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式修订
王元化先生“文革”后重登学坛，主要是从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开始的。关于此书的宗旨，其《<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有明确介绍：
从《文心雕龙》中选出那些至今尚有现实意义的有关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方面的问题加以剖析。
从中探讨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如：自然美与艺术美关系、审美主客关系、形式与内容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艺术的创作过程、艺术的构思和想象，艺术的风格、形象性、典型性等）。
（刘勰）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指古代文论——引者）接触到有关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问题的［1］。
总之，就是希图通过对《文心雕龙》的阐释，探讨中外相通的普遍艺术规律。被作者视为定本的《文心雕龙讲疏》序对此有进一步的确认：
《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六十年代初撰成，但是我开始构思并撰写它的时候，我的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在文艺领域，长期无视艺术性的探索，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产生上面想法还有其他原因。五十年代末期，紧接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之后，“大跃进”的暴风雨席卷了中国大地。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性，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移山填海。……在饱经苦难之后，一些学人对于唯意志论感到切肤之痛。首先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孙冶方的价值规律的理论。……文学方面掀起以《文心雕龙》文代表的古代文论研究。”［2］
这里除了确认《文心雕龙创作论》意在揭示文学一般规律之外，还表示另有矫正忽视艺术性探索，批判唯意志论的意图。但过来人大都知晓，六十年代初之所以掀起一股古代文论研究热，实与主流意识形态为反修防修和增强民族自信，倡导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有关。王先生该著的撰述，是否也受到这种气候的鼓舞呢？
但《文心雕龙讲疏》序同时表明了对“规律”问题的新看法：
那时我正沉迷于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魅力……黑格尔那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却使我为之倾倒……加强了我认为文学规律可以被揭示出来的信念……“十年浩劫”之后，当我可以重新阅读、思考、写作的时候，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再认识、再估价……我认为自己需要对黑格尔哲学认真清理的，除了他那带有专制倾向的国家学说外，就是我深受影响的规律观念了。我知道……艺术规律的探讨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领域，不小心就会使艺术陷入僵化模式……但是，这种戒心未能完全遏制探索规律的更强烈的兴趣与愿望。《文心雕龙创作论》在论述规律方面所存在的某些偏差，第二版中仍保存下来，直到在这新的一版里，我才将他们删除，而不是用今天的观点更替原来的观点……可以说是在做减法，而不是在做加法。［3］
这篇序言，同时作为《读文心雕龙》序，置于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读文心雕龙》的卷首。
也就是说，至此，王先生对于“文学规律可以被揭示”，已经表示出怀疑；已经自认原版论述规律方面“存在偏差”。因此，才在新版中予以“减法”式修订。
但王先生反思“规律”更重要的文本，还是《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4］，和《我的三次反思》［5］，以及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学术集林》第2卷编后记。
鉴于上述资料不难觅得，也为节省篇幅，此处兹不一一征引，仅归并列述王文对“规律”的反思要点如下：
王先生认为，他对“规律”的过分迷信，幻想在艺术领域内可以探索出一种一劳永逸的法则，主要是受到黑格尔哲学过分推崇逻辑推理，忽视历史实证研究的影响。
对黑格尔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表示怀疑，因为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并不能代替前者；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可以发现某些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清人钱大昕所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即阐明此义。
黑格尔哲学往往使人过分相信逻辑推理，这就会产生以逻辑推理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长期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以论带史”，就是不从事实出发，不从历史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从逻辑出发；运动中给人妄加罪名，也是不从事实出发，根据逻辑推理作出；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和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并不能代替前者。
过去一直认为规律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工作就在于探寻规律也是不容置疑的；现在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那就成问题了；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性微乎其微，在人类继续发展和知识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规律，但宇宙万物是不是都具有规律性，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认为量子力学所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是值得考虑的，测不准原理在其他领域内也同样适用（比如社会科学、艺术创造某些方面等等领域）。
由以上转述可知，王先生“规律”反思的基本内容，是将文史研究不从事实出发而从概念出发的弊端归之于迷信“规律”，进而对规律的普遍性产生怀疑，却又未完全否认“规律”存在。这就使其“规律”观处于冲突之中，也使他尊重“历史”和“事实”的本意落空——既然有些“历史”和“事实”无规律，又该如何认识它们呢？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王先生的这种“规律”反思呢？
我认为，他的上述“规律”反思，起码有两点值得肯定。
一是指出了人类规律性认识的有限性，破除了能轻易把握规律的理性僭妄。
“规律”概念，是对客观规律性的概括和抽象。而任何概括和抽象，都必然受到实践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对“规律”的认识也是如此。其实，列宁早就指出过“规律”的有限性。诸如：“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现象比规律丰富”；“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人不能完全把握”自然界，“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能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6］，等等。
确如王文所说，“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性是微乎其微的”，只能“在人类继续发展和知识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努力“掌握更多的规律”。注意，是“更多”，而不是“一切”和“终极”。在这里，充分表现了王先生认识规律的谦卑心态，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这与列宁的以上论述精神完全一致。
