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萨·列伊斯涅尔自阿富汗回来后拉里萨·列伊斯涅尔于1921年春至1923年3月作为苏联代表处人员在阿富汗工作。，我们去看了她一次，她对我们说：“应该塑造一种俄国革命之女性，法国革命塑造了自己的女性，我们也要这样做。”这绝对不是说，拉里萨打算写一部描写俄国革命之女性的长篇小说。她想塑造一个原型，她认为她自己能胜任这一角色。她为此穿梭于前线战场，前往阿富汗和德国。她自一九一七年起便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家庭传统在这一方面为她提供了便利：其父亲列伊斯涅尔教授早在托木斯克便接近布尔什维克，拉里萨于是便置身于胜利者的行列。
在我们见面时，拉里萨给奥·曼讲了一大堆故事，这些故事中所充斥的冲动，一如勃留姆金拔出手枪，其中亦不乏勃留姆金那种对外在效果的热衷。在对“女性典型”的塑造中，拉里萨也使用了与勃留姆金相似的材料。她与那些抱着枕头唉声叹气、哀叹自己孤立无援的人格格不入，她那个圈子里盛行的是暴力崇拜。自古以来，为使用暴力的权利进行辩护的理由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让人民安宁，必须养育人民，必须让人民摆脱一切苦难……可拉里萨却不在意诸如此类的论据，她甚至不使用“人民”这个字眼。她觉得这也同样是旧知识分子的成见。她将其愤怒和抨击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曾认为，知识分子为人民踏上牺牲之路，可人民却会毁灭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等书中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即革命的悲剧在于它会释放民间和知识分子间的虚无主义情绪，革命往往就始自对文化和文化创造者的毁灭。他的这一担忧似乎毫无必要，因为知识分子在自己毁灭自己，他们像拉里萨一样，会涤除自己心中与暴力崇拜不相容的一切情感和意识。
在与奥·曼会面时拉里萨立即想起，她曾违背自己的意愿陪奥·曼去见捷尔任斯基。“你们干吗要救那个伯爵呢？他们全都是间谍……”她不无卖弄地向我抱怨奥·曼，说奥·曼死缠着她，而她还没缓过神来便已“卷进了这桩事情”……究竟是何原因使她愿意违背其立场去为一位不知名的“小知识分子”求情呢？奥·曼认为，拉里萨想展示她的影响力，炫耀她与权力阶层的亲密关系。在我看来，她不过是在完成奥·曼的一个奇怪要求，她喜欢奥·曼的诗，因此乐于满足奥·曼的任何要求。拉里萨始终未能弃绝她对诗歌的喜爱，尽管这一弃绝行动已列入她的日程，因为对诗歌的爱好并不符合她在想象中塑造的“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在革命的最初几年，胜利者中有许多诗歌爱好者。一边是对诗歌的爱好，一边是霍屯督人非洲南部的一个部族。的道德，即“我杀人好，人杀我不好”，这两者如何能协调一致呢？
拉里萨不仅爱诗，而且内心里也信赖诗歌的意义，因此对她而言，枪毙古米廖夫便成了革命外衣上的唯一污点。此事发生时她身在阿富汗，她觉得，如果她当时在莫斯科，她一定能及时提出忠告，制止那场死刑。在我们见面时，她不断返回这个话题，于是我们便见证了一个传说的诞生，即列宁曾发电报下令停止执行死刑判决。在那天晚上，拉里萨为我们提供了该传说的这样一个版本：拉里萨的母亲听说列宁格勒的判决，便前往克里姆林宫，说服列宁发出电文。如今人们又说那位报信者是高尔基，说是高尔基去见了列宁……这两个说法均与事实不符。拉里萨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曾数次去看望她的父母，拉里萨的母亲当着我们的面后悔不已，说她未把古米廖夫的被捕太当回事，没有去见列宁，否则或许能救古米廖夫一命……至于高尔基，倒的确有人去找过他……去见他的是奥楚普尼古拉·奥楚普（1894—1958），诗人，“诗人行会”成员，1922年流放国外，在巴黎创办《数目》杂志，后任教高等师范学校，在《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1933）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作为文学和文化史概念的“白银时代”概念。。高尔基很不喜欢古米廖夫，但他还是答应帮忙。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判决令人意外地迅速作出，并立即宣布已被执行，高尔基甚至还未开始行动……当我们后来听闻关于这份电文的感人故事时，奥·曼不止一次地忆起，这则传说就诞生于拉里萨的房间，因为在拉里萨回国之前从未有过此类传闻，大家都知道，列宁与他从未耳闻的诗人古米廖夫也毫无瓜葛。但是，在我们这个鲜血横流的国度，为何恰好这则传说流传甚广呢？我总能遇到一些人，他们赌咒发誓，说这份电文甚至已被收入某部文集，或完好无缺地存放在档案馆里。甚至连那位身穿紧身裤、口袋里揣着糖果盒的作家也知道这个传说。他甚至答应给我带一本书过来，他亲眼在那本书里读到那份电文，可他未能兑现诺言。由拉里萨为掩饰其弱点而编造出的这则神话，还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这个国家。
