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到一份文件，上面带有苏联最有权势机构的大印，我们有权在军人窗口购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权，因为在当时，每一座码头、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愁眉不展的人们，他们会一连好几个星期站在售票窗口前排队买票。黑压压的人群，就像在民族大迁徙或战时大疏散时那样……彼尔姆的码头。一家一家的人坐在麻袋或破布上，旁边放着几只绘有粗陋油漆图案的木箱，他们精疲力竭，衣衫不整，脸色铁青。岸边的沙坑里燃着煤炭，人们在这里给孩子们熬面糊。成年人则啃干面包。干面包被装进袋子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因为面包在当时还是凭票供应的。消灭富农运动使无数人背井离乡，他们在整个国家流浪，试图找到一处较好的落脚地，他们还在怀念他们那窗户被用木条钉死的木屋。
这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被剥夺富农。那些人早已被流放，被遣至指定地点。而这些人，这由边缘人构成的人浪，却在恐惧时分逃离故乡，在整个国家流浪，只要能离开故乡的村庄，去哪儿都行……我们经历过多次强制性的民族迁徙，也见过几次自发的民族迁徙，比如国内战争、伏尔加流域和乌克兰的大饥荒、消灭富农运动和战时的疏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有的车站里仍满是背井离乡的农民。战后，人们再度上路，去寻找面包和工作，但人数已不如从前。每一个有男人留下的家庭，都会冲向那些据说有面包、也需要人手的地方。有时也会出现有组织的迁徙，即人们事先已经被雇用。感觉到生活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美妙，他们便会重新返回家园，或再去寻找新的避难处。每一次强制迁徙，无论是出于阶级原因还是民族原因，都会引发一阵又一阵自发的难民潮。孩子和老人们如同苍蝇一般纷纷死去。
强制迁徙，这是二十世纪带给我们的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许，它始自埃及或亚述的征服者们？我见过从乌克兰和库班开出的那一列列装满大胡子农民的火车，后来又见过一节节装满囚犯、开往远东的闷罐囚车。再后来，是装满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的列车，是装满鞑靼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的列车……然后又是装满犯人的囚车。这样的列车一直在开行，时多时少……贵族们离开列宁格勒的方式则有所不同。这是继消灭富农后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一九三五年，我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去帕维列茨基车站送别一位带着三个小男孩的孱弱女子，他们被遣至萨拉托夫居住。给他们指定的居住地当然不在城里，这些孤苦无援的人要住到乡下去……我们在车站里看到的场景一如既往，站内挤得水泄不通，无处插脚，但人们不是坐在麻袋上，而是坐在一些相当体面的旅行箱上，箱子上还可见一些五光十色的出国旅行标签。挤上站台后，我们常常停下脚步与一些熟识的老妇人打招呼，她们是十二月党人的孙女、从前的贵夫人或是普通妇女。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我还不知道我居然认识这么多贵族……”“他们干吗大喊大叫的？干吗要用他们来堵塞列宁格勒呢？”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说道，抿起双唇，她是一名非党布尔什维克，是奥·曼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的妻子。
我在书上读到，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即人们热衷于“肉体和精神上的漫游”。这是一个民族的青春期，是这一民族历史中的创造时期，其影响会持续数百年，会促进该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也同样“都像是漫游者”，甚至不仅“像是”，而的确就是漫游者。可我们的漫游带来了那位思想家指恰达耶夫。——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恰达耶夫（1794—1856），思想家，著有《哲学书简》（中译见恰达耶夫：《哲学书简》，译林出版社，2012年，刘文飞译）。向我们预言的那些成果了吗？为了保持关于这些成果的信念，我们曾历经艰辛。但是，我还是不能说没有任何成果。我们从上到下的整个民族都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们与此同时已经毁灭了自己的文化，完全成了野蛮人。不过，我们学到的东西似乎也非常重要。
从切尔登到喀山，我们要先后搭乘两班轮船，在彼尔姆的换乘十分艰难。我们等船等了将近一昼夜。我们无法住旅馆，因为奥·曼没有护照，护照在逮捕时被没收了。护照，这可是城市居民的一种特权，我们这儿的农村人没有护照，因此住不进旅馆，遭灾受难的城里人也一样。不过，旅馆里也永远没有能提供给普通公民的多余房间。
