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奥·曼的话来说，勃留姆金当时大吹大擂起来，说他手握生杀大权，他打算枪毙一位被“新机构”逮捕的“小知识分子”。嘲弄“羸弱的知识分子”，肆意谈论枪毙，这似乎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尚，而勃留姆金不仅在追逐时尚，而且还是这一时尚的发起者和宣传者之一。他谈起一位艺术学家，不知是匈牙利还是波兰的一位伯爵，奥·曼并不认识此人。在基辅对我提起此事时，奥·曼既不记得他为之挺身而出的那个人的姓名，也不记得后者属于哪个民族，一如他也没能记住他在一九二八年从枪口下救出的那五位老人的姓氏。如今，根据已发表的契卡文件，可以轻而易举地弄清那位伯爵的身份：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1877—1926），1917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后任内务人民委员等职，他出身波兰贵族。在关于米尔巴赫遇刺的报告中回忆到，他对勃留姆金早已有所耳闻1958年出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史料集》中收有捷尔任斯基的一段回忆，其中提到曼德施塔姆曾向他通报，称勃留姆金夸口要枪毙艺术学家布斯洛夫斯基。……
勃留姆金吹嘘他可以逮捕并报销那位搞艺术学的小知识分子，他的话激起另一位羸弱的知识分子即曼德施塔姆的愤怒，奥·曼说，他无法容忍这种镇压行动。勃留姆金则申明，他也不允许奥·曼干涉他“自己的事情”，如果谁敢“试一试”，他就开枪打死谁……在这第一次纠纷中，勃留姆金似乎就曾挥舞手枪威胁过奥·曼。我听说，即便是在家庭生活中，他也会轻而易举地掏出手枪……
根据境外文字的描述，奥·曼急中生智，从勃留姆金手中抢过逮捕令，撕得粉碎……哪里有什么逮捕令？要知道，那位艺术学家已被关进卢比扬卡，也就是说，逮捕令早已被放进卷宗，而不会在勃留姆金手上……这一举动本身也毫无意义，要知道，这样的证书很容易再开一份。我了解奥·曼的性格，完全相信他会去抢夺什么东西并撕得粉碎，但他从来不会到此为止。这不像他的做法，也就是说，他竟然会被勃留姆金的威胁所吓倒，在闹出一段聊以自慰的小风波后便偃旗息鼓了。若真的如此，这个故事便只配作为一幅精神颓败的插图。但是，此事还有下文。
走出咖啡馆，奥·曼直接去见拉里萨·列伊斯涅尔，坚持让拉斯科尔尼科夫费奥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1892—1939），作家、外交家，1938年在柏林宣布拒绝返回苏联，后发表《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在文中所述之时，他是拉里萨·列伊斯涅尔的丈夫。给捷尔任斯基打电话，说服捷尔任斯基接见拉里萨和奥·曼。在那份已发表的报告中提及，与曼德施塔姆一起去见捷尔任斯基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这与事实不符。陪同曼德施塔姆前去的是妻子（拉里萨·列伊斯涅尔），而非丈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我认为，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迫使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这样的事情前往契卡，而且还是与奥·曼一同前往，因为他一直不喜欢奥·曼。与拉里萨的文学热情相关的一切，都会令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到气恼。
那份报告中的其他描述均相当准确：捷尔任斯基听取了奥·曼的陈述，调来卷宗审阅，然后接受奥·曼的担保，下令释放那位艺术学家。这个命令是否被执行，我不得而知。奥·曼认为被执行了，但数年之后奥·曼在相似的场景下得知，在捷尔任斯基当着他的面下达命令之后，那位被捕者并未被释放……那是在一九一八年，奥·曼当时还想不到去核实一下，看那位高官的诺言是否已经兑现。但是他听某人说，那位伯爵已被释放，返回了祖国。勃留姆金后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
捷尔任斯基对勃留姆金本人也很感兴趣，他开始向拉里萨打听勃留姆金的情况。拉里萨对勃留姆金一无所知，可是奥·曼后来却对我抱怨说，拉里萨喋喋不休，毫无章法。这是她的长项……至少，拉里萨的饶舌对于勃留姆金未构成危害，也没能让他引起任何关注，而奥·曼关于这个人针对被捕者的恐怖主义做派之控告，正像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则成了旷野中的呼号。如果勃留姆金在当时引起关注，德国大使遇刺的著名事件或许便不会发生，但事件还是发生了，勃留姆金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实施了他的计划。直到米尔巴赫遇刺后，捷尔任斯基才想起奥·曼的来访，他在报告中提及此事，显然只是为了表明他消息灵通。他甚至忘了是谁与奥·曼一起去见他的。米尔巴赫遇刺后，勃留姆金在契卡的工作一度被中止，但他很快便返回岗位，在契卡一直干到他亡命。
