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红早就相识，但较起真来，我俩不是朋友。
滚滚红尘中，红爱红的所爱，红的所爱在摄影；我爱我的所爱，我的所爱在纸上。再较真，我也不是红的知己。
但，冬日寒夜，卧在温暖的被窝里，翻看《顾事》的我，禁不住一股股感慨从心底慢慢渗出。何至如此？我自己感到有点奇怪，但在《顾事》中发现，60年代的某年，我和红同年来到这个尘世，我俩同龄。
对摄影作品，外行的我，欣赏得不多。红的作品也不例外。自然我也没有用心去收集专门来欣赏。事靠机缘。几天前，我有事到红的单位去。在别人的办公室发现了《顾事》。见则喜欢，于是询问《顾事》，追到红的办公桌边，与红交谈并索书一册。
红的《顾事》，是个人史，更准确地说，是个人感觉史。《顾事》前的序言这样说道：“他把这些影像摆放在地上，他在那些模糊的影像上，找到了回忆的依据，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这是一条长达二十多年的清晰的印痕。”
个人史不是自顾自怜，在《顾事》，影像更多的是草根百姓生活。说是个人，是因为红的“咔嚓”（相机的拍照声）饱含激素和始终不渝不屈不挠的爱情（其中路上的酸甜苦辣自有红独自品尝）。个人史，其实是个人感觉时代或时代在个人身上的投影。所以我说《顾事》既见红又见时代还见江南。
见时代见江南，红有雄心，“想把每个浪花记清”，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红的《顾事》有取舍（艺术有时不就是取舍吗？！）。不仅当初镜头取舍，而且，现在编《顾事》也取舍。序言中说：“重组和分析过去堆积起来的影像资料。”取舍后，影像的主线更明了。在我看来，《顾事》有两个主调。80年代和90年代。在这里，年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感觉区域。
80年代的《顾事》，给我的感觉，也就一个字：慢。1981年的《甬江口》，一只小船一座塔装点着江山。1987年的《宁波灵桥》，桥面上，几个闲人依桥栏，桥下方，几只小船泊江水。影像的黑白也强化着安静。到了80年代后期，《顾事》里多了些彩色影像。在“慢”中加上了些“动”。于是有了1987年的《宁波保税区广场附近农民抢收早稻》。水稻与高楼，在不太协调中显示着“开放”的气息。
90年代的《顾事》，给我的感觉，也就一个字：躁。《1992年6月7日，镇海股票认购狂潮》，四张照片组成的一组影像彰显着人们急于“向钱看”的新潮。1996年的《北仑区第一位拥有全球通手机的农民——种粮大户林丁友》，蓝天下，海风似乎还吹着打手机人的衣衫，裸露的赤褐色胸膛，仍显示着在太阳底下劳动的痕迹。要说的是，“躁”中还有着“慢”和“新”的旋律。在彩色影像《1998年9月12日第九届省运动会在宁波举行，大型团体操〈之江魂〉在雨中彩排》中，在模糊和清晰影像中，流动的是时代向前的红色潮流。这是“新”的时代旋律。“慢”的旋律有1992年拍于重庆的《弹棉花》。而在影像《1992年2月22日出现在红联渡口的第一位报童》之中，红透过历史空间，还向影像中的女孩发出了人文关怀：“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
慢、动、躁、新，80年代、90年代，就这样从红的镜头前走过。其实，这时代旋律，也从红的心上走过，与红成长成熟的心律合拍。毕竟一代有一代主旋律，个体的人是“逃不脱”的。另外，《顾事》影像里也显示着红对众生的“阶级感情”，这大约和红来自江南民间有关。也正因如此，红的《顾事》影像呈现着鲜活的气息。
红的《顾事》里有红的“印痕”，其实，也有我的“印痕”。除了在心态走势上有相近的轨迹外，我和红还别有相通之处。比如红与老百姓天生亲近。我亦然。究起来，这和性格有关。也许，正因如此，与红同龄的我，就这样与红有了尽在不言中的时代体悟、命运体悟、甚至性格体悟了。
80年代，90年代，是这样走过。在80年代开始懂人生的我和红，也是这样走过。这和生活有关，与艺术无关（本文不论及红的摄影水平——笔者注）。
最后，让我全面介绍红，还有我自己。红是有姓名的摄影者（区别于大人物“著名”和“知名”），红的全名是顾珊红，男性。而我，就是我，一个90年代后期“闯入”江南求生的与红同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男性公民。
同龄相怜。人生前面的路，仍有滚滚红尘。让我对红说：红，你的“顾事”我愿意“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