谓咸亨后临时补《心经》勒石。梁章钜不以为然，他说：“心经者，书家谓非右军笔，然行体大率如前，未易訾议，非右军书，哪得便与同石？”可见前人对《心经》亦有些看法。
又，（宋）宋敏求《长安志》“兴福寺”条：“贞观8年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立为弘福寺，神龙中改为兴福寺，……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两京城坊考》同此。二书所记均未明言碑中附有《心经》。《心经》为今存集王圣教碑之重要内容，份量仅次于《序》《记》，且今七佛圣教序碑并未有贺兰敏之《金刚经》，二书所记集王碑必另有所指，由此可见唐时所刻集王圣教碑，有附《心经》者，有不附《心经》者，则《心经》是否为怀仁所集就大可怀疑了。
是碑所刻《心经》本身亦有许多疑问：
A：别字：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色声香味触法’诸‘色’字，乃是‘包’字。……昔人无言及之者。”《启功丛稿》：“经中‘般’字，有的实是‘股’字（27、28行）。”
B：误字：《启功丛稿》：“唐人翻译经咒，对音用字，非常严格。‘般若’的‘般’不用‘波’，‘波罗’的‘波’不用‘般’。因为‘般’字音的收尾处与‘若’字音的初发处一致，可以衔接，正好用以表现连绵的梵音。所以‘般若’不用‘波若’。而该刻两句‘波罗揭谛’都作‘般罗揭谛’”。
C：经题：《启功丛稿》：“‘般若’的译义是‘智慧’，‘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心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也有简称《波若心经》的。此碑《心经》尾题作《般若多心经》，如是全称，他少了‘波罗蜜’；如从简称，又多了一‘多’。唐代《颖川陈公密造心经碑》虽有差误处，但并不普遍。”对于经题之差误，除启功先生所举《陈公密造心经碑》一例外，笔者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亦检得一条。《酉阳杂俎》卷五“寺塔记”云：“大银像高六尺余，古样精巧。又有嵌七宝字《多心经》小屏风。”可见，这往往是不谙佛学者之差误，宋明此误渐多。
以上诸误，启功先生认为是怀仁“内学”不精所致，如此推测，似过武断。确实，唐译佛经，须经主译、证义、证文、度语（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色、焚呗等十余道程序方始告终，的是谨严。况《心经》乃释家经典，日常诵习，怀仁有此差误，实在不太可能。这是该碑最为严重的疑窦。
有关该碑《心经》一事，前人之论，有一疏误：王昶《金石萃编》卷四九：“唯八月三日内出《心经》刻入碑中者，《传》无所考。按各梵经皆有缘起，今此《心经》出自大内，不知属于何部。……贞观22年，《大般若经》尚未翻译，太宗或先译就，书以行世，故从‘内出’也。”王氏以碑刻第23行“贞观廿二年八月三日内出”与第24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连读，今观整拓，为之捧腹。所谓“内出”，乃是就二圣《序》《记》而言，非谓《心经》出自大内也。故王氏未见原碑与整拓无疑，以剪裱本持论，故尔贻笑。
（三）于志宁等名衔问题
《集王圣教序》碑所刻诸臣润色“经”“论”事，计五人：
1.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
2.中书令南阳县开国男来济
3.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
4.守黄门侍郎兼左庶子薛元超
5.守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府