奥·曼干涉了勃留姆金“自己的事情”，甚至还占了上风，可勃留姆金为何始终未像他威胁的那样对奥·曼进行报复呢？在奥·曼看来，勃留姆金是个可怕的人，却远非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奥·曼断定，勃留姆金并不真的想杀害奥·曼，要知道，他数次发起攻击，但每次都等着在场的人来夺他的枪，在基辅的那次，也是他自己把枪藏了起来……拔出手枪，像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勃留姆金为所欲为，热衷制造外在效果，就天性而言他是一位行事疯狂的恐怖主义者，这种毫无节制的疯狂风格早在革命前的俄国即已形成。
第二个问题是：勃留姆金令人厌恶地以凶杀为自夸，并羞辱注定要成为牺牲品的“小知识分子”，可他的妻子却曾积极营救知识分子（虽说方式不十分合理），该如何将这两种行为联系在一起呢？当然，我那位乌克兰乡村的女友有可能只是勃留姆金那些“偶然的妻子”之一，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圈子里很常见，而且，她也完全不是他的志同道合者……但是，与勃留姆金这类人打交道，你永远无法确定外表和实质是否一致，有人猜测，勃留姆金的行动中似乎含有某个隐秘的第二计划，他作为左翼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加入“新机构”，可他却试图用他那些要枪毙“羸弱的小知识分子”之类的讨厌闲谈来激起人们对“新机构”的不信任。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奥·曼的反应便正中他的下怀，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血腥的复仇了……不过，只有一位对那个奇异的时代和那个怪癖的人进行一番深入研究的人，才能最终弄清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并不存在什么第二计划，在那些年代书写历史的小伙子们表现出了孩子般的残忍和乖戾。为什么正是年轻人最容易成为凶手呢？为什么年轻人会以这种犯罪的轻率态度来面对人们的生活呢？在鲜血横流、杀戮成为常态的可怖年代，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唆使我们，就像唆使狗去咬人，这群狗毫无意义地吠叫着，舔着猎人的手。食人者的心理像瘟疫一般广泛流行。我自己就曾体验过这一病症的轻微发作，但我遇到了一位聪明的医生。那是在基辅，在埃克斯特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1882—1949），先锋派女画家，1924年起移居巴黎，曼德施塔姆夫人早年曾在埃克斯特工作室学画。的工作室，一位过路客人，不知是拉沙尔还是切尔尼亚克，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短诗可能指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颂》（1918）。，诗中描写人们如何把几名军官淹死在莫伊卡运河圣彼得堡的一条运河。里。激昂的诗句很有感染力，我笑了起来。正因为这笑声，爱伦堡劈头盖脸地把我训斥了一番。他的那通臭骂使我直到如今都很尊重他，我自己也感到骄傲的是，我当时只是个黄毛丫头，却恭恭敬敬地听了他的话，并将这一课铭记终生。这件事情发生在我遇见奥·曼之前，待我们相遇时，他已毋须治疗我可能发作的食人病了，已不必向我解释他为何要出面保护那位伯爵。
正是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几乎无人能够明白，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问我，奥·曼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在左邻右舍不时有人被枪毙的年代出面保护一位不相识的人。如果人们出面保护“自己人”，如亲戚、朋友、司机和女秘书等，这样的行为在我们这里能被人们所理解……即便在斯大林时期，这样的奔波也从未停止。但是，那些与个人无关的事情似乎就不必过问了。生活在专政之下的人们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助，他们要在这样的状态中寻找慰藉，并为其消极行为寻找理由：“我的声音难道能制止枪杀吗？……这不取决于我……谁会听我的话呢……”我们中间的优秀人物会这样说，量力而行的习惯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即每一位赤手空拳冲向歌利亚的大卫都只会引起怀疑和耸肩。帕斯捷尔纳克就曾落入这般境地，当他在最凶险的时代拒绝在赞同照例枪毙“人民公敌”的作家请愿书上签字的时候1937年，帕斯捷尔纳克曾拒绝在苏联作家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军界人物的请愿书上签字。……正因为如此，歌利亚们才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消灭最后几个大卫。
我们全都在息事宁人，我们沉默不语，希望被杀害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邻居。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谁是凶手，不知道有谁能仅凭沉默而获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