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因事前往卢比扬卡的维纳威尔最先获悉奥·曼案件的进展：“气氛有些特殊，一片忙乱，交头接耳……”结果，案件果真突然得到重审，并作出新的判决，即所谓“十二城之外”一种变相流放手段，即不允许被流放者在十二个大中城市居住。。这一切进展神速，重审只花费了一天时间，要么就是几小时。这一速度证明了一个奇迹：只要上面按下按钮，官僚机器便会体现出惊人的灵敏度。
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奇迹的效果便越是强烈。我们因各种奇迹而欢欣，带着东方百姓甚至是亚述庶人的率真接受它们。奇迹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有谁没有给最高层写过信，致信那些声名最为显赫的人物？要知道，这样一封信就是在祈求奇迹的降临。那堆积如山的信件若能保留下来，定会成为历史学家的真正宝库：在那些信件里留有我们时代的生活印记，其真实程度超过任何其他类型的文献，因为它们诉说的是委屈、欺辱、打击、陷阱和圈套。但是，要想读懂它们，透过语言的浮尘捕捉细微的真实，仍需付出西叙福斯式的艰辛努力。要知道，我们得在这些信件中保持一种特殊的风格和考究的苏维埃式谦恭，要用报纸社论的语言来叙述自己的不幸。只要“自下而上地”看一眼这一摞摞信件，便可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人们对奇迹的迫切需求，换句话说，没有奇迹是活不下去的。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奇迹发生，写信者最终面对的仍将是痛苦的失望。乞求者们对此毫无准备，虽然民间智慧自古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奇迹只是转瞬即逝、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一道闪光。在三个愿望相继实现之后，主人公手里还剩下什么？夜间在瘸腿人那里得到的黄金，在清晨又变成了什么？一块黏土，一把尘土……只有那种不需要奇迹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奥·曼的案子派生出一连串口口相传的奇迹故事，那些奇迹自天而降，犹如一声惊雷，一阵普降善意的暴风雨，如果暴风雨也能普降善意的话……可毕竟是奇迹救了我们，给了我们为期三年的沃罗涅日生活。没有奇迹怎么能行？那可不行……
E.X.给我们发来电报，通知案件的改判。我们把电报拿给警备长看，他耸了耸肩膀：“蜗牛爬路……等我们接到通知，怕是要下雪了……”他还提醒我们该出院了，要我们给自己找个过冬的住处：“你们要找个墙上没缝的屋子。这儿的冬天可够受的。”
正式电文在次日到来。警备长或许不会马上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但在他上班之前，两位姑娘对我们说起这份电报，她俩一位是电报员，一位是收发员，奥·曼已经与她俩聊起天，开起玩笑。我们前往警备长办公室，长时间地等待“主人”。他当着我们的面读了电报，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你们的亲戚干的吧？……我哪里晓得！”他一连两三天不放奥·曼走，这让我们很是焦急，直到他最终等到来自莫斯科的一份电文，确认前封电报的确是政府公文，而非由他负责看管的这位流放犯人那些机灵的亲戚们之伪造。他立即把我们叫过去，让我们选择一座城市。必须马上作出决定，警备长坚决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电报上并未让他给我们留下思考的时间。“马上决定！”他说道，于是，我们便在他的注视下选择居住城市。我们不了解外省，在十二个禁止居住的城市之外，在那些同样不许落脚的地区之外，我们没有一位熟人。奥·曼突然想起，塔什干大学的生物学家列昂诺夫曾夸赞自己的诞生地沃罗涅日。列昂诺夫的父亲是沃罗涅日的一名狱医。“谁知道呢，或许还需要一名狱医。”奥·曼说，于是我们选中了沃罗涅日。警备长开具了证书。事情的突然转折让他大为吃惊，也就是说，此案的重审速度之快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使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客气，他让公家的马车拉我们的东西去码头。我们租不到私家马，因为私家马已被不久前进行的集体化运动劫掠一空。在最后一刻，警备长祝愿我们万事如意，看来，他甚至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因为他成了“自天而降”的奇迹之最初的见证人之一……
