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死在炎热的夏天，在路上颠簸了近两个月，尽管李斯用了多种防腐办法，可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他还是没法阻止尸体的迅速腐烂。车队抵达九原（今内蒙包头市）时，装载秦始皇遗体的凉车散发出恶臭，随从官员只好在车上装载一百多斤鲍鱼，借鱼的臭味遮饰腐尸的气味。
因此，秦始皇的遗体运达咸阳后，立即就被安排下葬。但是在下葬后期，秦政府做了一件残酷而愚蠢的糗事——把所有知道地宫秘密的工匠全部埋闭在了里面。这件事在刑徒中间引起了恐慌，他们纷纷逃亡，其中有一伙刑徒值得一提，他们的头目叫英布。
英布是六县人，出身平民。小时候，有位怪人给他看相说：“你当在受刑之后称王。”这种心理暗示对英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壮年后，英布犯了法，被判处黥刑。英布愉快地笑着说：“有人给我看相，第二章秦末的风云激荡说我当在受刑之后称王，现在，大概就要应验了。”听他这么说，大家都耍笑他。英布定罪后被押送到骊山服役，在这里他专门与罪犯头目、豪杰来往，算是个有心人。现在，他趁着混乱，带领同伙逃出关中，来到长江之中，做起了职业强盗。这个人后来对刘邦的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
摆在秦政府面前的难题是，与陵墓有关的地面工程并没有全部完工，整陵起丘的工作基本没有做。大量的劳动力被杀或逃亡了，骊山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秦帝国的高层没有办法，只能立即诏令全国的地方政府：还得找人干活！
咸阳找人干活的公文迅速传达到了沛县的县衙中，这愁坏了县令，也愁坏了亭长刘邦。
刘邦虽然有自己朦胧的政治目标，可这个目标过于高大，他当时根本无从着手，所以只能算是一个缥缈的梦。梦代替不了现实。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一场严重的人生危机。
整个沛县的官场都知道，这次朝廷征发民工去骊山干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首先，本县的青壮年刑徒去年都送走了，今年判刑的那点人，根本凑不足人数。要想完成任务，就得征发良民；其二，政府把建筑工匠大规模闭埋而死的消息，让刑徒民工们知道此去犹如送死。让他们去干活还勉强，让他们去送死，他们不会甘心顺应。
但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沛县政府没有丝毫与上级讨价还价的余地。县令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统一思想，发扬啃硬骨头的精神，坚决完成中央政府安排下来的光荣政治任务。
经过全县干部的一致努力——说服、恐吓——咸阳安排下来的人数好歹凑齐了，可新的问题是，派谁押送？
再让刘邦去，他会去吗？
这事刘邦还真犯了合计。他潜意识中也不想去，因为此行困难与危险极大，与上次不能相提并论。这几乎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他明白，这群人把去咸阳视为赴死，其抵触情绪可想而知，如果一旦受到刺激，必会成为亡命之徒，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他如果畏惧不去，无论推托、装病，都势必会影响自己在沛县干部群众中的威信，自己以后真想干点什么大事，谁还会支持？
去，危险重重；不去，生不如死。经过一番困难抉择，刘邦下定决心，去！
沛县的官员们松了一口气，有不怕事的小亭长刘邦顶着，他们解脱了。然而，事情比刘邦想象的要糟糕。他押解着数百名民工刚出沛县不久，就有人开始脱离队伍逃跑；等走出去百多里路时，已经跑掉了许多。刘邦自忖，照这种趋势，等赶到骊山，这些人就跑光了，怎么办呢？他有三种选择，第一，坚决地制止民工逃跑，不惜使用严厉的惩罚手段；第二，睁只眼闭只眼，跑光了再想办法；第三，既然自己制止不了，干脆送个人情，主动把他们放掉。
采取第一个方案，可能会激起民工们的暴力反抗，不仅制止不了他们逃亡，还可能危及自己的性命；采取第二个方案，也是条绝路，人跑没了，政府追究罪责，自己逃脱不掉干系，照样要掉脑袋；采取第三个方案，虽然是绝路，但做了个人情，既然政府与民众注定要得罪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得罪政府比较合算，起码民工们会感激自己。