相比这则电文神话，拉里萨在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这一方面的运气则要稍差一些。这或许是因为，她的身份更像是胜利者而非斗士。奥·曼常说，在饥饿的莫斯科，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拉里萨夫妇的生活却十分奢华：独门独院的豪宅，仆人，无比丰盛的餐桌……在这一方面，他们不同于那些长期保持简朴生活习惯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拉里萨和她丈夫为其生活方式找到了恰当的辩护：我们在建设一个新国家，我们是不可或缺的栋梁，我们的活动是创造性的，因此，拒绝有史以来的当权者均会获得的种种待遇便是一种虚伪。拉里萨超越时代，自一开始便教导人们与那种尚未被命名的“平均主义”作斗争。
通过奥·曼的转述，我记住了这样一个关于拉里萨的故事：在革命刚刚爆发时，他们需要抓捕一些军人，好像是一些将领，即当时所谓的“军事专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夫妇自告奋勇在这件事情上提供帮助，他们邀请那些将领来家里做客，将领们纷纷前来，或来自前线，或来自其他城市。漂亮的女主人出面款待客人，契卡人员则在早餐时将这些客人一网打尽，不费一枪一弹。这项工作十分危险，但仰仗拉里萨引诱客人步入陷阱的灵巧手段，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拉里萨神通广大，我不知为何也确信，古米廖夫被捕时她若身在莫斯科，或许真的能让古米廖夫出狱，奥·曼遭迫害时她若还活着，还有权，也的确能救奥·曼一命。不过，什么东西都不能完全相信，因为生活是会改变人的。
奥·曼与拉里萨关系很要好。她想带奥·曼去阿富汗，但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同意。我们去见她时，她已经甩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但我们与她的关系也在此时中止，因为奥·曼显然不愿再与这位革命之女性来往。听闻她的死讯，奥·曼发出一声叹息，而在一九三七年他却又说，拉里萨很走运，因为她死得很及时。在那些年代，她那个圈子里的许多人都遭到镇压。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各个方面则都是一个外人。他一度给奥·曼发来许多电报，当时，他取代离职的沃隆斯基沃隆斯基（1884—1943），批评家。主编《红色处女地》。想来也奇怪，为沃隆斯基供稿的那些所谓的“同路人”作家，竟然联合抵制《红色处女地》及其新任主编，因为这位新主编无礼地占据了那位突遭解职的杂志创始人之位置。拉斯科尔尼科夫急需稿件，居然向奥·曼索稿。关于这些电文，奥·曼说道：“谁当主编对我都一样，无论沃隆斯基还是拉斯科尔尼科夫，都不会发表我的作品……”同路人们很快便淡忘了自己的第一位保护人，也不再对主编的更替作出反应，如若格奥尔基·勃洛克没在那家当时尚未关张的私人出版社“时代”做编辑，奥·曼的《时代的喧嚣》或许依然无法面世。曼德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于1925年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该社主编为作家、翻译家格奥尔基·勃洛克（1888—1962）。
拉里萨在身为教授女儿、出版一份不成熟的小型杂志指列伊斯涅尔一家于1915—1916年间创办的反战性质的双周刊《罗亭》，共出版八期。、带着不成熟的诗歌试作四处拜见诗人的时候，后来，在她试图成为“俄国革命之女性”的时候，她认识的所有人都未能寿终正寝。她是一位美女，具有那种沉着稳重、令人印象深刻的德国式美貌。她死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的她的母亲，在女儿去世后随即自杀身亡。我们早已对因病至死的自然结果熟视无睹，可我依然难以相信普通的伤寒居然会带走这个充满活力的美人。这个充满悖论、行为不羁的女性，以她的早逝抵偿了她的一切罪过。我有时会想，那段关于将领的故事或许是她杜撰出来的，目的是用凶杀来装点其“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要知道，建设新世界的人们总要疯狂地证明，诸如“勿杀戮”之类的一切准则均属伪善和谎言。要知道，拉里萨曾在饥荒最甚的时候去见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看到女诗人的贫穷状况，她吓得惊叫起来。几天之后她再次现身，带来她用特供凭证买到的一大包衣物和一大袋食品。不应忘记，弄到那些特供凭证，其难度并不亚于从狱中救出囚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