然而，那位女管理员却相反，她完全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能得到如此关照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默默的责备。她当然能认定，奥·曼做出了某些可怕的效忠举动，否则“他们”是不会放他出魔爪的，一如他们从未放出任何一位深陷魔爪的人。女管理员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在我们这个国家，人们养成一种奇特但却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心主义，即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经验。对于她来说，奥·曼是“自己人”，可三年之后她已经明白，远非所有的流放犯均可归入“自己人”范畴，对流放犯也应当守口如瓶。意外获得宽恕的奥·曼（对于切尔登的流放犯来说，被流放至沃罗涅日就像是步入天堂），在她看来已成为一个陌生、可疑的人。我想，切尔登的流放犯们在我们离开之后会长时间地回忆，想想有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什么危险的话，他们会展开讨论，讨论我们是不是被专门派去打探他们的思想和秘密的。不应该生那位女管理员的气，我若处在她的境地也会那么想。相互信任的丧失，是社会在我们这种专制统治下出现分裂的第一个征兆，而这正是我们的领导人们所希望看到的。
对于我来说女管理员也是一个“陌生人”，她说的许多话我都听不懂。我们有一些走了样的正统看法，我们失去了理智，用半疯狂的眼睛打量世界，认为“被认知的”和“尚未被认知的”这两者间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关联。在那值得记住的一年里，我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但这还不够。女管理员强调，他们所有人都完全是非法遭到流放的。比如说她，她在被捕时已经脱离党内工作，她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却也被抓了起来。“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可我这个野蛮人，或者说是被听到的话弄得云里雾里的人，却难以理解她给出的理由：如果她自己也承认她曾属于某个被摧毁的党派，那她为什么还要为遭到流放而抱怨呢？就我们的标准来看，结果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们的标准”在我看来是可怕的、残酷的，但现实就是如此，强大的政权无法容忍显在的敌手，尽管这些敌手已偃旗息鼓，但他们依然具有潜在的活动能力。我很难被政府的宣传所左右，但我还是被灌输进一些野蛮的正确观念。而纳尔布特，则是一个更能接受新法律的学生。在他看来，奥·曼不可能不被流放：“政府难道不需要自卫吗？如果它不这样做的话，你想想结果……”我没有反驳。不值得去争论，不值得去解释，称尚未发表的、从未在大会上朗诵过的诗作等于思想，而仅凭思想是不能流放人的。个人的不幸才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有些像是真正的人，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曾因混乱而感到恐惧，于是突然之间，我们全都立即开始祈求强权和铁腕，希望强权和铁腕把躁动不安的人流全都纳入河床。对于混乱的恐惧或许是我们最常在的情感，我们至今也未能彻底摆脱它，它构成一种遗产。无论是目睹过革命的老人，还是尚且一无所知的青年，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正是他自己将成为造反民众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常常听到人们在无休止地重复：“我们会首先被送上绞架的。”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赫尔岑关于知识分子所说的话，即知识分子如此害怕人民，以至于他们宁愿被缚住手脚，只要不给人民松绑。
让历史进程平坦化，消除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坑洼沟坎，以免再出现任何意外事件，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平缓流淌，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这种幻想让我们做好一种心理准备，以迎接那些能左右我们道路的智者之降临。既然有了这些智者，我们便不再需要擅自行动，而只须等待直截了当的指令和内容精确的处方。要知道，无论你我还是他人都开不出这种完美的处方，因此，需要因为那些自上而下赐予我们的一切而表示感激。我们只敢在某些个人场合提出某种建议，比如，在完成艺术中的社会订货时，能否允许出现多种不同风格？我们很想这样……我们这些盲人自身也在为思想的一致而斗争，因为在每一个异议、每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中，我们都会重新感觉到无政府主义和难以克服的混乱。是我们自己在用我们的沉默或鼓励帮助强权，帮助它聚集力量，抵御各种诽谤者的攻击，这些诽谤者可以是一位女管理员、一位诗人，或是一位多嘴的家伙。
我们就这样活着，培养着自身的缺陷，直到我们感觉到自身的平安已遭遇危险。只能凭借自身的感觉，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他人的经验。我们的确变得有缺陷了，无法再承担责任。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