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毁灭措施中，奥·曼最为痛恨的就是死刑，或者叫“最高手段”，这是我们当时所用的一个很策略的称呼。他在神志不清时害怕被枪毙，这并非偶然。他能平静地面对流放、驱逐和其他一些把人变成集中营尘土的方式，他常说：“这个我俩可不害怕。”可是一想到死刑，他就不寒而栗。我们曾读到许多人被枪毙的消息。在一些城市，有时甚至还会张贴出专门的布告。关于勃留姆金勃留姆金（1900—1929），特工，刺杀德国大使后被判死刑，但被托洛茨基赦免，后任托洛茨基的卫队长，二十年代曾秘密出使东方许多国家，1929年受托洛茨基牵连被处死，据说临行前曾高呼“托洛茨基万岁”。（还是康拉德？）被枪毙的消息，我们就是在亚美尼亚看到的，城里的电线杆和墙壁上贴满了这则消息。奥·曼和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回到旅馆时神情颓唐，魂不守舍……他俩都无法承受这样的讯息。或许，死刑对于他们而言不仅象征各种暴力，它还能十分具体、具象地呈现于他们的想象。对于一位理性的女性来说，感受则不会太强烈，因为较之于转瞬即逝的杀戮，我更仇恨大规模的迁徙、集中营、监狱、苦役以及其他一些侮辱人的行为。对于奥·曼而言却并非如此，他与当时尚且“崭新的”国家发生的第一次冲突，起因就是他对死刑的态度。奥·曼与勃留姆金争吵的故事，因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那则不甚准确、道听途说、过分渲染的转述而广为人知。伊万诺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契卡人员勃留姆金曾当着曼德施塔姆的面炫耀他手握的逮捕名单，曼德施塔姆将其夺过来撕得粉碎，两人因此发生激烈冲突。爱伦堡也曾提及此事见爱伦堡所著《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十六章。，勃留姆金有一次袭击奥·曼时，爱伦堡恰好在场，据爱伦堡称，勃留姆金在公众场合遇见奥·曼时一准会挥舞手枪……我也见过这样的场景。
事情发生在基辅，时间是一九一九年。我和奥·曼站在“大陆”旅馆二楼的阳台上，突然看到几个人骑着马在宽阔的尼古拉大街上奔跑。其中有一位身披黑色斗篷的骑手，他身后是几个骑兵警卫。走到近处，那披着斗篷的骑手抬起头来，发现了我们，他在马鞍上猛地转过身，伸手端枪瞄向我们。奥·曼本想躲开，可又立即俯身探过栏杆，向那骑手挥了挥手。那队骑手来到我们正前方，可那只挥舞手枪的手已藏进斗篷。这一切仅持续了一秒钟。在高加索，我曾亲眼目睹一场凶杀：一位电车司机从行驶中的电车朝外开枪，打死了大街上一个擦皮鞋的人。这是一场血腥复仇。勃留姆金现身的那个场景与此如出一辙，只不过最终没有开枪而已，血腥复仇亦未最终完成。骑兵队在眼前驶过，他们掉转马头，消失于契卡机构所在的里普金街区。
这个身披斗篷的骑手就是勃留姆金，“他射杀了帝国的大使”勃留姆金在二十年代与包括叶赛宁、古米廖夫等在内的俄国诗人多有来往，这句话引自古米廖夫描写勃留姆金的一首诗。，即米尔巴赫米尔巴赫（1871—1918），德国驻俄大使，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被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刺死。。他看来正前往契卡机关，前往他的工作单位。我们听说他被委以重任，负责与间谍机构展开秘密斗争。斗篷和骑兵队，则更像是这位秘密人士的个人趣味。我只是不明白，这样的效果如何能与他肩负的秘密工作相匹配。
早在认识奥·曼之前，我就遇见了勃留姆金。我曾与他的妻子一同住在一个很小的乌克兰村庄，在那儿的一群年轻画家和记者中间隐藏着几个遭到彼得留拉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国内战争时期的乌拉克执政内阁首脑，1920年流亡西方，后在巴黎被施瓦茨巴德刺杀。追捕的人。红军到来后，勃留姆金的妻子突然来见我，交给我一张证明住房和财产的安全证书，证书上写着我的名字。“您这是干吗？”我吃惊地问。“应该保护知识分子。”对方回答。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八日，工人纠察队中的妇女们化装成修女，就这样把圣像送往犹太人家。她们希望，家中摆放的圣像能骗过那些杀戮犹太人的暴徒。这份安全证书显然是伪造的，而且还写着一个小姑娘的名字（我当时十八岁），我们家遭受过多次搜查和征缴，但父亲从未出示那份证书。从这位以如此天真的方式拯救知识分子的女性口中，从她的朋友们那儿，我听到许多关于米尔巴赫的刺杀者的故事，我也多次见过他本人，他总是一闪而过，举止诡秘……