这一天，他们在丰邑西面一片大沼泽地中的高地上宿营。刘邦故意喝醉酒，深夜，他乘着酒兴把剩余的民工召集起来，说：“你们都逃命去吧，我从此也找个地方躲藏起来。”刘邦之所以故意喝醉，是想给自己留点后路，万一被官府抓住，醉酒也大小算一个自辩的借口。
众人没有一哄而散，有十几个讲义气的人甚至不愿离去，他们表示愿意追随刘邦左右。这对刘邦是个不小的收获，一群人在一起，总比自己一个人好混。刘邦与大家商量，计划领着他们逃到芒砀山落草，大伙慌乱没有主意，表示唯刘邦之命是从。
去芒砀山，是刘邦预想好了的。
芒砀山不很高，主峰海拔只有156米，但名气却是不小。这一带地处黄淮平原，广袤千里，在今豫皖苏鲁四省交接地带，突兀间有十几座小山耸起，它们连绵为一体，环绕出一片方圆十多公里的奇特山地。远望翠色苍郁，雾岚蒸浮，幽深静谧。
这里地处偏远，岩壑纵横，人迹罕至，是个躲藏追捕的好去处。更好的是，这里归砀郡管辖，泗水郡的人如果来追捕，不是很方便。
从一个体制内的小官吏，一夜之间变成了国家通缉的逃犯，刘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了退路。
阴暗的夜晚，想走出茫茫的沼泽地，找准去芒砀山的路径，并非是件容易事。刘邦安排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去前面探路，其余人跟在后面。走了一会儿，在前面探路的人惊恐地跑了回来，报告说：“前面有条大蛇拦在路上，过不去了，还是另找路罢。”刘邦醉意蒙眬，胆子正壮，说：“大丈夫行路，有什么可怕！”他来到队伍前头，亲自领着大家前行。果然，前面的路上横卧着一条巨大的蟒蛇，刘邦嗖地拔出腰下的佩剑，挥剑把大蛇斩成两节。
丰西沼泽离芒砀山不远，刘邦一行很快躲进了山区。官府没有追捕他们，沛县的官员认为，刘邦是不得已而为之，也算替沛县的干部群众受过；只要他自己不回来自投罗网，跑也就跑了，没必要认真。既然县里对这事采取尽量淡化的态度，郡里也就不想认真追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刘邦不从山里出来捣乱，他们也懒得去过问这件事。
不过，沛县政府也不能完全装作无事，样子还须做做，刘邦虽然抓不到，但他的家属还留在家里，那时候讲究诛连，所以就把刘邦的老婆吕雉关进了监狱。吕家与县令关系友好，监狱又属于曹参主管，按道理说吕雉在狱中也受不了什么罪；可是偏偏有个狱卒不识相，对吕雉很不礼貌，这惹恼了他的一个叫任敖的同事，任敖狠狠地揍了那小子一顿，打得那小子几乎伤残。这个小子上告，却根本没人理他。
没过多久，经过萧何等人的疏通与打点，吕雉被保释了出来，没什么事了。
芒砀山物产丰富，刘邦他们本来就自带着干粮，再采点水果，打只野兔，自己动手种点蔬菜，倒也勉强能对付一段时间。
就在他们艰苦度日之时，有一天，山外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刘邦的好友兼连襟樊哙，女的是刘邦的老婆吕雉。这两个人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吃的、用的物品。自此以后他们经常进山，而且其他人的亲戚朋友知道后也主动来给他们送东西，刘邦一伙在芒砀山的生活就这样安顿了下来。
生活虽然没有问题，可是老困在山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刘邦有些郁闷，但是他毫无办法。
转眼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
这年七月，阴雨绵绵，这种天气容易让人情绪不好，刘邦心烦意乱，可是他不知道，在离芒砀山东南方向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人正为碰上这个漫长的阴雨天气而高兴，并为此搞了些小动作。正是这个人，让刘邦脱离了困境。
那个地方叫蕲县大泽乡，今属于安徽宿州市西寺坡乡的地盘，那个暗暗高兴的人名叫陈胜，字涉，阳城人，即今河南省登封市人。
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不认可，因为关于陈胜的家乡在哪里，至今没有定论。
司马迁说，陈胜是阳城人，可阳城具体在什么位置，他没有明说，或者说他也没搞清楚。现在关于陈胜家乡的说法至少有四种，一说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的告成镇，二说在今河南东南部周口市的商水县，三说在今河南南阳市的方城县，四说在今安徽宿县。
首先可以肯定，第四种说法——今安徽宿县之说——几乎等于胡说，秦汉时期根本就没有在此地设置过阳城县，起码是古籍上没有任何记载。倡导此说者的依据有二，一是根据明朝不靠谱的地方志，二是推测陈胜既然带领的戍卒多是今安徽人，他也应该与他们同乡。