润色经论之请，缘于玄奘。《慈恩传》卷八：“显庆元年正月，……戊子，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因参法师，遂问曰：‘翻经固法门之美，未审更有何事可以光扬？’”玄奘备述苻姚、齐、梁、周、隋及贞观初君臣襄助之故实，有“今独无此”之叹，希望薛、李能致言高宗。后“天皇可之”。“壬辰，光禄大夫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监修国史柱国固安县开国公崔敦礼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检校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旧唐书·玄奘传》所列润色诸臣名同此。
以碑刻与《慈恩传》、《旧唐书·玄奘传》对勘，碑刻缺杜正伦名衔。诸臣为经论润色，是玄奘辈求之不得之“护法”，佛门盛事，岂可等闲视之？遗杜正伦这一三品大员，令人费解。后之《续高僧传·玄奘传》所列五人同《集王圣教序》碑，至此，史误？碑误？传误？殊难索解矣！
若从是碑所刻诸臣结衔考之，除于志宁之外，其余均有疑虑，试分而述之：
1.于志宁（588年—665年）：永徽元年封燕国公，二年升任尚书左仆射，显庆元年迁太子太傅，麟德二年卒，终官太子太傅。咸亨立碑时，志宁殁已7年，故结衔可从。
2.来济（610年—666年）：永徽五年封南阳开国男，六年迁中书令，显庆元年兼太子宾客，进爵为侯。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寻左授台州刺史，龙朔二年，“突厥入寇，济总兵拒之，……不释甲赴贼，……没于阵。”后赠楚州刺史。由此可知碑中结衔不妥。
3.许敬宗（592—672）：《新唐书》列许为奸臣。贞观末封高阳县男，永徽六年拜礼部尚书，显庆元年加太子宾客，寻册拜侍中，三年进封郡公，龙朔三年加光禄大夫，寻册太子少师，咸亨三年卒，册赠开府仪同三司。碑中结衔，非其咸亨之职。
4.薛元超（622—683）：永徽六年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显庆三年贬为简州刺史，岁余，“西台侍郎上官仪伏诛……（元超）坐与文章款密，配流巂州。”上元初始赦还，弘道元年卒。薛元超是咸亨立碑时唯一健在者，碑中结衔亦不以咸亨时官阶，就更失妥当。
5.李义府（614—666）：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寻擢拜中书侍郎，显庆元年兼太子右庶子，二年左贬普州刺史，四年复召义府兼吏部尚书，龙朔元年丁母忧去职，二年，起复为司列太常伯，后蓄邪黩货，稔恶嫉贤，除名长流巂州，乾封元年大赦，亦不许还，忧愤而死。观碑中结衔亦为其显庆时旧职。
四人结衔之失，王昶以为“所列诸臣之衔皆就其先后奉敕时官衔书之，非咸亨时见在之衔。……沙门辈惟知以官阀为荣，并举而列之。”试问，既“惟知以官阀为荣”则不当遗杜正伦，且五人之中，大奸居其二（许、李），元超亦近奸党，有何荣耀？若说咸亨三年末立碑，许敬宗新亡，尚未盖棺定论，则李义府窜流，薛元超发配，忠佞公论，上下皆知，独怀仁不然？怀仁不当此咎，则立碑之“京城法侣”辈责无旁贷（碑末有“京城法侣建立”云云）。身处帝都，不闻国事若此，咸亨时沙门辈之浅妄，亦可见一斑。
碑中所列五人润色事附于《心经》之后，也极易引起误会。按《心经》为玄奘所译众经论中之一部，诸臣之责，岂独润此一经？这与高宗笺答附于《述圣记》末一样，亦显得关联失据，非通识者所为。
综上所述，该碑后五部分内容，均有不周详处，有的问题还甚为严重。若全部归罪于怀仁，是难以成说的。碑中之差误，显系后之续貂者所为。