阳台上的一幕与血腥复仇这两者间的相似并非偶然，勃留姆金曾发誓要报复奥·曼，已不止一次拿枪瞄向奥·曼，但始终没有开枪。奥·曼认为，这一切都是空洞的威胁，是勃留姆金对于营造戏剧效果的热衷：“他干吗要对我开枪呢？他要是想开枪，早就开过了……”可是每一次，当勃留姆金拔出手枪的时候，奥·曼仍会不由自主地躲避……高加索的那场游戏在一九二六年结束，当时，奥·曼告别我离开克里米亚，偶然地与勃留姆金同乘一个包厢。看到“仇敌”，勃留姆金装模作样地解开枪套，将手枪藏进箱子，然后伸出手来。他俩和和气气地谈了一路。之后不久，我们便读到勃留姆金被枪毙的消息。奥·曼与勃留姆金的纠纷就始自枪毙这一问题。格奥尔基·伊万诺夫为了迎合那些要求不高的读者，竭力在这段故事上添油加醋，使得它失去了任何意义，但一些可敬的人士还在继续引用伊万诺夫的故事，而对他的逻辑缺陷视而不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即我们之间的相互隔绝。
在冲突发生之前不久，勃留姆金曾建议奥·曼加盟一个刚刚组建的新机构，他认为这个机构前景无量。在勃留姆金看来，这个机构将决定整个时代，成为权力的核心。奥·曼心怀恐惧地拒绝加盟，虽然当时还无人知道这个新机构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听说这个机构将大权在握，这就足以使奥·曼避之不及了。他始终像小孩子一样尽力躲避与权力的任何接触。比如，一九一八年来莫斯科时，他乘坐的是政府的列车，因此与戈尔布诺夫可能指尼古拉·戈尔布诺夫（1892—1937），曾任人民委员会秘书、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同在克里姆林宫住了几天。一天早晨，他去公共食堂吃早饭，一位从前伺候皇家、后来为革命政府服务的侍者仍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他对奥·曼说，托洛茨基本人马上“要出来喝咖啡”。奥·曼两手抱着大衣，立即逃出门去，牺牲了在饥饿城市里饱餐一顿的唯一机会。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他的逃跑动机：“就是……就是不想和他一起吃早饭……”他与契切林契切林（1872—1936），1918—1930年间任俄联邦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见面时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他当时被叫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去谈工作，契切林出来见他，让他试着用法文起草一份政府电文，然后便让他一人独自待着。奥·曼趁这个机会溜走了，甚至根本没编电文。“你干吗逃走？”我问。他照例摆摆手，说如果跟他谈话的是一个小官员，他或许会留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可是碰到那些大权在握的人，还是躲得远一些为好……或许，正是这种本能的、近乎无意识的疏远权力的态度救了奥·曼，使他没有选择他有可能踏上的荒谬和毁灭之路，在当时，甚至连那些最老到的人也无所适从。如果奥·曼进了外交人民委员会，或是勃留姆金竭力推荐的那个“新机构”，他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奥·曼在与勃留姆金发生冲突时才首度明白了那个“新机构”的功能。这次冲突的发生地点是莫斯科的诗人咖啡馆，这也是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准确记住的唯一东西。但是，来到现场的勃留姆金并不像西方有关文字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位正在挑选牺牲品的可怕的契卡人员，而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要知道，他当时与权力核心关系密切，这在文学界很受重视。奥·曼与勃留姆金的争吵发生在米尔巴赫遇刺数天之后。这个日期表明，当时的事情几乎与“契卡人员”这一概念毫无关联。契卡机构刚刚组建，在它组建之前，恐怖活动和枪杀行为均为另一些机构所为，好像是军事法庭。在与勃留姆金的交谈中，奥·曼或许第一次准确地理解了“新机构”的功能，数天之前，就是这位勃留姆金曾盛邀他加盟这一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