由于自愿的迁徙者太多，我们无法在码头落座。我们整天都在城里转悠，直到累得精疲力竭。我们走进一座衰败的城市花园，坐在长椅上，该城正常家庭孩子们的苍白脸色让我们吃惊。我们想起，莫斯科儿童的黄疸症也曾令我们惊讶，每个照例出现的大饥荒年份都会导致这一病症的流行。最后一次流行是在一九三〇年，我们刚从亚美尼亚返回莫斯科，当时物价刚刚上涨，不久就开始凭票供应商品。这是莫斯科为消灭富农运动而付出的代价。到我们离开时，莫斯科已恢复元气，可彼尔姆却仍是一副惨状。我们到一家餐厅吃饭，却无法久坐，因为每张餐桌旁都排着长队，城里没有任何食品出售，而餐馆则多少能提供一些替代食物。
随着疲惫程度的增加，奥·曼的情绪也越来越焦躁，我一直在担心他会犯病。两次旅程，一次有人押解，另一次没有，均加重了奥·曼的病情。夜间，我们还在街道上徘徊，他突然冲到该城政安局的窗口前大喊：“谈谈我的案子吧……”值班的人把他赶开：“走开……整天老有这样的人爬过来……”奥·曼突然清醒过来，他说：“这可恶的窗口像是磁铁。”之后，我们回到码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认为这是一个还相当素食的时代，可“磁铁”却的确已经吸附了所有人的思想。有哪个人不曾在幻觉中看到审讯、审查、“案件”和枪毙？……在非常年轻的人中间，或许有一些幸运儿……
轮船在半夜抵达。在军人窗口买到车票的我们，觉得自己已不再是流放犯，至少觉得自己成了权威机构的宠儿，我们挤过嘈杂的人群，几乎第一个登船。人们用嫉恨的、不友好的目光盯着我们，因为人们不喜欢特权，要知道，彼尔姆码头上的人群并不清楚我们为何拥有这种不用排队便能买到车票的便利。在我们的时代，人们特别仇恨特权阶层，因为甚至连一小块面包都会成为特权。在革命后的四十年里至少有十年时间，我们需要使用票证，甚至连粮食供给都不平均，一些人一无所有，一些人所得甚少，另一些人则吃不完。一九三〇年我们从亚美尼亚回来的时候，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在挨饿，但现在一切都按方法办。大家被分成好几类，一个人或是挨饿，或是吃饱肚子，全凭他的级别。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大小来分发食物……”在战后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曾让他的岳母大吃一惊，他吃了岳父从特供商店里买回的牛排后夸耀道：“好吃，特别高兴，因为其他人吃不到……”人们骄傲于他们专享的配给和各种特权，不让下层人士得知他们的获得。受命运的捉弄，我们此次在所有特权窗口中最“干净”的一处购得车票，却引得众人嫉恨。此外，我们的相貌一点也不像领导，这更加重了人们的怨恨。“首长”，也就是那种一有机会就会把鼻子翘到天上去的人，却总能唤起我们民众的景仰，这一点毫无办法……不过，轮船上的服务员一路上却非常周到地伺候我们，这些人最清楚不过，首先登船的都是有身份的人物，这些“重要人士”甚至连小费都不掏……
我们占据一间双人舱室，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洗热水澡，就像两个真正的旅行者。正是在船上这几天，奥·曼的病情出现了一次真正的转折。我甚至感到惊讶，他很少再胡思乱想，三天三夜都在平静和安宁中度过。他迅速安静下来，睡得很香，他读一读普希金的诗，不时聊几句天，神情还十分宁静。而且，他关于“奇迹创造者”的一连串比喻也让我眼花缭乱，他还证明，我们普遍接受的关于类比的观点经不住批评。这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已经淡忘了他自己以及他面临的危险。这种变化的发生使我明白，奥·曼的病情被抑制住了。艾玛·戈尔施泰因曾将奥·曼称为一只涅槃的凤凰，看来不无道理。幻听症、恐惧、焦虑以及对现实的个人中心主义接受，之后几乎未再出现，至少，他学会了自己控制轻微的犯病。但是，此病并未完全痊愈，在船上只是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直到深秋，他都一直十分敏感，状态不振，他很容易感觉疲倦，因为他的心脏小得不成比例，在夏天，他的心脏功能更弱。此外，我发现他与从前不同，极易受到伤害，在精神上也出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委靡。他几乎立即重新开始阅读，但始终回避积极的精神活动，甚至连但丁的书都几乎不愿看上一眼。或许，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被延缓了，因为他在沃罗涅日又遇到了新麻烦：我病了，起先是斑疹伤寒，这是在某个码头或车站被传染上的。人民的苦难总是与斑疹伤寒相伴，这种流行病直到最近还曾在我们这里肆虐。在医院里，为了回避精确的统计数字，这种病的名称被用数字代替，人们得的病不叫斑疹伤寒，而叫五号病或六号病，准确的序列号我不记得了……这也同样成为一桩国家秘密，目的是不让社会主义的敌人猜透我们得了什么病。斑疹伤寒过后，我去了一趟莫斯科，在那里又患上痢疾。此病也被列为机密，用某个数字作为代号。我再度被送进隔离病房，他们照老方法为我治疗。医院里当时尚未采用噬菌体，那是留给高级病人们用的。与我同时患病的还有维什涅夫斯基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剧作家。，因此我才得知还有一种能让我早日康复的新药。但是在我们这儿，就连药品也是按照级别高低配发的。有一次，我当着一位退休高官的面抱怨这一点，我说，所有人都需要这些药呀……“怎么能是所有人呢？”那高官高喊道，“您是想让我和一个清洁女工享受同样的待遇吗？”这位高官是个善良人，也相当正派，但是，谁会愚蠢到要放弃与平均主义作斗争呢？……
尽管我和奥·曼只能享受到低级别的治疗，但我俩都活了下来，并开始了我们为时三年的沃罗涅日“喘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