列宁说过：“规律是本质的现象”，“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同时又指出，本质是分层次的，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的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7］。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规律”和对“规律”的认识也是“从不甚深刻的本质的到更深刻的本质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还应看到，人类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还存在着特有的难度。因为社会系统较之自然系统有着无可比拟的复杂性和特异性；社会发展也难以在理想状态下进行可控实验；难以象自然科学那样，利用同样的初始条件，争取到同样的结果；“社会规律”归根结底是社会人的规律，而人既是作用者、观察者，又是被作用者、被观察者。如此以来，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理论建构，就必然更多地受到实践水平和主观视域的制约。因此，人们对各类社会规律的概括，就应十分审慎、谦卑，不断在实践中予以修正，让历史和时间给予检验。
文学艺术是更高地漂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其规律确实“不是容易对付的领域”。尤其是艺术创作，更多个体特异性，受即时心境制约，掌握其规律就难上加难。因此，王先生关于“规律”有限性的论述，对我们这些文论研究者实有宝贵启示。它能使我们在探讨文论问题时保持戒慎戒惧心态，勿以为能轻易把握文艺规律，“幻想在艺术领域内可以探索出一种一劳永逸的法则”，并以开放胸怀容纳异见，修正个人观点。
二是坚持从事实出发、从历史出发，反对从观念、逻辑出发。
这是王先生在“规律”反思中更多论及，反复叮咛的观点，也是促使他“规律”反思的现实动因。其实，这一原则，也完全符合规律的本来意义，恰恰证明了尊重规律的必要性。因为任何规律都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意识而独立地作用着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几千次）”，“是自然现象与自然过程在人的头脑中的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8］。换句话说，任何规律都是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是一种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本有鲜明的历史意识，认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派别，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有关于“从既有的的事实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事实却是十分必要的”等大量论述。人们未必不了解这些要求，但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即使王先生的“规律”反思，也有所未足。加之其他原因，人们就往往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表述，把唯物史观的许多原理当作现成公式“剪裁各种历史事实”。因此，王先生对“规律”的此种质疑，实质上却是在捍卫“规律”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不过，也不必为贤者讳。王先生的“规律”反思，又确实存在若干逻辑混乱，令读者不胜困惑。
首先是对“规律”含义的误解。
所谓“规律”，是指人类对世界本质和本质联系的近似正确的认识、反映，它是世界普遍联系和整体性、连续性的理论抽象。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具有规律，只是覆盖不同的范围和层次，有的已被认识，有的尚未被认识罢了。列宁甚至肯定赫拉克利特关于“名称就是存在的规律”，和黑格尔关于“类=规律”的观点。当然，“名称”、“分类”，只是反映事物不甚深刻的本质，属于浅层次规律。社会历史领域也存在规律，是指各种社会关系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所有规律，都生成并作用于人类实践，接受实践检验。规律是普遍存在的，除非你否认事物具有本质和普遍联系。但王先生并未紧扣这些本质规定，如有异议，也未予申明。他也未认真考察黑格尔的“规律”论精华，和列宁的辩证扬弃。
“规律”范畴，既然是一种抽象，必然是逻辑性的，以“逻辑”、“理论”的形态出现。但是，又并非所有的“逻辑”和“理论”都堪称“规律”，只有符合事物本质和本质联系的认识，才是规律性认识。因此，王先生关于“逻辑性规律”的提法就暧昧不清，难道还有“非逻辑性规律”吗？王先生还将“以论带史”的“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逻辑”，乃至“文革”中用“逻辑推理”、“自由心证”对人“妄加罪名”，都与“规律”划等号，并以此质疑“规律”。凡此，均背离了“规律”的本来意义。如此一来，他质疑的就已不是“规律”，而是别的什么了。史学研究和法律判案，不从事实出发，不恰恰是违背规律吗？怎么会成为规律之过呢？
所谓“以论带史”，只是强调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而决不是指“从概念出发”。至于“指导”的运用水平，是否流于教条，则另当别论。海德格尔曾谓：“象一切科学一样，历史学作为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实际上时时都‘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这一点毋庸多议。”卡尔·曼海姆则称：“只有根据某些处于经验之后的、本体论的，以及形而上学的判断，根据来源于这些判断的各种期望和假设，这种经验研究程序才能坚持下去（至少就社会科学而言情况是这样）。”这不都是“以论带史”之意吗？虽然此“论”未必指唯物史观。W·H·沃尔什也说：“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得史料成为史学的，是要靠历史学家的思想。”这与元化先生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也灵犀相通。黑格尔也曾反对历史研究关注“大事件的‘小原因’”，“将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让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而提倡挖掘“事件的内在精神”，也即规律性。所有这些，无不在强调“论”的重要性。至于“论从史出”之“论”，则是指与历史事件相应的具体史学结论。即使这种具体结论，也仍然要受更高层次的史学观和世界观的制约，虽然往往以潜在形态存在。
王先生特重“论从史出”，强调“实证研究”，故而很欣赏钱大昕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的原则，并以此批评对“观点”也即“规律”的偏重。但这也是一种误读。实际上，钱氏之论，不是一般史学方法论，而只是经学方法，阐释经典的方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云：“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別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这里只是强调了文字乃义理之依托，和训诂把握义理的重要，实即强调《经籍篡诂》一书的重要性，与史、论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关系了不相关。
何谓“历史”？何谓“实证”？恩格斯指出：“历史”并不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历史的“真正实证”，乃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但鉴于专业兴趣，王先生眼中的“历史”却主要是思想史，“事实”主要是思想文本。然而，脱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以政治关系为灵魂的社会关系，“思想”就成为主观任意和莫名其妙的东西。王先生的高足胡晓明指出：先生“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物却往往不太在意”。其实，王先生的“反思”，恰恰是以他“所看过的经过的”经验作为对象的。问题在于，他似乎过分注重个体直接经验，忽视了整体间接经验。这就他使他失去了真正的“历史”维度。他对“规律”普遍性的怀疑，是否与此有关呢？
虽然王先生原则上主张“史”、“论”各有所当，但实际上却偏重于“史”（思想史）和对“史”的“实证研究”。然而，鉴于九十年代以来，为史学家深为忧虑的，史学研究中日益严重的“细碎化和描述性倾向”，过分推崇实证主义的“碎片化”倾向，当前倡导一下“以论带史”，强调一下探求历史规律，也许还是必要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