笔者的意见是，该碑全部内容，只有太宗一序为怀仁所集，其余各部分均未可轻信。前引苏东坡跋，似有此暗示。苏跋云：“（文皇）御制序文，弁诸经之首，……当时在廷虞褚诸臣，并精书体，以圣教庄严，不付缮写，欲得王羲之字填文。……敕弘福寺僧怀仁，大开溥福之坛，广宣净业之旨，明圣教因缘，征右军笔札，有投只字，赉以寸金。仰佛慈灵，遗迹响应，不阅岁而得二千余字，鸿业竣焉。……锦背金褾，擅函玉轴，冠诸梵典，藏于西京翻经禅院。至高宗咸亨时，续以般若多心经摹勒上石。”从东坡此跋看，怀仁所集似乎只有太宗一序而已。以理度之，集字既以“冠诸梵典”为目的，实不必集书《心经》，盖《心经》亦诸梵典之一也。正如今日为某书作序，序成，何必又附书中某章节共冠书首？太宗笺答，虽宸翰可宝，性质不过书疏，与经义无涉，冠诸梵典之首亦蛇足耳！所以，怀仁集字与咸亨立碑应作两件事分别对待，内容多寡自亦有异。
当然，东坡此跋有一史实之误需加更正。所谓“虞褚诸臣，并精书体”不假，“当时在廷”则失之。考新旧唐书虞世南本传，世南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生，贞观十三年（639年）卒，享年81岁。贞观廿二年太宗制序时，虞氏已殁近十年矣。
通过以上梳理，尚可对怀仁卒年及《集王圣教序》碑所立之寺略作推阐。怀仁非高僧大德，留名后世，唯赖此碑，其生卒年月，文献无足征，十分遗憾。今据碑中《心经》及诸臣润色题名之严重差误可知，怀仁当卒于咸亨三年之前，不然，碑中诸失，岂能为怀仁所容忍？此差可补史之阙。
该碑所立之地，前人多以为在弘福寺。按，前引宋敏求《长安志》明言碑有贺兰敏之《金刚经》，与今之“七佛圣教序”碑别为二物无疑。贺兰敏之，武后朝书家，距咸亨很近，弘福寺若已有“七佛圣教序”碑，数十年之内，尚无翻刻之理。一寺而二集王圣教碑则更不可想象。若是，则“七佛教序”碑必立他寺。林侗《来斋金石考略》卷下云：“太宗喜右军真迹，寺僧怀仁以一金钱易一字，集成斯碑，合二宗序记批答并心经勒成，以天竺仪仗导至慈恩，天子御楼以观，可谓盛矣。”林氏以为《集王圣教序》碑立慈恩寺，非是。林氏所指乃是《大慈恩寺碑》。《慈恩传》卷八：“帝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侍送，乃率慈恩众徒及京城僧尼营幢盖、宝帐、旛华，共至芳林门迎。……幢旛等次第排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看来，林侗是把高宗御撰御书的《大慈恩寺碑》错认为怀仁《集王圣教碑》了。按，此前永徽四年，褚遂良已书二圣序记，勒于碑石，置慈恩寺雁塔这下，此事为玄奘亲自操持，事见《慈恩传》。咸亨时，距此仅20年，复置集王碑，实不可能。
咸亨三年的《集王圣教序》碑，必置于长安千福寺。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京城四”记千福寺有一《圣教序碑》，《两京城坊考》同。但均语焉末详。今人曹尔琴则迳指千福寺此碑为怀仁集右军书，然未知何以为据。按，千福寺位于长安朱雀门第四街，“本章怀太子宅，咸亨四年舍立为寺，大中六年改兴元寺。”《集王圣教碑》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立，与咸亨四年舍宅为寺时间较为切合，且章怀太子者，皇家麟凤，其宅第当极为豪盛，僧徒得王孙恩泽，立此一碑，固当在情理之中。不然，咸亨三、四年，长安殊无重大佛事，是碑之建，难寻缘由。检比丘明复所撰《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怀仁，唐比丘，住长千福寺，博通书学，尝集王羲之字成圣教序，千古珍之。”明复谓怀仁为千福寺僧人固误，然此误之由，抑亦因碑立千福寺而产生附会？
《集王圣教序》碑托名怀仁已千数百年，其间，惟董其昌稍有异说，然仅止于“墨本”与“刻本”之异，董氏《戏鸿堂法帖·跋怀仁圣教序真迹》：“古人摹书用硬黄，自运用绢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书缥字，与《内景经》同一黄素，知为怀仁一笔自书无疑。”启功先生却以为笑柄。先生另有一绝赞怀仁：“集书辛苦倍书丹，内学何如外学宽；多智怀仁寻护法，半求王字半求官。”但先生还是发现了此碑的一些问题，惜未克深究，笔者在此聊陈管见，敢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