第三种说法，即今南阳方城县说，也有些穿凿附会。因为论者的依据仅仅是根据《史记·曹相国世家》的相关记载：“从南攻，与南阳守，战阳城郭东，陷陈（阵），取宛，虏，尽定南阳郡。”可是这里所说的阳城，可能应该称堵阳城。此地在汉朝时置堵阳县，秦朝是否在此地设过阳城县，没有记载。
第一种登封说与第二种商水说，都有道理。
三国时期的学者韦昭和唐代学者司马贞、张守节等赞成“登封说”。司马贞《索引》引韦昭云：“阳城属颍川郡。”位置大致在今天的登封附近。范文澜、吕振羽等采纳此说。
这种说法比较正统，因为根据古籍记载，秦朝确实把阳城县设在登封。但反对者提出三条理由质疑此说，其一，陈胜是楚国人，而登封从未隶属过楚国；其二赵高污蔑李斯时曾说：“楚盗陈胜等，皆是丞相傍县之子。”李斯是上蔡人，登封离上蔡较远；其三陈胜在陈县（今河南淮阳）有许多朋友，且他定都陈县后，他的岳父及许多老乡都去看他，如果家乡离陈县较远，在秦朝的控制区内，估计他们很难自由来往。
在这三条反对的理由中，第一条站不住脚，史籍上没有明确说陈胜是楚国人，只是说朝廷称他为“楚盗”；而他建立的政权又叫“张楚国”，而没有叫“张韩国”。然而，这完全可以做其他解释，第一，“楚盗”只是说他是在楚国的故地上为盗；第二，他建立张楚国，是认为他是在楚地且主要带领楚国人反叛，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只能如此。
但是，其他两条反对理由，却非常有力。
因此，现在很多人都认同第二种说法，即陈胜为今河南商水县人——今商水县与上蔡相邻，离淮阳（陈县）也很近，而且属于楚国故地。
但此说也存有弱点，即没有明确的史籍记载，说在秦朝时今商水县附近曾有个阳城县。此处有阳城的记载见于汉宣帝时期，当时朝廷在这里设有一个侯国，名叫阳城，仅此而已。
综合上述，我这里只好采用传统的说法，姑且称陈胜为今河南登封人。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一个河南人千里迢迢跑到人家安徽的地盘上搞小动作，多少有点令人感到奇怪。
事情的原委大致这样：帝国的军方计划征发九百名新兵去北方的渔阳戍边，这渔阳就在今北京市的密云一带，那时算是与匈奴斗争的前线。
这批新兵由两名尉级军官带队，还有两名屯长协助他们工作。这两名中级军官的名字没有留下来，可他们的下级——两名屯长的名字却留了下来，他们其中的一个就是陈胜，另一个名叫吴广。吴广与陈胜有私交，他的籍贯在阳夏，即今河南太康县。
这群人为什么从河南来到了安徽宿州？这是一个谜团，或许可以这样推测：第一，这些新兵不是在今河南地区征的，他们应该来自今安徽、江苏地区，甚至江浙一带。因为如果他们是在今河南地区征发的，那么他们应该直接北上，没有必要向东绕一个老大的圈子，跑到大泽乡；第二，这些人是在今河南地区征发的，他们东行是因为本来要到海边某地驻防，临时接到命令，又改道北上去渔阳；第三，他们是想赶到泗水边，坐船走水路北上。
综合分析，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即陈胜、吴广根本不是这群新兵中的一员，他们是现役的低级军官，因为精明强干，被上级领导看中，临时借调来协助带队。
陈胜起义之初班底构成人员的籍贯，也可证实这一点。当时，从这九百戍卒中脱颖而出了数位优秀的将领，他们的家乡都在今安徽的地盘上，例如邓宗为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葛婴为符离（今安徽宿州）人，宋留与伍徐为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吕臣为新阳（今安徽太和）人。
陈胜这个人虽然出身农民，但自小就有野心，且毫不掩饰。他曾给地主家打工，有一次在田边休息，怅恨自己命运不济，对伙伴们说：
“将来不管谁富贵了，可不能忘记老朋友。”大伙听了他这没头没脑的话感到可笑，说：“你给人家耕田种地，哪来机会富贵？”陈胜叹口气说：“唉，燕雀怎么会懂得鸿雁的志向呢！”
大家需记住这一节，因为陈胜真的富贵后，实际做得很差劲儿。
陈胜总想找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7月的大雨天帮了他的忙。这场不肯停歇的雨冲淹了道路，使戍卒队伍无法前行。换句话说，他们被牢牢困住了，估计不可能如期赶到防地。
这本不算什么。按照帝国的法律，戍卒误期赶不到驻防地，要接受惩罚，一般罪不至死；如果因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误期，经过核实，还可以免除惩罚。陈胜知道这条律令，戍卒们本来也很清楚，但此前咸阳宫廷里的一个阴谋，却让这条律令在大家的头脑中模糊了起来。陈胜计划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